微解封的某個大晴天，室友載著我騎在台11線上，轉進小巷朝都蘭山開去。距離台11不過短短一兩分鐘的距離，我的手機訊號就如同看不見的太平洋消失在熱帶叢林中。
房屋主人準備烤肉食材的期間，讓我們在YouTube看了一支教導「高士基舞」（Kaosikii dance）的影片，似是瑜伽的一種，整套動作看起來像是用人體模擬植物萌芽的過程。
不愧是都蘭國，除了阿美族的傳統領域，這裡吸引了許多各種文化背景的移居者，赤腳的嬉皮和衝浪客、厭倦城市生活的藝術工作者、對聲音敏感的DJ、西方人開的披薩店……乍看有如鄉村版的租界。我肢體不協調地跳著這套宣稱能讓你硬朗工作到90歲的高士基舞，一邊想著：像我這種已經被城鎮生活寵壞的人是不可能來都蘭的樹林裡墾荒的。
我習以為常的生活狀態是在澳洲居住的時候被寵出來的，如果不是去了澳洲，我也不會選擇來臺東。我住在臺東市的「蛋黃區」，超市、早餐店、診所、銀行、郵局都在方圓500公尺內，這裡是早期平地漢人最初的居住地，距離作為曾經的臺東港口，現為海濱公園的觀光景點只有五分鐘路程。
澳洲北領地的首府叫做達爾文（Darwin），顧名思義，就是那位因為提出演化論的《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一書留名青史的英國生物學家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此地是當年由掌舵的船長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但直到1869年，這裡的定居者都還只有135人（顯然當時的統治階級對於調查原住民人口的興趣或能力都有限）。
當地人口突飛猛進的成長始於19世紀末的淘金熱潮，吸引大批華人前來開墾，逐漸形成今日達爾文舊市區的模樣，也就是說，兩年前的我其實就住在中國城內。
然而，除了那座「中國廟」和寫著「唐人街」三個大字的一棟現代化停車場，這裡什麼中國元素都沒有，1970年代的一個崔西颱風摧毀了整個市區，作為近30年重新建設起的新城市，這裡更像鄉村版的新加坡，二戰後前仆後繼的移民改變了人口組成，希臘風的建築跟飲食成為達爾文的文化主流 1 與叻沙麵（Larksa）競相抗衡，他們向華人地主買下颱風摧毀後的市區土地，成為幾個地產業霸主。我住在一棟轉角的老房子裡，地主是希臘家族，房子是第一代華人移民親手蓋的，原本的拆除工程一直延宕，以至於到現在都還在臉書社團試圖出租，但被成群的網友奚落是鬼屋。
從達爾文的CBD鳥瞰，前方有紅色拱頂的白色建築是希臘東正教教堂。圖／宋艾凌攝影
這裡文化豐富但不成旋律，36度高溫下穿著西裝窄裙的白人上班族和路邊或坐或臥對著行人叫囂的澳洲原住民混淆了我的視聽 2，始於2004年的臺澳打工旅遊簽證，導致幾乎每家店都可以找到一、兩個臺灣員工。
原住民的藝術作品被官方的旅遊機構和商業藝廊大肆推銷，在我看來有種為歷史贖罪的情懷，而賴在藝品店門外乞討要菸的那位原住民大哥顯然不是裡面的藝術家，有些商店甚至禁止他們進入，我曾因為這些街頭風景感到十分憂鬱。而某天夜晚的戶外餐館，當我喝斥某個態度惡劣的原住民街友、不該用羞辱白人的語言打擾我跟男友用餐，我心中有些叫做寬容的東西也重新歸零。
對從事公職、教職、新聞業、社會福利或藝文產業的人來說，去內陸的原住民部落工作會是履歷上很漂亮的一筆紀錄。幾乎每隔一小時才來一班的公車是狀況劇大魔王，警車總是跟在後面，如果你不介意氣味和可能發生的對罵，並且有自我防禦或逃之夭夭的能力，達爾文的公車是社會觀察的好地方，我個人喜歡坐在穆斯林或菲律賓女性旁邊，那是安全的選擇。
這個距離亞洲比任何澳洲大城市都還要近的港口，是二戰期間唯一被日軍轟炸的澳洲城市，至今作為戰略基地仍有來自美國、新加坡、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地的駐軍。國際性軍演和季節性靠岸的豪華郵輪影響著休閒娛樂產業，連帶藝術活動也不免作為觀光的一顆棋子，各色文化慶典均在乾季 3 舉行。
在達爾文的第二年，我加入了無論是工作室的租金或會員費都比臺灣便宜的視覺藝術家協會，這是一個常常感覺很邊緣的組織，雖然也拿政府的補助款，但好像角色總不如觀光資源較高的表演藝術類或舉辦藝文活動的機構。會員們也非常年長，有次參加年度檢討會，竟然只有四個人參加，最年輕、英文也最爛的我只好負責把他們簡單準備的地中海式點心全部嗑光。
因為參與提供給會員的活動和工作機會，認識了兩位名喚Alison的朋友。來自英國的Alison是生物學家，她因為太會念書、唸到了牛津大學，在南太平洋的另一座小島上工作時認識了現在的丈夫，為愛嫁來達爾文卻被當地的口音和地獄式的幽默感嚇壞，以為自己被霸凌。另一位Alison則是協會的行政主管，是偶而會開地獄式玩笑的大姐，但我很喜歡這種血淋淋的幽默，就好像臺語中明明可以好好地說切鳳梨，卻偏要用「刣」（殺）的一樣。
2018年的達爾文藝穗節（Darwin Fringe Festival）第一次辦了藝術書市集，當然是在草地上舉行，全員坐在地上，書表現得很棒，都沒有被風吹走。 圖／宋艾凌攝影
我第一次賣出的作品是一本手工書《在街上打我》，買家是藝術家兼律師Koullar，擁有澳洲原住民跟希臘裔身分的她，翻閱著各種人打人、人被打的圖，似乎看懂我的恐懼：「我是靠刑事案件賺錢的刑事律師，這些東西是我多年來的現實。每年的第一天我會去最常出事的街上禱告，希望今年的生意也順順利利。」
在協會認識的一些大姐，撫慰了我心中許多的困惑：關於人會在價值觀的殘酷碰撞中生存下來，創作行為像在不和諧音當中尋找休止符。回想起來心中各種感謝，然而這些可能都沒有比我在達爾文第一個禮拜認識的人來得影響深遠。在達爾文的第一個禮拜認識了兩個重要的人，一個是現在的男友Nico，另一個是David，滑板店老闆兼藝廊老闆兼塗鴉藝術家兼兩個孩子的爸。2016年，當我屁顛屁顛地帶著自己出的書《療傷用著色本》跑到他的藝廊參加小誌活動，完全沒意識到，這一步不但會換到免費的三晚住宿，還給了我認識後來在臺東室友的機會。
習以為常的達爾文市區街景，旅遊介紹不會說，目睹時覺得拿相機拍不道德，只好畫下來。圖／宋艾凌繪圖
在臺東的房子是跟男友雲端連線一起找到的，明明是在市區，頂樓卻偶而有鳥從鐵皮的縫隙溜進來。臺東跟達爾文很像，空軍飛過去的聲音很像、生活的節奏也很像，但這裡通常不會有人隨意躺在地上，酒醉的人也少一點。
這裡的樣子延續著我在澳洲建立的家的概念。唯一不同的是，我需要找一名室友來分房租。我在臉書上把租房資訊傳給一些正在社團中求租的人。一陣子後，應友人之邀跑去臺東同志嘉年華看表演，來了一組叫做「古氏姐妹」的歌手，我傻傻地看過去，發現姊姊就是其中一個收到我訊息的網友，於是在表演結束後鼓起勇氣上前搭訕。
認識的初期，我們覺得除了直覺之外，需要有一些實質的交流好證明我們適合住在一起，然而沒有共同朋友，彼此唯一的交集是一位音樂製作人James，James是David的朋友，他曾經到臺灣跟室友一家「小芳家族」相談過合作，同時也是那年達爾文藝穗節（Darwin Fringe Festival）的表演者之一，我則因爲David的間接牽線剛好畫了藝穗節的主視覺。於是，因為機緣與巧合，從達爾文開始形成的人際網持續至今，如同你在第一段所讀到的，她成為了會帶我到處跑來跑去的室友。
小芳家族是室友一家人組成的合唱團，是媽媽加上五個女兒的組合，表演歌曲以布農古調為主。古式姐妹是由大姐跟二姐組成的女子雙人組，雖然是專門翻唱的組合，但每次上台都有清晰的「策展」概念，我最喜歡的是有次他們以「顏色」作為主題，唱了一系列他們認為分別詮釋出特定顏色的歌曲。
最初成團只是希望能在爸爸過世後，家人們能常有藉口聚一聚，而且是個好玩的藉口，或許因為成立樂團不是為了促成什麼藝術成就，很大一部分是在感受、磨合親情之間對於音律跟節拍的默契，表演不過就是把生活的一部分搬到台上。我經常戲稱，「如果你對自己靈魂的潔淨度不滿意，可以去聽聽小芳家族和古式姐妹。」
小芳家族曾在2020年的「空總音樂綠洲：東岸音浪」中演出。圖©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去年夏天，鐵花村音樂聚落的領薪村民們正在彩繪拍攝ＭＶ要用的背板。 圖／村民古水靈提供
2021年5月，因為室友的牽線，我有了在鐵花村音樂聚落駐村的機會，與其說這是一間隸屬在臺灣好基金會下的部門，倒更像個有配薪水的社團（員工不乏曾經的高中吉他社長），上班可喝酒，工作效率輕鬆但態度嚴謹，按照鐵花村音樂總監的說法：鐵花村是內閣制。雖然沒有很懂內閣制的意思，但被餵了幾次酒後我就覺得不重要了。在這裡我度過了交際豐富的一個月，雖然曾經很困惑：到底一個賣酒的音樂表演場地找視覺藝術的人來駐村做什麼？但這真的不是我該煩惱的事，因為前一檔來的駐村藝術家是理髮師。
威利是前一檔的藝術家，手巧的他平常在髮廊上班，其他的時間廣泛涉略各種與文化符碼相關的活動，頭髮作為材質只是他創作世界的其中一扇窗，身為魯凱跟阿美族的孩子，除了喜愛各種原住民手工藝製作、穿梭深夜練歌坊 4、偶而研究風水玉石、還在廟會陣頭打「森巴鼓」。隸屬金龍宮 5 的森巴鼓隊來自於威利高中時參加的一個原民舞團「高山舞集」，結合原民表演形式的發想起於教導森巴鼓的外國老師，舞團成員中有許多金龍宮的信徒，剛好每年都會參加臺東市每年元宵節的盛大活動「炸寒單」，森巴鼓順水推舟成為金龍宮陣頭的招牌大戲。
對威利來說，就是一整年都會很忙的意思：觀光季的時候表演「原民服版森巴鼓」，元宵時改跳「金龍宮運動服版森巴鼓」，平常吃麵吃到一半突然被叫去幫老闆（神明）慶生也是常有的事。既然廟會藝陣本身就是一場熱鬧的美學衝突，去年威利突發奇想，提議讓鼓隊改穿日本浴衣，期待透過陣頭的實踐嘗試讓表演長出一些新芽，「為了不讓大家太聚焦於文化正確性的討論上，我還特地選了相當不正統的日式和服……裡頭搭配金龍宮的運動褲。」
曾去過澳洲、現任職鐵花村的千瑜說：「你看那些色彩豔麗的族服，其實就不是原始的東西，臺灣的大自然弄不出這些顏色，人類過往的文化交流或許比我們想像中的更密切。」
混搭是一件好玩的事，但誤用是禁忌。我避看臺灣官員穿錯誤的傳統服裝跳牽手舞的畫面，也對白人記者身著澳洲原民手工飾品報導「被偷走的一代」感到不安，然而沒有真正精準的事，有時挪用為了開心、有時折衷為了方便，感官人人都有，但不是每個人都是文化學者。
小芳家族的二姐Ibu在去年結婚了，曾經仔細做過族群研究的她決定自己的訂婚宴要遵照傳統布農族習俗舉行，然而此決定卻挑起親戚間的紛爭，大家對於何謂正統各說各話，因應漢人文化入侵後而形成的習俗至少使用兩代以上，某種程度上已被視為正統，然而新娘想做的是復興漢人文化影響前的那套做法，這其中包括了母親小芳也認可的「直到訂婚前夕都不可透露喜訊」的傳統做法。
如此「低調為優」的習俗也與排灣族的新郎方「盛大為尊」的觀念有巨大的認知落差。結婚前夕，我聽著室友與姐妹們討論究竟哪些是所謂臺灣婚禮約定俗成的做法，Ibu突然冒出一句：「艾凌，你覺得呢？是不是『通常』都是這樣？」在這沒有定論的時刻，對於都信上帝的雙方家屬來說，漢人文化在這裡扮演最剛好的角色或許是文字和包紅包的習俗。
Ibu的婚宴最後在糖廠倉庫華麗舉行了，依據登台表演的樂團陣仗，約略是門票6,000元起跳的一場盛大演唱會。在我看來她前前後後為了婚禮一事所下的功夫值得寫成一本《多元文化婚禮教戰：快速上手》。
舊的東西會消失，新的東西會長出來，新的東西不常拿出來用的話，也會變成舊的、然後凋謝，但終究又會長出更新的東西，久了大家也就習以為常，而人或許會在價值觀的碰撞中生存下來，用成語來說叫做「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