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創作的起源，我想大概來自家庭，來自一種莫名的鼓舞。最小的時候，因為住在偏鄉，資源匱乏，我想要擁有喜愛的動漫人物玩具，但偏鄉根本沒有精緻的模型玩具店，只有盜版戰鬥陀螺。就算有那些精緻模型，也沒有錢買⸺每天幫阿嬤按摩，頂多換來十塊臺幣，一隻模型卻要五、六百塊起跳，每天要吃的科學麵就要八塊，每天只會剩下兩塊，怎麼也存不到。

所以我只能畫下來。《七龍珠》、《海賊王》、《火影忍者》、《北斗神拳》，這些我得不到的角色，我一個一個畫下來，這是我最初的創作動機。某次在幼稚園班上，老師要我們畫「家庭」主題的畫，我偷偷把媽媽跟爸爸畫了下來，那是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當時的我早已與父母分離，六歲那年父母離婚，我被迫從原本靠近母親住所的桃園，送到嘉義偏鄉，由奶奶照顧。可我嚮往的，是爸媽都在一起的家。奶奶說，爸爸要工作不能照顧你，媽媽是騙子，愛錢所以跟別人跑了。叫我不要聯絡媽媽。小時候的夢想，就是家庭團圓；兒時的眼睛都有一層日式電影柔焦鏡，總覺得我爸媽是全世界最帥最美的人。

那是我當時得不到的家庭模樣，所以我沒有畫嘉義的奶奶家，而是畫下記憶中爸媽還在我身邊、遠得要命的桃園。我曾想過離家出走，徒步從嘉義走到桃園。我與哥哥阿賢策劃了一場離家出走，帶著餅乾、會發光的玩具武士刀與一瓶啤酒，裝進黃紅色混搭、印有國小名稱的書包。這場計畫在我睡意太強、半夜起不來後宣告失敗。而那個記憶中桃園的幸福的家，被我畫成一棟三角形的房子，前面有一大片草原⸺後來回去看才發現，那其實是一棟正方形的現代建築，房子前方只是一條狹小的柏油路。

左為哥哥阿賢兒時、右為我阿邦兒時。圖片／蔡定邦提供

完成那幅「三角形的家」交作業，老師特別把我叫過去，把畫高高舉起，向全班誇獎一番，說定邦的畫非常好，請大家多多學習。我很驚訝，原以為自己要被罵⸺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擅長畫畫，畫畫對我而言很單純，就是為了獲得我得不到的事物。後來我跟奶奶說，我很會畫畫，以後要跟畢卡索一樣，一幅畫要賣好幾億。奶奶說，很棒。

從那之後，我的繪畫不再單純。它不再只是我想要的事物本身，而漸漸往一個更加功利的方向發展：因為被誇獎，我想要被更多人誇獎，所以要畫更多、畫得更好。

畫畫的過程開始介於享受與痛苦之間。我常常畫完一張臉，就沒了興致，要我完成整幅畫的結構，我會更想先去玩《楓之谷》。我常被老師罵太可惜，一幅畫總是畫到一半。而我就這樣一直輸給哥哥阿賢⸺他是我繪畫創作上的勁敵，一個能把畫面結構畫得非常完整的人。他平時常常一連玩14個小時《楓之谷》，卻能信手拈來就畫出大作；我則定期參加鄉間廟會辦的兒童寫生課，仍贏不過他隨筆畫出的整個畫面。他的畫往往有個主軸：大笑劍客，戴著墨鏡，穿武士服，永遠冷酷地大笑，四處斬殺敵人，帶著敘事布滿整個畫面。他總能拿到縣市級的獎，而我只能拿到校內優選，連第一名都沒有。我小時候那個小小的火苗，就在那時被點燃⸺要在藝術造詣上擊敗阿賢。

12歲那年，父親因飲酒過量，肝癌逝世，我與阿賢終於一起被送回母親身邊，這時候的母親有第二任男友，育有同母異父的弟妹，圓了團聚的夢，卻中斷了學業。母親為了逃離有家暴傾向的男友，在某個半夜把我與兄弟姐妹搖醒，說要帶我們去澎湖玩。我們半睡半醒到了機場，打開機票才知道，那是飛往越南胡志明市的班機。我很開心，因為不用讀書了；阿賢卻哭了，他說好不容易交到的朋友，是不是就這樣再也見不到了。就像英雄旅程，被迫進入黑色的歷險世界，從此開啟到處奔波的日子，直至今日也尚未走至白色的平凡世界。

從那之後，我們荒廢了正規學業，去上麥劍雄華文中心，那是給胡志明市當地華僑的補習班，裡頭也教繪畫。後來我和哥哥被送到二舅經營的仿畫畫廊，店內牆面約有四公尺高，滿滿是畢卡索、梵谷和達文西的仿畫，古典與現代混雜交錯著放，沒有任何策展規劃的鋪滿牆面。沙發被兩隻貓抓得破爛不堪。那裡沒有私人空間，客廳便是我們一起睡、一起吃飯的地方。為了新鮮感，我們有時睡沙發，有時睡地板，常有可愛的小老鼠跑過⸺虎斑貓會把老鼠分屍，賓士貓卻怕老鼠比老鼠怕牠更甚，恨不得趕快逃走。賓士貓天生少了許多鬍鬚，據說少了鬍鬚的貓平衡感不好，後來牠從窗外摔出去，就再也不見蹤影。

起初，我們認真跟畫師學技法。我畫了劉備與關公的肖像，阿賢則繼續他宏大的武俠創作。

畫師點評我畫得不錯，評阿賢卻說，這傢伙有天賦。我心裡的嫉妒又再次升起。後來畫師不再讓我們碰油畫，因為亞麻布與油畫顏料太貴。阿賢從此不再畫畫，我則改用蠟筆，一樣畫關公、張飛與呂布的頭像。畫師們念叨說這個形式已經學會了，該換別的，但我始終懶得畫人像以外的東西。

阿賢每天在盜版網站上看電影，我也開始跟著看。我們愛看好萊塢片：《機器戰警》、《大白鯊》、《異形》，再到港片徐克、吳宇森和周星馳。直到某天，阿賢說要推薦一部非常好看的電影，播了王家衛的《東邪西毒》，我看到快睡著，問他到底看了什麼爛片。阿賢靜靜地說，他感覺有一種「電影感」，我壓抑浪費兩小時看電影的憤怒，內心有種預感，覺得他是個深不可測的天才，他覺得好看，一定有他的道理，只是我還沒捉摸到。那時他14歲，我13歲。我一直到18歲才看懂《一代宗師》，20歲才愛上《春光乍洩》。

我15歲那年，母親在越南創業失敗，我對她由愛轉恨。她那時因不斷追逐生存，情緒起伏很大。她在越南開了一家餐廳，我與阿賢偶爾去店裡幫忙。休息吃飯時，我拿了一瓶可樂配飯，母親見狀把我拉到一旁，賞了我一巴掌：「誰准你喝可樂？可樂多少錢你知道嗎？」我當下有個強烈的念頭：不要再愛媽媽了，一輩子都不要再愛。

左為我阿邦，右為阿邦母親。攝影／蔡定邦

後來母親帶著在越南新認識的臺灣男友（成為現在的繼父）回臺灣工作，母親做起按摩店兼職。我與阿賢回到臺灣當童工，在早餐店工作到下午兩點就結束，剩下大把時間耍廢，每天無所事事。阿賢迷上金庸、張愛玲、魯迅等中國文學，我卻讀不下書，翻兩頁就會失神，只愛看可視覺化的東西，電影成了我每天必看的行程。看《陽光燦爛的日子》時我還不太懂，卻莫名被吸引⸺這就是阿賢說的「電影感」嗎？我開始看臺灣電影新浪潮，《一一》、《戀戀風塵》，其中影響我最深的是《悲情城市》。侯孝賢導演在片中特別善用畫外音，打鬥、砍殺的畫面全是聲音而非畫面，我只能透過想像去理解。當我想像時，反而更靠近某種真實――那部片勾起了我過去的回憶。母親的第二任男友是黑道，與母親的黑道男友同住期間，他經常半夜賭博，屋裡會傳出打架的聲音。他們打鬥時，我在樓上聽著，我住的二樓的地板很薄，會有4D電影院的震動效果，我恐慌地拿著掃把躲在門後，直到聲音逐漸消失。等我走下樓，看見電視被熱水潑過的痕跡，地板上是一點一點的鮮血，門邊散著幾片碎玻璃。我從沒看過真正的鬥毆畫面，它永遠停留在我的想像之中。

迷上電影後，我覺得那才是能說出我想說的故事的方式，也漸漸膩了畫畫⸺總覺得要畫滿整個畫面很煩，電影應該容易得多，動動嘴、按下錄影鍵就能得到畫面。於是我開啟了電影之路，上網查詢哪裡有電影課，找到輔仁大學的電影社。一開始我以為自己已經看過很多厲害又晦澀的片，帶著一股傲氣加入社團討論。而當大家在放柏格曼、高達、塔可夫斯基，討論存在主義、馬克思、消費批判時，我卻聽不懂那些艱澀的詞彙，難過自己原來是井底之蛙。學長說，要看懂這些片，你要先懂哲學、心理學。於是我開始去旁聽大學課程，上網查課表，登門拜訪老師詢問能否旁聽，大部分老師都有答應。

旁聽的日子，跑到世新、政大、臺大旁聽，也結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互相拍片，參加電影節夏令營。我17歲那年拍了人生第一支短片，但那其實整體是由副導演在導⸺沒有團體經驗的我，指導起來沒有說服力，大家覺得我是個怪人，常在不對的時間點插手，最後沒人願意聽我的。

結束這次拍攝後，我一怒之下，決定要拍一部完全屬於自己的短片。寫好劇本，跟母親和親友借了八萬塊，親友罵我是敗家子，小小年紀就會借錢。我找了20位朋友一起幫忙，拍了五天。好在這次我沒有被換掉。拍完那刻我非常滿意，那是一部講自己性焦慮成長歷程的故事，融合了各種自以為高尚的理論，將佛洛伊德所說的性壓抑轉化為創作。我以為能拿坎城，沒有坎城也有金馬，沒有金馬也有臺北電影節，陸續投稿，結果一個都沒中。後來我反省，是自己太過愛電影，把它神聖化了，鏡頭質感一定要像侯孝賢那樣緩慢悠長，要像蔡明亮一樣安靜、留有巨大的想像空間，過度沉溺於自己的內在感受，以為越往內走越有普遍性。結果沒有人看得懂我的作品；而那種晦澀難懂，大導演們玩得比誰都厲害，我不過是廉價的複製品。

那年我19歲，退伍後不知道要做什麼，偶然看見石內都的攝影作品，深受震撼：她拍攝母親的遺物，口紅、衣物，鏡頭語言簡單，卻留下巨大的想像空間，拍母親，卻沒拍到母親本人，透過缺席讓人重新觀看與思考這個人。也許身邊的人，就是很多靈感的來源？那陣子我鬱鬱不得志，於是放下電影，回到越南，母親成了我第一個拍攝的對象。起初母親不太習慣，問我為何要拍這些，但她從小對我有種莫名的執著，相信我會成功，所以也相信我的拍攝。有次給她看照片，她笑著說，搞藝術的都這樣，專門把人拍醜，我喜歡被拍得漂漂亮亮，你卻把我拍得跟阿婆一樣。我說拍這個我得獎了，作品可以賣幾千萬，母親聽到開心的繼續被我拍攝。

我嘗試過各種拍法：街拍、人像、風景，但期間正好碰上疫情，我不知道該做什麼，只能一直拍家庭，拍我跟母親、繼父、弟妹，被關在房間裡的日子。他們漸漸習慣相機的存在，幾乎有我就會有相機；弟弟妹妹長大後更在意自己的形象，開始不願被拍；爸媽卻已經把相機當成空氣。越南的家庭空間相對公開，很多家人睡在一起，客廳總是潔白寬敞，打地鋪就能全家睡一起，也因此我能拍到爸媽更親密的樣子，或是有時聽到他們吵架，我會衝過去拍。到後來他們對我的拍攝有了默契，吵鬧聲太大時，他們會說，等一下阿邦要過來拍了。

左為繼父、右為母親。攝影／蔡定邦

疫情總算結束，我帶著這組拍攝爸媽的作品回到臺灣，正好碰上臺南的攝影交流活動 「Photo Go」，我把拍攝母親與繼父的作品命名為《母親父親》。作品交流時，我獲得了許久未有的肯定⸺那些我曾渴望的誇獎都回來了。觀眾與老師們說，這是難得一見的視角，很少有人能拍到家人如此親近的畫面。我當時很疑惑：原來家庭是這麼難拍的一件事嗎？其中一位老師跟我說，他覺得那些畫面很難得，但同時也覺得我很殘酷，為什麼我按得下快門？這個問題一直纏繞著我。也許正是因為疏離？我們從小不斷奔波離散又重逢，在家庭關係裡有一種微妙的依賴與交織：既需要獲得家庭認可，又想保有獨立。長大後的我，從不曾因為離開家庭而難過，反而覺得是種解脫。也許正是這種解脫與疏離，讓我得以按下那個殘酷的快門。

母親說，整個家裡最願意傾聽、理解她的孩子，就是我。聽完這話我不敢說，很多時候我更願意靠近她，其實是為了寫文字或創作。常常是在準備出版書籍或展覽、需要更多素材時，我才會打電話回去詢問她的人生。

由於持續待在臺灣，我暫時停下這個計畫，正好與阿賢重逢。過去我在越南三年間，阿賢幾乎沒與家人聯絡，我們斷了聯繫三年之久，斷聯前的最後一次見面，他拉著我去看《新橋戀人》重映，他說他看了兩遍，一定要我也去看一次⸺真的非常好看。他淡淡跟我說了句「保重」，我們就這樣斷了三年。

阿邦和阿賢一起抽煙時。攝影／蔡定邦

重逢後我們仍一起看電影，去網咖打遊戲。我問他最近有沒有在創作，他說沒有，最近在做焊接的技工。我心裡暗自竊喜，覺得自己終於在創作這件事上贏過了阿賢。後來他上班途中發生車禍，打滑摔倒，膝蓋擦傷，住院四天，拜託我到他房間拿藥，電話一直打來。我很疑惑，一般感冒藥不是等出院再吃就好了嗎？到了他的住所，發現房間非常混亂，幾乎沒有路可以走。我拿起他說的那袋藥，一個紅白透明塑膠袋，本以為是垃圾，打開後才發現裡面滿滿的藥，一疊一疊：抗憂鬱、思覺失調、白斑症、安眠藥。我才驚覺，這三年，我們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我當下的直覺是，這是一個很好的創作題材，用互相對照的老照片，慢慢呈現我們從小到大走出不一樣的人生。家庭相簿裡的老照片，一直是我重要的素材，我始終覺得，老照片裡的情緒是藏不住的。我與阿賢留在嘉義的童年照片，就有明顯差異：畢業典禮的照片裡，我在笑，他沒有笑。也許小時候就早有端倪，儘管我們常被說長得很像，也常被認錯彼此。

這個作品《本是同根生》後來在國家攝影文化中心與書盒子合辦的工作坊中，在李俐亞老師的協助下，開始思考書籍的開本及翻頁方式，於工作坊逐漸發展出雙開書籍形式的實踐。這時阿賢已回到越南與媽媽同住。當我做出樣書，帶回越南給他看時，內心很忐忑⸺我該給他看嗎？但基於倫理，我還是硬著頭皮給他看了。他看完，說很有電影感，沒有問我為什麼要放那些殘忍脆弱的照片，反而給了非常客觀、像導演一樣的建議，說也許可以放一些更暴力的畫面，張力會更強。那一刻我心裡只浮出一個念頭：阿賢還是我心目中那位強大的藝術家。也讓我開始想：那種不同於大多數人的狀態，該被劃分為疾病嗎？還是那只是人多元的一種面向？

這本書入選了巴黎的攝影書獎。飛去巴黎的機票太貴，我原本沒打算去。在越南的阿賢得知消息，私訊問我要不要用他做焊接存下的錢買機票。我連忙拒絕，那是他辛苦賺來的錢，我其實也有存款，只是捨不得花。阿賢說他有預感，不知道為什麼，覺得我會得獎，一定要去。因為他的鼓舞，我最後自費飛去巴黎，結果也真的得到獎項，我在當地傳得獎消息給他，他說我早就知道會得。

得獎後開始有許多邀約，一間藝廊邀請我辦個展。策展人長椅小姐給我一個功課：每天問阿賢一個問題。當我問到，你為什麼願意成為我拍攝的對象？阿賢說：偶爾想到，可以回頭看看自己多頹廢。

阿邦在鄉下家裡的廁所透過鏡頭反拍攝阿賢。攝影／蔡定邦

與阿賢的創作告一段落後，我想重新拍攝媽媽的作品。

去年底，我拿到教育部的青年百億補助計畫，得以沒有顧慮地回去創作半年，離開原本打工的咖啡廳。過去拍母親的企劃，是從一個很遠的視角觀看她⸺我想拍她如何翻轉家庭的權力關係，打破「越南新娘」被歧視、被壓迫的刻板印象。母親早期確實受過這樣的對待，直到2017年回越南投資房產，成了小康的包租婆，繼父成了男主內、媽媽成了女主外。這次回去，我把視角轉了個方向，想重新理解媽媽，我發現自己過去太過客觀地看待她了。我想透過家庭相簿、歷史檔案和報紙，重新梳理她為何變成現在的樣子。當然這也是觀眾給我的建議，他們說我的作品缺了一個「兒子」的視角，我才意識到自己有多疏遠。

拍攝她的過程中，我重新挖出她年輕時的照片：不合身的西裝，閃亮中帶點洋氣。她的出生正好經歷改革開放⸺母親的整個生命，剛好穿越了無數大歷史的變動。1976年出生的她，正是越戰結束後一年，懷胎時外婆吃了兩顆墮胎藥都沒能墮成，母親形容自己就像孫悟空從石頭裡硬生生蹦出來的。她的生命緊接著邊境戰爭、改革開放、女性勞動改革，直到1996年成為越南新娘，嫁到臺灣。

翻著母親的舊照片，我才發覺自己其實從未把她當作一個女性來看待。她過去追求的美，在照片裡清楚可見；嫁到臺灣後，那種西洋風格的美卻消失了。她說嫁來臺灣後，有什麼穿什麼，不再在意打扮，就是個土氣的婦女，直到今年50歲，才重新願意穿得豔麗。

拍攝母親的過程依然難受，我每日接收到的訊息是她說要如何把自己裝扮得漂亮，拍有錢人的馬屁，才會跟著有錢，要跟上層的人你才會往上爬，跟下層的朋友，只會把你拉下去。在拍攝半年期間，一間母親於河內經營的店面，已經改建過三個模樣，起初作為朋友聚會場所，變成咖啡廳，又變成按摩店，再來變成酒吧，無時無刻在為了更好的機會去調整。

我按下快門時，母親常說她其實一點都不喜歡被拍——穿著睡衣睡褲也拍。但當她得知我能靠政府補助進行創作後，反而更樂意成為我的被攝者。因為我可以靠此維生，這變相成了一種利益與交換關係，而我卻在這種交換裡，感受到一種久違的母愛。母親因為認為我能靠拍她過活，某種程度上成為演員的存在。

我鼓起勇氣跟母親說了展覽與書籍會呈現的方式。我說，媽，你知道什麼樣的作品最能打動人嗎？是把人最好的一面和最壞的一面都拍出來，這才展現得出人性，人喜歡看最真實的東西。母親回答，哦好，很好，你拍我，如果有有錢人問，記得幫我說我是做房地產的，讓人來投資。

左為母親，右為我阿邦，透過鏡子反射拍下我與母親。攝影／蔡定邦

我驚覺，恰恰是我最厭惡的、母親那種商人性格與利益化的思考方式，才成就了我可以拍攝她的理由。而我，難道不也是用一種利益化的角度在觀看她⸺為了創作最大化而靠近她嗎？

我的內在，其實跟母親差不多，換湯不換藥，只是把「利益」放在不同的地方：她著重在錢，我著重在被看見，在光宗耀祖，在把身邊的人變成創作。我所接觸的一切人，歸根結底，是不是只有當他們能成為我創作的一部分，我才願意靠近？如果母親、阿賢，不是好講故事的對象，我還會願意拍他們嗎？

最近寫這篇文章時，竟然想念起家人，對母親生出一種微妙的憐憫⸺她被我這樣觀看著，卻不自知，反而樂在其中。我把我在台上演講的照片傳給她，她回了一段語音：阿邦好棒，你們祖宗十八代都沒有人像你這樣優秀。

這種極致的利益化，最後換來的，竟是最天真、最純粹的信任⸺她信任著，我能讓她成為我鏡頭下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