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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百味共同創辦人之一巫彥德(阿德)。圖 © 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張國耀攝影
巫彥德:以行動實驗回應貧窮,人生百味甘苦談

藏身於充滿生活氣息的萬華,人生百味的辦公室位於二樓,窗外陽光燦爛,室內氣氛溫馨,牆上貼滿文宣和明信片,還有隻橘貓在一隅不停喵喵叫。自2014年成立以來,透過發起各種群眾計畫,人生百味始終以倡議、行動和串連的方式關注貧窮議題。作為許多行動的創生之地,這裡令人直覺地聯想到厄尼斯特.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的短篇小說《一個乾淨明亮的地方》(A Clean, Well-Lighted Place),那正是人生百味友善空間「重修舊好」的另一個名字。

故事從近年說起,共同創辦人之一的巫彥德(阿德)解釋道,人生百味股份有限公司在2017年成立了「社團法人人生百味文化建構協會」,由同個團隊平行運作兩個組織,並且漸漸將重心轉移到後者。言談間,阿德語速雖快,卻思路清晰,更自嘲曾經是臭直男,如今話中盡是謙虛。

拉出行動軸線,發展新的助人文化

圍繞著都市貧困的議題,初期的人生百味由行動構成,將資源與合作對象連結起來,予以實踐。質地相似的行動彼此息息相關,團隊再透過這些經驗反省並逐步調整工作方法,並延伸出新的計畫構想,試著在能力範圍之內從根本上去解決問題。比如每月一次的煮食活動「石頭湯計畫」,將捐贈剩食製成餐點與無家者共餐,以「一起吃飯」為前提,讓參與者認識街頭,使活動不至於淪為單向幫助,開展出更多元的交流機會;理解到無家者的不同需求,則影響了後來的「人生柑仔店」,重新詮釋街賣的意涵。

「我們發現在整個行動軸線上,需要發展出一套新的文化,才能貫穿行動。」反思過後,人生百味除了早期對剩食議題的關注,進而擴及對於貧窮議題的參與,不再將對象限於街友、無家者、拾荒者,而是擴及更廣泛的都市底層生活狀態。但問題隨之而來:這個文化在社會裡的角色是什麼?更進一步思考,人生百味的存在意義為何?阿德說,好比今天上街發了便當讓街友得以飽餐,隔天依舊看到他們坐在這裡毫無改變,「你不禁會懷疑自己在做什麼?如果這個問題我們沒辦法改變,那就要找到其他可以實踐的具體方法。」

在這個龐大的思考架構底下,人生百味藉由行動不斷摸索,可能的答案是一種「助人文化的發展」。阿德解釋道,早期社會對於公益慈善的想像,幫助者常是有愛心、有力量的大善人,受幫助者則回報以感謝;但實際助人的過程中,當對方連自己都不想幫助自己時,過去那種單純的想像已經起不了作用,甚至會開始懷疑對方是否值得被幫助。「帶一位無家者去工作,隔天他卻因喝醉酒沒有出現。為什麼無法幫助他?我們聽到越來越多答案後才意識到,並不是貧困者不願意幫助自已,而是我們的幫助方式對他來說沒有用。」

原來,當一個人失去了家人聯繫、失去了親友與社會的連結,很有可能連帶失去努力的動機,即使工作賺錢、改善生活環境,依然解決不了根本問題,那麼這些外在條件似乎也不再有所差異。那要如何幫助這樣的人?人生百味選擇改變方式,發展出一套新的助人文化與社會安全網的思考,試圖更加多元、更貼近地理解對方的困境。

「石頭湯計畫」是人生百味最初的計畫之一,透過煮食、分享、共餐的過程讓大家相聚,圖為2014年於臺北車站的一次「石頭湯計畫」。圖/人生百味提供

思考脈絡轉變,社會包容的文化建構

如果一位社工問起無家者的工作意願,就算對方覺得工作沒有意義,通常也不會表達真正的想法。為什麼呢?「他很清楚,人們想看到一個願意改變自己的人,若沒有呈現這個印象,可能會受到指責,也得不到資源。要讓他先跨過門檻,知道其實不需要對我們表現出這個樣子,因為我們沒有要他是某種特定的樣貌。」

另一方面,當貧困者向別人訴苦,得到的往往會是很多建議——阿德認為,這些話本質上而言,都是對其所處狀態的一種否定。其實在痛苦當下,最需要的只是眼前的人能好好傾聽,讓情緒有所出口,也藉由敘述的過程整理自己。曾經接過半夜打電話來說要自殺的無家者,阿德當時所做的是協助對方直面負面情緒:「那你為什麼想自殺?遇上了什麼?他打電話來其實就是在求助了,我們會聽他把話說完,伴隨一些同理,講完以後那些不好的事就不重要了。」

於是,這個助人文化從「少數人有能力去做事情」,慢慢走向「很多人都可以做一點點」。其中的轉變在於,人們可以從「想幫助對方」,變成「先聽對方說」,這不只是一個社工對待無家者方式的改變,而是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做到的事。受過太多次傷害的街頭流浪者,可能已經歷了一連串的拒絕與不理解,如果曾經歷不同方式的對待,或許結果就不一樣了。趕走一個睡在門口的無家者,顯然會使其墜落;若詢問對方需不需要幫忙,則更有可能接住他,而這件事並沒有非常難。「這也是我們開始做『石頭湯計畫』的原因,希望讓每個人都具備知道怎麼善待他人的能力。其實大家也不是很有惡意,只是害怕,那我們可以一起分享那份害怕的心態,你相信他是好人、善意地對待對方,他也會善意地回應你。」

「一個人要重新回到社會、重新願意幫助自己,需要先找回人生的意義。」延續這樣的思考脈絡,友善空間「重修舊好」在2019年正式開張,目的正如其名,希望讓大家在此重建連結。店內對外提供簡餐服務,作為一個無家者的據點,同時也是「人生維修部」,大哥大姐們可以在此單純休息、洗澡、洗衣服。阿德說,有些有手機的無家者會在這裡用wifi打電動,之後也有些人開始說想去工作、存錢買手機加入大家。「你可能會覺得不太對,但相較於他們本來的生活,玩遊戲比喝酒好太多了,他在這個過程已經多了很多東西。這就是我們講的更根本地去回應問題,只要有創造改變,他就有足夠的本質去改變這件事。」

「一個店內沒什麼人的悠哉下午,手巧的大姐P幫手抖的阿伯L染頭髮。不是一件太特別太大的事,但是我們好喜歡好喜歡的小事。」透過「重修舊好」所分享的照片,即便因為各種不同的因素生活在街頭,但「重修舊好」即是提供一處讓無家者們得以安穩片刻的所在。圖/重修舊好提供

轉型成協會的人生百味何以名為「文化建構」?更早之前,他們與萬華在地的相關議題組織一同成立了「文化建構實驗室」,自非營利組織和社會創新的實務工作中,研討更多種可能。他們有這樣的說法:文化是一種「人為了適應環境,所產生的生活節奏」,而這個社會所共有的節奏,就形成了不同族群文化交織的場域。

「社會往往以標籤化、汙名化去排除這些人,我們則希望對他們感到好奇、進而理解人的本質跟面貌,就會知道他需要的是幫助,而不是排除。我們最後架構出的方向是,在各種行動裡呈現出社會包容的文化場域,可以是重修舊好的實體空間,也可以是人跟人之間的心理空間。這種對待人的方式,其實就是一種社會包容的文化建構。」

貧窮文化與組織運作的交互影響

從文化角度談論人生百味,得以串連起行動背後的動機與原因,阿德也在這些年的接觸經驗中,更加認識到屬於貧窮者的文化樣貌。文化作為適應生活的節奏,例如街頭生活者不可或缺的紙箱,就是一個共有且易取得的萬用物,成為一種回應文化的智慧;又或者剛領到薪水的無家者,願意把所得的錢全都還債以致沒錢吃飯,是因為知曉在街頭生活靠的不是存款多寡,而是信用和人際關係,那些讓人感到奇怪的選擇,對當事人而言卻非常合理。

藏身於充滿生活氣息的萬華,人生百味的辦公室位於二樓,牆上貼滿各式的文宣和明信片。圖 © 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張國耀攝影

一開始為了助人而去理解貧窮文化的阿德,最後卻發現是自己要跟這個文化學習。他進一步說明,社會總是教導人如何成功,但我們其實也需要學習如何適應失敗,這種失敗經驗常為大眾所忽略,因而難以了解潛藏在社會角落的赤貧經驗與問題成因——若能意識到如何與失敗共處,社會或許就會產生更大的質變。這樣的觀念延伸到團隊內部,「我們希望很多事可以一起討論決定,當有人做不好某件事情,也會先了解失敗的原因,並且接受你『有時候真的會做不好』這件事。」

2017年,首屆「貧窮人的臺北」系列倡議行動由公民團體聯合舉辦,這些組織共同組成了「向貧窮者學習行動聯盟」,人生百味也列在其中。最初,大家以各自的資源響應主題,連結成為活動;隔年,意識到「貧窮的主體性」,在貧窮長期被汙名的情況下,試著用展覽替他們發聲;第三年更請來不同的貧窮者個案,訴說自己在資源匱乏的情境下,那些難以被理解的選擇;到了2020年,預計以貧窮者的社群與外面對話做為主題:貧困的孩子如何看待學校?他們的家庭如何看待警察和社工?讓這些過去被體制排除的人,開始跟體制對話。同時,也加入具有不同貧窮經驗的團體,比如酒店公關組成的「酒與妹仔的日常」、由街賣者團體發展出的「新巨輪」,藉由反轉既定印象的現身過程,讓大家更能理解特定族群的文化。

2018年「4AM,蓋起城市的人:底層者的台北展」是「貧窮人的臺北」系列活動中的特展。圖/向貧窮者學習行動聯盟提供

「透過『貧窮人的臺北』,要形成大家共同合作的生態網絡,也是一個彼此凝聚問題意識的過程。如果沒辦法一起面對更大的問題,我們就會彼此競爭,因此需要把問題和矛盾外部化。」但是這樣的組織串連,在面對結構性問題之際,內部是如何合作?又要如何應付大量的溝通成本?阿德說,執行上除了實體的空間、資源問題,最關鍵的其實是軟性的部分。「貧窮議題自帶一個重要的文化接著劑:『同理心』,在本質上相信對方是個至少跟自己一樣的好人。組織間發生利益衝突或意見不合時,哪一種揣測就會決定彼此的關係走向。」

這些條件帶來的好處是,大家並非因為某件事很重要所以去做,而是出於自身的動力而想去做。「所以組織裡必須是鬆散的,沒有強烈規範出你應該做什麼。我們用某種更大的東西把大家想做的事包起來,在這個前提之下,工作比較像是動力的維繫和集結。」他分享道,人生百味有許多想做的計畫,若取得資源就可以開始執行;當專案負責人想結束計畫時即可進入討論,只要有一定的緩衝機制來減損傷害,或者交由他人繼續接手。保持鬆散但有效的運作模式,有堅硬的外殼抵抗外部壓力,又有柔軟的內部空間足夠互相同理,即是團隊理想的工作狀態。

人生百味的辦公室,成員們一起工作的地方。圖 © 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張國耀攝影

人生百味,回應貧窮問題的「行動實驗室」

經過不斷的實作與反思,人生百味逐漸由公司轉型成協會,自營利變為非營利導向。他們的每項計畫都具有行動和實驗性質,持續時長不一,根據兩個限制決定:效果是否符合期待,以及是否有足夠資源支持行動。

「早期我們以公司的角度來做行動,通常要考慮能否永續,賺錢或者損益兩平。例如街賣一定要有利潤,企劃時要先想到能打平的方法。但這其實非常侷限計畫的實踐,因為有些計畫本身就難以平衡損益。」阿德以重修舊好為例,這個無家者可以休息的空間,根本沒有商業打平的點。可難道它就不該存在嗎?幾年舉辦活動的經驗下來,他發現有些單位或個人會捐款,甚至也不買商品,只是因為覺得他們在「做好事」。「那時就意識到,原來不一定要靠著商業模式才能打平。我們有個想像的預設模式,透過行動產生公眾改變,有人願意捐款支持這個社會行動,就可能形成循環。」

阿德口中的循環,最終成為了穩定資金來源。2019年底,人生百味的資金幾乎用盡,面臨倒閉。團隊成員取得共識之後,暫停各自手邊的專案工作,專注於募款,結果財務狀況真的起死回生。2020年,九個全職人員的組織維持運作,捐款收益扣掉行動支出,達到了損益兩平的狀態。

阿德描述著人生百味如何從營利模式逐漸轉向為非營利導向的經營,其中也牽涉計畫進行的框架與侷限,以及組織如何平衡開支的種種考慮。圖 © 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張國耀攝影

「這也算是一個實驗,如果我們有存在的價值,那就不應該倒,一定有人願意支持我們活下去。」阿德笑著,說起來當真雲淡風輕,因為團隊可能找到了一個更適合自己的運作方式。圍繞著都市貧困的概念,如今他們在發展行動之際,得以不用營利作為考量,而是以理論或經驗來判斷行動價值,決定是否執行。「但需要跟支持者解釋,請他們支持我們實驗性的行動。公司基於營利考量、非營利組織基於有限財務不會做的事,如果它需要或應該做,我們就會去做。」

人生的百種滋味,多數或許是苦,也總有回甘時,這便是他們一路走來的甘苦談。如今的人生百味,自詡為一個回應貧窮問題的「行動實驗室」:「很多人關注貧困議題,卻都有種強烈的無力感,想做些什麼,又覺得難以幫助他們。我們想透過實驗去提供這個問題的答案——你可以把力量借給我們,或者接納自己現在沒有辦法幫他,但未來會有機會,而你的理解跟願意同理也會是一種幫助;如果來參加我們的行動,你也可能得到某種改變,有能力幫助別人是很好的體驗。」

 


侯伯彥

90後的臺北人,文字與影像工作者,現就讀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電影學系碩士班,並經營Facebook粉專「尋向影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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