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著好奇，我前去參加「在被 AI 離職與不工作之間選擇躺平」讀書會。策劃、主持及導讀人黃豆泥打算從個體對AI技術的經驗出發，再以兩本書與一篇論文為主要文本，討論國家及企業部署AI後給人類帶來的變化。這些關鍵文本分別是《不工作的世界：AI時代戰勝失業與不平等的新經濟解方》（A World without Work: Technology, Automation and How We Should Respond）、《創造未來：後資本主義與沒有工作的世界》（Inventing the Future: Postcapitalism and a World Without Work）以及論文〈Building pro-work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有趣的是，上面提到的兩本書皆出版於AI技術大規模市場化之前，其中提到的AI衝擊，對我們而言已有部分成為事實。

黃豆泥先跟台下聽眾互動，調查他們分別使用哪些AI工具，進而讓所有人意識到，如今無論工作或日常生活根本避不開AI。他也請大家用三個關鍵字，來介紹自己的職位、工作內容，以及與AI互動的方式。這個暖身活動讓在場每個人的頻率逐漸靠近彼此。我感覺得到現場那股迫切感與好奇。

黃豆泥於讀書會現場調查觀眾使用的AI工具。／圖片：臺灣文化當代實驗場提供

AI技術的進展可說是全球當前最引人注目的課題之一。在短短幾年內，AI不斷重塑人類對未來工作型態、技能需求的想像。這場轉變被稱為「第四次工業革命」，關鍵在於AI帶來的影響是各個領域之間的融合與創新——這澈底改變了人們對勞動本質的認知，並對不同產業帶來強力衝擊。

我們使用AI技術是要讓整個工作流程不再那麼費力，AI卻好像帶走了「什麼」。人們焦慮自己正在變笨、即將要被取代。原本該由人來執行的工作程序，如今人不再需要從頭到尾親自完成，中間許多步驟都被收進一個名為AI的黑盒子，讓AI代為執行，人們便能直接取得成果，也因此「空出手來」。這樣還需要人類工作嗎？工作對人類來說還有什麼意義？

黃豆泥簡報。／圖片：臺灣文化當代實驗場提供

我想借用技術哲學家柏格曼（Albert Borgmann）的觀點，來描述這種從手工轉換到機械化作業過渡期間的特殊情懷。柏格曼在1980年代所提出的技術論述，可以幫助我們理解，AI技術同樣會讓人有「手上的工作變輕鬆了」的感受。人們藉由科技產品改善生活品質，不再需要投入那麼多勞力，也不需要養成複雜的專門技藝，就能得到想要的體驗或者達到目標。他把這種科技產品稱為裝置（device），並以「裝置範式」（device paradigm）指稱這種減輕負擔、降低耗時與費力程度的操作方式，乃至由此形成的生活型態（Borgmann 1984）。容我從他的觀點延伸舉例——有些工作原本需要手動查資料、整理表格、研讀文獻跟寫作，現在只需要輸入一小段指令，AI就可以自動完成任務。至此，人類得到整理好的成果，卻失去從無到有、親手整頓的過程。柏格曼的觀察的確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解釋為什麼親手實踐會產生相當程度的滿足感，裝置若取代原本的實踐，會多麽令人悵然若失。然而，他專注在舊日時光被新科技裝置取代的現象，AI的發展卻比他說的更為複雜。

AI所帶來的便利幻覺，具有跳過過程、直接提取成果的特性。讓我們先回到讀書會。黃豆泥引介複雜系統科學家大衛．克拉考爾（David Krakauer，亦是聖塔菲研究所所長）的觀點。柏格曼用方便來指稱裝置使用情境的簡化傾向，但克拉考爾注意到一個問題，工具正在削弱使用者的能動性。他認為，在AI應用情境中，使用者透過熟悉操作、逐步取得「使用工具的能力」的階段，可能正在消失。例如，使用AI這樣的「工具」，看似毫不費力，卻也存在使用工具的能力（capability）無法內化成個人的智力（intelligence）的隱憂。他以不同的導航工具為例，來說明使用者對自身導航能力的依賴程度，會因工具而有差異。工具接管程度越強，個體能力的重要性在使用情境中就越低。像是會使用GPS（全球定位系統），可知自己的位置以及距離目的地還有多遠，但是使用GPS並不仰賴個人導航能力，也就未必能真正習得辨認方位跟估算距離的技巧。這何嘗不是當今工作者跟AI關係的縮影？我們用最小的力氣取得我們想要的結果，卻也可能失去判斷取捨的能力。

黃豆泥簡報。／圖片：臺灣文化當代實驗場提供

工具究竟提升了人類勞動價值，還是正在削弱它呢？原本用來提升人類工作效率的AI，是否會反過來取代人類，一直是各界爭論不休的焦點。經濟學者丹尼爾．薩斯金（Daniel Susskind）在《不工作的世界》一書中，強調不可忽視AI與自動化科技逐步取代人類工作任務的趨勢。儘管目前人類尚未發展出通用人工智慧（AGI），可是某些經過訓練的AI已經可以執行許多不同種類的小型任務，將這些任務串聯起來，就足以取代一個完整職位。進一步說，要是AI技術持續進步，接手越來越多的重複性工作，有些人類技能、知識跟經驗，比如基礎資料蒐集與彙整能力、制式流程的執行能力、產業背景知識，以及過往案例的判斷經驗，將不再具有那麼高的勞動價值，進而降低了人在勞動市場中的不可取代性。一旦技術取代人力的速度與規模，大於技術創造新職缺的能力，將促使產業重估勞動力需求，重新整編人力，並造成技術性失業。長此以往，會形成一個不再提供那麼多工作機會、貧富更加不均、階級流動更加困難的社會。總之，薩斯金把技術與社會後果分開來看，前者被視為不可逆的科技發展趨勢（對他而言，技術本身似乎相對中性），工作機會因而注定減少，後者才是政治能夠介入並帶來改變的部分。因此，他主張有必要透過課稅、政策設計來監督大型企業，重新分配原本集中在資本手中的收益。

企業尋找廉價生產力的過程中，AI跟人類逐漸形成競爭而非互補的關係。當代西方左翼開始出現一種說法，即國家不該放任市場機制淘汰勞工，應該要抵抗資本的過度擴張，並且保護勞權。但《創造未來》的作者歷克．斯奈錫克（Nick Srnicek）及亞歷士．威廉士（Alex Williams）拒絕把AI技術看成中立的科技創新，甚至，AI與自動化科技本身就是內建資本主義邏輯、政治偏見跟價值觀的產物。當企業用自動化生產節省傳統僱傭人力的成本，美其名為提升生產效率、解放勞動生產力，但其實是加劇了勞動不平等與不穩定。跟其他左翼想法不同，斯奈錫克跟威廉士認為，傳統常民政治（folk politics）所採取的佔領運動與示威抗議，實際效果有限，不足以對抗AI跟其背後的少數科技巨頭。相對地，他們主張智庫、工會、政黨、媒體跟學術機構要形成一個生態系，有意識地重新利用技術、改造經濟與教育制度，並形塑國家未來在福利、移民、工時與投資方面的可能樣貌。在他們的眼中，要回應AI帶來的危機，重點是擁有決定技術發展方向的權力。人們必須更積極介入技術發展，讓技術所創造的收益回到社會大眾手中，自此，生存才可能跟工作脫鉤，並且脫離惡劣的勞動條件。

正因為AI技術可以中介了人類的許多活動，設計技術本身就變成一項重要的任務。黃豆泥最後分享Daron Acemoglu、David Autor、Simon Johnson（Acemoglu和Johnson為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於2026年2月發表的文章〈Building pro-work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作者們指出，AI確實具備強大的自動化能力，可以接手客服、行政、駕駛、翻譯、寫作與診斷等任務，但作者們並未因此將AI的潛力侷限於自動化，反而認為人類可以在AI協助下進行協作，共同完成更複雜、更具市場價值的任務。他們把技術對勞工的影響分成五類：勞動增強型（labor-augmenting）、資本增強型（capital-augmenting）、自動化型（automating）、拉平專業門檻型（expertise-leveling），以及創造新任務型（new task-creating），他們認為，只有「創造新任務型」技術才能真正提升人類的勞動價值，因為它能創造出解決複雜問題的新方法。他們進一步以航空維修、清潔工作、教育、專利審查、外送零工等產業為例，說明如果導入AI的目的只是比對資料庫、找出模式跟加速自動化，就只是將原來的專業知識整理後交由AI學習，最後就會降低其技能稀缺性；但如果AI可以協助人類尋找微小的線索，讓人類得以專注於高價值的審查與決策，才能真正提升人類的工作效能。他們同樣主張，市場不會自然產生足夠的親勞工AI，必須由公共政策介入，改變企業對取代型AI的路徑依賴，讓整體制度更重視研發與創新。

黃豆泥簡報。／圖片：臺灣文化當代實驗場提供

黃豆泥談的是AI如何改變「工作」，讀書會第一位與談人崔家瑋（vTaiwan 社群貢獻者）則指出，「技能」跟「工作」的關係正在鬆動。他說，在網際網路出現之前，「工作是技能唯一的容器」，人們必須進入特定組織、擔任某種職位，才能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培養並展現技能，進而讓技能轉化為收入。然而現在時代已經改變，網路降低了溝通與交易成本，技能也開始可以獨立變現，數位遊牧與斜槓工作等現象就是例子。來到AI時代，AI對勞動市場的改造則從改變職缺內容開始。比如有研究指出，AI將接手可重複的工作，接著，企業會再把AI無法取代的部分，重新排列組合成新的職位。人類的軟技能將變得越來越重要。根據全球知名的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PwC）的《全球AI職缺動態報告》（2026 Global AI Job Barometer），報告依AI對工作內容的影響，將職務分成兩類，一種是AI讓非專家也能完成部分原本需要專業訓練的工作，這類職缺的成長幅度約為一倍；另一種則是在AI自動化程度提高後，更加倚賴人類專業判斷與領導力的職務，職缺成長達兩倍，薪資成長42%。而崔家瑋自己的經驗也能證實這個現象正在發生，近期他至律師事務所面試時，面試官已經不再要求面試者翻譯法律合約，以便展現專業程度，而是要求面試者檢核AI產出的翻譯內容，顯見AI協作人的專業判斷與操作AI的能力受到高度重視。

崔家瑋簡報。／圖片：臺灣文化當代實驗場提供

讀書會的第二位與談人王琍瑩律師接著回應，對她而言，更根本的問題是：人到底為什麼想要工作？AI是否解放人類勞動力，讓人從此獲得自由，已不足以回答她真正關心的問題：工作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呢？她向大家展示一張概念地圖——地圖中間寫著Ikigai（它又被翻譯為「值得你每天早上起床的那個理由」）。會被放進Ikigai核心位置的事情，應是熱愛的事、擅長的事、世界需要的事與能獲得報酬的事，四者的交集。對她而言，工作就是一件你喜歡、擅長，世界也需要你去做，而且能夠從中得到報酬的事情。有一次，她受到小孩的啟發，她注意到志業處於「世界需要的事」和「能獲得報酬的事」重疊之處，但為什麼志業一定要跟報酬綁在一起呢？小孩問，世界需要但沒有人付錢的事情，又該放在哪裡？

面對孩子的問題，王琍瑩馬上想到的答案，是媽媽所做的那些事。但這個問題也可以用來問我們自己，隨著AI的進展，我們能否擺脫勞動之苦，投入真正想做的事情？她轉而談起自己的法律專業，近來她常對事務所的同仁說：不要去做「ChatGPT」會做的事。真正具有價值的，的從來不只是審閱合約或翻譯文件本身，而是客戶帶著問題A走進來，你能不能梳理出他真正要問的其實是問題B。她再次提醒我們，「我們不是工具人，我們是使用工具的人。」

王琍瑩簡報。／圖片：臺灣文化當代實驗場提供

在讀書會的最後，她以《臺灣漫遊錄》中英文版為例談翻譯。她從網路上的相關討論得知，在故事尾聲兩個主角重逢的段落，譯者金翎在其中一處並未直接依據中文版翻譯，而是採取另一種英文表達方式，產生與中文一樣的效果。這讓她非常驚異。譯者經常被視為最早可能遭AI取代的工作之一，然而，金翎的翻譯實踐向世人證明，人類仍具有AI所不能及的專業判斷力，這種判斷力總能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這點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