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已經過了一半，我們很難不注意到，這座島嶼上的人們正為2027年¹可能發生的事情擔心著。就像有個聲音在我們耳邊說：戰爭不是沒有發生，而是還沒發生。人們裝作若無其事，其實仍活在焦慮之中。是時候思考戰爭焦慮會對我們造成多大的影響了。儘管焦慮會讓人把想像的恐懼當成真實的危險，它也會促使人們去預想最壞的結果，以便早做打算。就像策劃與主持人黃豆泥所說，我們應該討論這種基於焦慮的想像會帶來何種行動。

讓我們試著想像，生活在電影《瘋狂麥斯》或電玩《異塵餘生》所描繪的廢土世界會是什麼感覺？「（假使）全世界都沒了。在這種狀態下，（會）有很多故事發生。那我們要怎麼存活？」至此，黃豆泥引導我們將目光轉向末日之後的日常。當基礎設施失能，由系統供應的資源難以輸送⸺人將變成孤島，還是將重新打造地方網絡、聯繫彼此？又該怎麼做？這是講座「在廢土之濱『練習』存活」所要探討的核心問題，試圖在焦慮所帶來的麻木與過度焦慮之間，找到一種更有機、更具彈性的思考方式。

黃豆泥邀請「3+1」位講者，他們分享如何將戰爭焦慮轉化成應對災後「中斷日常」的靈活心態，並分別提出緊急醫療、通訊與社群連結的替代方案。數位人權工作者Lulu Keng於2025年7月與夥伴成立「賽伯格韌性實驗室」，成員除她之外，還包括人類學家、黑客與藝術家，他們將攜手合作，探究戰爭科技對戰時日常生活的影響，此外，引介替代通訊技術也是實驗室的目標之一。同樣在2025年，劉以正與國防、民防及人權專業工作者共同成立「前線民主計畫」，評估戰爭期間的民間應變能力。他同時擔任國際人權組織ARTICLE19的亞洲地區專員，專注於數位安全與假消息等議題。急診醫師陳德叡則為「地頭蛇計畫」的發起人。以當前尚未結束的烏克蘭戰爭為借鏡，他認為，戰時救傷應以基層診所與藥局構成地方分散式的安全網，規劃臨時、機動且可隨時轉移的醫療資源，就地救治傷患，應對無法立即後送大型醫療機構的困境。除此之外，參與這場討論的RC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長王俊凱，深知災後生活秩序重建的關鍵，九二一地震的救災經驗，也使他熟悉NGO組織在議題經營跟資源取得方面需要注意的實務問題。

在緊急狀態中啟動運作

綜合眾人的討論可知，當基礎設施遭到破壞後，當務之急是如何在短時間內啟動應變機制並至少維持基本的日常運作。若以黃豆泥所提出的廢土意象加以聯想，這幅圖像便會更加清晰。進一步說，儘管廢土世界時常被簡化為一種荒廢破敗的視覺風格，廢土的出現往往意味著某種不可抗力觸發了緊急狀態，造成特定區域難以復原的系統性停擺。接著，國家可能試圖恢復當地系統，也可能決定不這麼做，最終，國家與市場可能將珍貴的資源轉移到他處，甚至不再有向下均勻分配資源的餘地，自此留下制度與生活的真空。

對王俊凱來說，臺灣也曾經歷過那樣的空白。對1999年的臺灣社會而言，解嚴不過才12年，公民運動才剛開始發展，因此，同年九二一大地震發生時，「臺中並不見得（存在著）一個（已有發展）基礎的公民社會。」他指出，正是這種真空，使得九二一大地震發生後，臺北及其他地方的NGO來到現場，支援當時的搜救與後續重建行動，暫時填補了地方動員的空缺。然而，這種因應突發事件而集結、並非從地方內部逐漸形成的公民力量，多半屬於任務型組織，終究無法留在當地長期經營。

二十年後，民間組織的動員能力已出現顯著改變。例如，2025年的大罷免不只展現地方志工調配資源的經驗，也凸顯出去中心化串聯、個人自主行動與橫向聯繫等面向的重要性。循著這些討論，再看幾位講者的行動策略，可以發現他們都在思考：要讓地方居民成為一個能自主行動的節點，究竟哪些條件最為重要？陳德叡的經驗告訴我們，地方的節點不是「訓練他們（醫生），發物資給他們」就會自然形成，還必須考量開放性跟隱蔽性的問題。如今，民防準備仍容易引來部分反戰論者的敵意，若被貼上「好戰的診所」或「擁有大量資源的診所」等標籤，都可能引來紛擾，進而影響診所於日常或戰時的營運。因此，陳德叡後來也不再要求參與者以診所名義參加，改讓醫師以個人身分參與訓練，診所也不需要停止日常看診。總體而言，降低參與者的成本是必要考量。

救護車上的紅十字在戰時未必是保障，反而可能成為標靶。地頭蛇計畫工作坊中，學員學習如何將私家車改造成可進行「沿途照護」（En Route Care）的車輛。在移動、顛簸、空間受限的環境中提供照護充滿挑戰，學員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固定傷患、擺放物資，並在行進間持續監測與處置。圖片／地頭蛇計畫提供

當動員模式轉為分散與個人自主運作後，橫向聯繫便顯得很重要。通訊同樣必須兼顧流通與保密。陳德叡提到，「比起通訊的效率，我們在意的是安全性」。他曾想過用暗號做約定。例如開設一個IG帳號，每天上傳咖啡與甜點的照片，但要是哪天上傳草莓與布丁的照片，知情者便會明白，這是集結的訊號。Lulu Keng提醒，要是通訊技術門檻太高，訊息傳遞的效果就有限。因此，仍須考量可用性。「大家在討論數位韌性時，容易先往很花俏（fancy）的技術去想，但是（搞不好）最簡單的解方是裝一支不插電的室內電話。」她也補充，自己所在的社群在討論戰時替代通訊方案時，成長於網路世界的年輕人往往難以想像臺灣斷網的情況，也不容易想到要把室內電話納入選項。

不過，戰時替代通訊無法只靠個人之間約定暗號解決。劉以正認為，應將此問題提升至國家層級，邀集各領域專家與政府相關部門共同討論，針對具體的戰爭情境，討論國安考量跟民間需求之間的平衡。他形容這是「（大家）一起來國安化」，意思是「（要將）尚未被納入國安視野的領域（做）橫向串連」，畢竟通訊與醫療等工作在戰時仍是維持社會運作的重要一環。因此，曾作為幕僚的他認為，有必要檢視現有政策力有未逮之處，並適度公開資訊、揭露風險，讓社會知情、共同準備，「才有可能讓社會共同思考與承擔」。最終，這也能避免國家「過度安全化」，藉機擴張對人民的管制。

探討演練的本質

儘管講座現場已陸續提出不少具體應變方案，以及演練與個人準備的注意事項。但對講者而言，無論如何演練，都不可能完全教會人們如何面對一場戰爭。或許更重要的是，事前演練讓人預先體驗戰爭或重大複合式災害所帶來的衝擊與挫敗，進而理解自己屆時將身處於一個多麽偏離日常的情境。

值得一提的是，討論中可以感受到焦慮帶來的張力。一方面，適度的焦慮會促成行動，另一方面，也有許多人不喜歡缺乏明確解方的狀態，甚至會去質疑：「你為什麼要販賣焦慮？」因此，事前演練本身存在矛盾，既希望行動有效，又不能過度強迫，以免造成反效果。這也讓眾人的意見出現分歧。例如劉以正曾設想，演練或許是「（強度）要強到全部人束手無策，沒水沒電沒網路又受傷，因為那個衝擊本身就是演練需要的東西」，如此一來，大家才會意識到缺口長什麼樣子。

公民科技場推演分組說明。圖片／劉以正提供

除此之外，Lulu Keng與賽伯格韌性實驗室的夥伴，預計於今年12月5日舉辦數位韌性遊戲小組（playgroup），模擬戰時通訊情境，並發布適合臺灣情境的數位工具。臺灣的情境比較特別，其他國家可能因長期網路品質不良，已經發展出替代通訊技術的應用，然而，臺灣的網路環境過於發達，因此在尋找替代通訊技術的選擇上較缺乏共識。她希望今年至少能夠讓科技社群討論出一套可行方案。她甚至說，12月5日那場演練「可能是失敗的」，但失敗並非重點，促使人們去評估自身情況，才是舉行演練的主要原因。正如她所說：「如果你沒有開始第一次，就不會有下一次」。

王俊凱則指出，每次重大複合式災害的現場條件都不同，因此與其執著於事前設計完整的演練方案，不如讓人先處在有限資源的情境中，學習如何互助。「921（大地震遇到的）是大顆石頭，只有機具能處理，88風災的土堆，拿鏟子也沒辦法處理，（但）這一次的（花蓮）光復（水災），卻是帶著鏟子就能進去。」他後來發現，關鍵在於人跟人看到彼此的那一刻。所以，他甚至認為，也許未來有志者可以到各地中小學舉辦露營活動，讓在地居民來體會那種吃也不好、睡也不好的感覺，「等他們開始準備，就已經（是一種）演練了。」陳德叡的看法與黃俊凱較為相似，在他看來，「（演練）比較像是一座劇場，我們不是真的在教那些技術，我們在給你這個環境的氛圍。」總之，目前較為實際的作法，仍是採取小規模、低成本的演練，讓參與者利用空閒時間彼此磨合，並嘗試建立信任。

韌性是想要維持日常的努力

講座接近尾聲時，一位聽眾提到，臺灣的韌性是「好像我們是整個國家（一起）長出來的，不是訓練出來的」。他認為，在這樣焦慮的情境下，所學到的戰爭求生技術可能「只是在解決他短期的焦慮與不安」，例如讓一個身體不夠健壯的人去學如何扛著傷者移動，還不如讓他加強運動訓練。因此，或許真正的關鍵，是回到日常生活之中累積各種生活技能。

眾人的討論逐漸收攏，最後提到韌性除了組織與動員，也關乎人是否能保有行動餘裕。劉以正補充，他於2025年前往烏克蘭時，學到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維持快樂，「因為我們的對手就是想要摧毀我們的日常」，所以有意識地維持日常生活，本身就是一種抵抗。陳德叡也提醒，打造韌性也不應矯枉過正，因為當里長、護士、醫生與消防員都已處於極度過勞的狀態，我們很難期待他們在日常工作之外，還能額外投入多少民防工作。因此，若要讓社會具備韌性，每個仁都需要保留一些餘裕。就此而言，韌性不等同於承受一切衝擊，它更接近人們仍有空間照顧自己，並重新建立日常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