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朱峯誼、姚睿蘭、徐詩雨、吳礽喻四人團隊提出的「導體大系：跨物態感知技術日誌」是一個乍看之下有點「要素過多」的計畫：在這有著研究者、策展人、藝術家與譯者（且這些身分有時會交疊或更替）的團隊中，他們嘗試分別進行讀書會、實地踏查、錄像製作、podcast錄製以及相關論述的專題書寫。這個興趣廣泛、方向各異的團體是如何結成並維繫、乃至運作？這是我在閱讀相關資料後、實際訪談前心中最疑惑的問題。
故事由翻譯開始。一開始，吳礽喻出於個人的喜好而嘗試翻譯生態女性主義學者阿絲特莉達．奈曼尼斯（Astrida NEIMANIS）的《水（群）體：後人類女性主義現象學》（Bodies of Water: Posthuman Feminist Phenomenology），並嘗試尋求出版未果。在不願徒勞、以及出於對此書的喜愛下，在臉書上尋求延續的可能性。當時徐詩雨正在進行鳳甲美術館台灣國際錄像藝術展的籌備活動，出於對翻譯中性別政治的共同探問，便圍繞著此書組成了線上讀書會；在線下的部分，徐詩雨規劃了讀書會形式的帶狀活動，也就是因疫情而延期一年的台灣國際錄像藝術展中的「恐龍的顏色是愛中國」系列讀書會，邀請女性主義學者們一同共讀。在COVID-19仍籠罩全球的2021年，「恐龍」系列讀書會與「水（群）體線上共讀研究群」相互繞射，共伴發生。
在進入CREATORS計畫之前，這個共讀研究群便已在不同的機構中累積了許多成果，例如前面提到的「恐龍」系列讀書會，以及整理其階段性成果並刊載於《數位荒原》第55期「關照日常」（Back to Care）專題的書寫、台灣國際錄像藝術展的前導活動「湧升流」（The Upwelling）系列工作坊、與本事藝術持續合作至今的「引用吧」工作坊等。在「關照日常〉專題中，姚睿蘭的〈在無聲宇宙三步重構價值軌道：輔因子/C1、可控性/C2、再識讀/C3〉便由自身的創作脈絡出發，形塑了「導體大系」的計畫雛形；而在「湧升流」的第二場工作坊「後殖民的人類世：一份食譜與一張地圖」中，徐詩雨邀請姚睿蘭與林怡君共同主持，並與張君玫對談，希望藉由實作探討感與知的有限性，在分子化的尺度中進行跨物種對話，以此作為「導體大系」計畫與民眾會面的第一站。
或許我們可以用吳礽喻的文章篇名來描述這些事物成長的過程：透過「引用」，它們「增殖」並「根莖般」地橫向連結。但我好奇在這次的CREATORS計畫中，作為研究者與策展人的朱峯誼會如何框架這些由讀書會出發組成的討論及隨之而來的各式連結？在計畫書及4月的計畫分享會中，朱峯誼以新物質主義作為橋接這些個別實踐的關鍵字，並以「物質三相為想像，串連每位成員過去關懷之不同主題。」但隨著訪談進行、更理解這個計畫後，我卻開始覺得，如果拿掉了新物質主義這個big word，這些各自的實踐似乎仍可運作如常。新的問題於焉產生：如果《水（群）體》的翻譯需要「延伸與落地」，並在土著化的過程中產生新的連結，那麼一種在地理論、或至少是在地的描述方式是否可能在此過程中開展並「增殖」？
在私底下的談話以及7月的CREATORS期中分享會中，我注意到朱峯誼會使用「弱群體」這個說法。若是從談話的上下文脈理解，這個詞彙並不是在理論意義上提出的區別，而是一種描述現況成分居多的用法，約略來說，弱群體指向的，是他們以一種低度連結、相對鬆散的組織方式進行運作的模式。這個說法引起我的好奇。在臺灣藝術圈的脈絡中，以「弱」字作為前綴進行的描述方式或可上溯至2007年黃海鳴所提的「弱策展」，其後有2009年的「弱繪畫」、同年（或2012年，繁體中譯版於《數位荒原》刊出）希朵．史戴爾（Hito STEYERL）的〈為弱影像辯護〉（In Defense of the Poor Image）一文，以及較為近期（2018）的「弱機構」。儘管旨趣各異，但這些說法各自朝向了一種與「強」、「正統」、「標準」等價值差異並區別的路線，並捍衛或標舉「弱」的可能潛力。換句話說，這些「弱ˍˍ」的說法，都各自面對著不同的「強」對象開展出理論意義，那「弱群體」所要對比的「強群體」為何？或者從發生學的角度提問，是什麼樣的時代或技術條件使弱群體得以出現？
對於這個提問，朱峯誼提及了今年4月克萊兒．畢莎普（Claire BISHOP）於Artforum上發表的〈Information Overload〉一文，他認為弱群體與研究型展覽的大量發生一樣，是由於數位技術與網路的發展所致；我則認為弱群體作為一種現象，或許更與臺灣的補助文化有關，藝術工作者在多個機構領取補助、分階段性地完成作品期間必然的人際交往。但正如前述，他對於「弱群體」一詞的使用，主要是為了方便指稱目前的工作模式，而非理論意義上的論述，因此我的提問並非他所關懷；不過，這並不妨礙我們以弱群體作為一個概念，將其設定為可能的討論起點，展開對於此一問題的深究，並嘗試從中提取出一些未來可供繼續發展的概念。
讓我們先回到讀書會的運作。儘管讀書會的閱讀材料多是理論性的書寫，但此一讀書會的目的並非是要搞懂、弄清楚正典的意義；相反地，據徐詩雨與姚睿蘭所說，很多時候當大家上線時，會先花一段時間聊聊近況，而讀書會也並非以釐清概念為目的，更多的時候更像是圍繞著共同的閱讀材料brainstorming，大家嘗試在其中尋找到創作或策展的靈感。或許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Lám-Nuā（軟爛）的姿態：在未設限、不預期確定目標的狀態下蔓生，而這樣的姿態巧合地與CREATORS的實驗精神有可對話之處。
回望歷史上東亞的幾次翻譯浪潮，其驅力多是在追求文明開化與救亡圖存的焦慮感下產生，而其欲啟蒙或拯救的對象／客體，則是超越性、因而無真實面目的存在（如國家、文明、民族）。與之相反，在讀書會以及於CREATORS舉辦的Lám-Nuā共讀會中，參與者的線上或實際在場成為了更為重要的命題，於是第一場共讀會的「集體翻譯作為關照」這個題目，似乎便成了理解由翻譯到讀書會、工作坊等系列活動的文眼。
相異於以焦慮或憤懣的情緒動力進行翻譯，Lám-Nuā的翻譯驅力更接近遊走在法律邊緣、「為／用愛發電」的字幕組文化，換言之，一種以愛或是關照為驅力、嘗試尋找同伴與形成社群的行動。我認為，弱群體之「弱」，便在於關照的有限性：我們不再以超越性的抽象他者為目標，而是以實際能接觸到的「它」者（也包含了拉圖意義下的非人行動者）為對象，而從後見之明來看，對前者的追求經常排擠了後者的需求。通過由翻譯驅動的各類實踐所形成的弱群體，或許能構成一個特許的場所，為那些還未實現的潛能賦形、並使那些實存的它者們得以棲居。
而翻譯還在持續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