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臺北地區的印尼移工除了聚集在交通便利的臺北車站，距離車站不遠的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逸仙公園、中正紀念堂、大安森林公園等，也時常可見到在此野餐、自拍或擺拍的移工。遊覽異鄉的知名景點或與地標合影，是移工休假時的重要儀式，這不僅是為個人跨國境的移動史留下標記，亦是移工暫時脫離勞動環境的證明。印尼移工也時常將臺灣的景點寫進文章、拍影片、製作衣服或書籍封面，這些景點或地標往往僅被視為一種標誌方位的物件，例如臺北101、中正紀念堂暗示著臺北的都會生活；高雄的龍虎塔、彰化八卦山大佛為移工的異文化體驗提出佐證；新北八里除了是情侶約會的地方，河岸邊的打卡熱點也常被用來在社群網站上，作為對母國的觀光勝地峇里島（Bali）的想像。
上述景點以及錯落在各地的公園與日、歐、中式與當代風格建築，是臺灣歷經政權更迭與社會變遷的產物，只不過鮮少會有移工知道這些地標背後的歷史，即便在各界推動人權發展的過程裡，已累積了許多研究與論述，然而在缺乏東南亞語文翻譯材料的現況下，要向佔外籍人口多數的東南亞移工、移民推廣歷史議題，仍存在難度。
在「與移工共寫／創計畫：疫情內／外的身體敘事」1 計畫裡，針對移工設計的人權地景騎讀活動，從新文化運動紀念館開始，騎過大稻埕、北門、臺博館、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經南海路到青年公園、馬場町，再延著河堤一路騎到國家人權博物館（景美園區）。這一條人權地景的遊覽路線，藉臺北的交通之便，回顧臺灣的近代史，尤其是日殖以降，那些自由遭受侵害的個人與群體的故事。也要特別感謝國家人權博物館提供的印尼語語音導覽服務，對此行助益良多。
二二八事件引爆地紀念碑前導覽。圖／Trans/Voices Project提供
筆者及團隊夥伴與多數35歲以下的印尼移工一樣，都在政治轉型後的年輕民主體制中成長，一樣在官方的歷史敘事中，與真相漸行漸遠。兩地在外交上的際遇雖然不同，但無庸置疑的，擁有類似的殖民經驗，同樣在殖民地菁英的帶領下，發起民族主義運動；同樣在冷戰結構下，歷經屠殺、威權統治與穩定的經濟成長，最後在強人政權倒台後，一面摸索民主，一面修補著獨裁遺留下來巨大空洞。雅加達的墓地劇團2010年發表的作品《破屋》（Rumah Bolong），試圖傳達「失去門窗的家是一種警訊」的概念，而「家」指涉了家庭與國家，在終結超過一個世代的威權統治後，旋即遭受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的衝擊。此刻的我們，仍得努力想辦法爬出這個空洞，才有機會看見它的全貌，並思索如何修補。
有些移工在被家庭與工作綑綁的同時，獲得了窺見空洞的機會。例如曾在香港做外傭工作的Yuli Riswati，時常利用休假時間擔任公民記者與參與人權組織活動，她也在香港反送中運動最緊張的時期，奔走街頭，在煙硝中做即時報導。在2019年底被遣返回印尼後，將她在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CIC）遭拘禁近一個月的經歷，寫成〈1672〉投稿至2020年的臺灣移民工文學獎。另一位曾在2014年因為長期被雇主虐待導致失去工作能力，而成為國際新聞焦點的印尼外傭，是Erwiana Sulistyaningsih。2018年，即將完成大學學業的Erwiana，在〈Adelina，你的痛苦亦是我的痛苦〉（Adelina, deritamu adalah deritaku jua）這篇投稿至臺灣移民工文學獎的作品裡，述說了這段滿是疤痕的記憶。
〈1672〉是Yuli Riswati被拘禁期間的編號，她寫到：「言論自由在世界上被稱為人權。但是事實上，這種自由並不平等，掌握權力的人使盡全力消弭反對的聲音，尤其是像我這種邊緣人的意見⋯⋯我不後悔！我做什麼，都是我的選擇，我經歷的，是身為一個自由的成人，因為選擇所帶來的風險。」Yuli與Erwiana返國至今，皆投身工運與人權工作，這應是她們離開家鄉時始料未及的。她們不像多數印尼移工，隨著工作契約的終止而回到原鄉的階層裡。她們在異鄉的見聞與創傷，成為了她們政治上的啟蒙，從那之後，與自由為伍，甚至是為他人爭取自由，成為活著的必要條件。
Yuli常以「邊緣人」、「他者」自述或描繪她筆下的移工角色，我們在此可以揣想，無論在異鄉還是母國，移工本就難以掌握話語權，而擁有反抗意識的移工，更不被鼓勵，在香港如此，在臺灣亦然。根據勞動部統計資料，截至2021年4月底，臺灣的印尼移工數量有255,038人（社福185,514人；產業69,524人）2 ，而香港2020年底有157,802印尼移工在港擔任幫傭 3。香港的國際組織與工會文化，或許直接參與了移工的啟蒙，在臺灣，雖然有臺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桃園群眾服務協會（SPA）與其他相關組織，長期投入移工的賦權事務，我們卻鮮少聽聞印尼移工在回到母國後，繼續參與運動的例子。這是筆者至今仍試圖尋找解答的疑問。
在臺灣，遭受政治迫害的移工或許不常見，但被監禁、虐待、奴役、性侵、人口販運的案例卻層出不窮。我們可以自過往的媒體報導、人權報告與移工近乎證言（testimony）式的文學創作獲知，這些成功與失敗的移工故事背後，從來不缺乏抵抗的故事。在印尼輸出勞動力的長遠歷史裡，移工「外匯英雄」的稱號，已得到廣泛的認同。歌手Soleh Akbar在2000年前後的作品〈TKW〉（Tenaga Kerja Asing，女性移工），更將女性移工指稱為《摩訶婆羅多》中為了上戰場跟夜叉（Yaksa）交換性別的女戰士「Srikandi」。在當代跨國移動版本的戰爭裡，這些女性遠赴異國，成為為家庭與國族奮鬥的戰士。印尼移工的苦難經驗，在大眾市場考量上，至今仍是通俗劇與流行音樂創作的重要命題。然而，被英雄與神話合理化的個人苦難，使得移工身為人的基本權利即使遭受侵害，也可能只是被視為必要的犧牲。
絕大多數的印尼移工來自農村與漁村，新秩序（New Order）以來，國家、財團對私有土地的開發、剝削，導致人民無法在自己的土地上生存，而被迫離鄉背井到都會區或海外工作。直到進入1990年代，印尼人出國工作的目的地已從阿拉伯、馬來西亞，轉向當時經濟發展領先亞洲發展中國家的臺灣、香港與新加坡。我們可在Etik Purwani的短篇作品〈Elegi Ambarwati〉與〈編織宿命〉（Merajut Takdir）裡，推知整個1990年代，有多少來自偏鄉的年輕人，因為貧窮放棄學業，因為在原鄉難以維持生計，而移動到人蛇雜處的大城市打零工、從事性工作，或者跟著到鄉下招工的人力仲介，進到職業訓練所，等待出國當移工。我們在1960年代開始經濟起飛的臺灣，不難看到類似的移動路徑，尤其在原住民族運動的脈絡裡，抗爭至今都沒有結束。我們在移工假日聚會的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裡，講述原住民樂人巴奈（Panai Kusui）、那布（Istanda Husungan Nabu）「沒有人是局外人」的倡議行動，讓移工有機會回頭摸索自己為何而來。
抵抗不只發生在街頭，幾年前，一位愛好寫作的印尼移工好友在一場講座上問觀眾，移工作者最常寫作的地方在哪裡？答案是廁所。這個回答反映了許多移工缺乏個人空間，對許多工作與私人領域重疊的居家看護而言，「個人空間」時常被限縮在手機螢幕上。曾有好幾位移工作者曾告訴我，他們的創作經常是在手機上完成的，主要是因為照護工作無法有確切的上下班時間。也許是科技的進步提供了這樣的便利性，但毋忘那些曾經不得不躲在廁所與衣櫃裡寫作的移工，他們冒著風險抵抗限制，去換取一點點的自由空間。
在這次臺北人權地景的導覽中，我們對照著印尼的近代史跟移工進行討論，試圖探索那些被主流意識形態掩蓋的歷史事實。「民主是什麼？」、「臺灣與印尼都是民主國家，為什麼人民仍然貧窮，社會仍然充滿不正義？」這些疑惑，在活動最後被移工提出來。「與移工共寫／創計畫：疫情內／外的身體敘事」是一個針對印尼移工創作與疫病所發展出來的計畫，我們試著引導從事業餘創作或展演的移工，思考在工作與疫情的限制下，持續保有創作的自由。人權地景中那些在殖民、威權的限制中嘗試發聲的人，示範著如何在不自由的狀態裡，何以維持自由的意識。
臺灣一直被視為亞太地區人權進步的標竿，但臺灣夠好了嗎？我們不該遺忘1986年湯英伸被苛收仲介費、雇主扣押證件與強迫勞動等遭遇，至今仍是許多移工的日常；還有2015年在漁船上被虐致死的印尼漁工Supriyanto 4、2017年被高雄某豆乾工廠軟禁14年的印尼移工阿芳 5；我們也不應忽視平均每四天就有一個移工遭到性侵，而在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的此刻，許多雇主違法禁止移工外出；還有其他，難以計數。在臺東南亞移工總數已超過71萬人，移工為臺灣的長期照護與工、漁產業做出貢獻亦是不爭的事實，筆者認為，無論未來移工是否被納入臺灣新國族建構的一環，移工權益的優化，與人權知識的轉譯，都是刻不容緩的工程。這次的人權地景導覽，只是一個很小的嘗試，正義之路，如海一般，即便深陷空洞，也必須把握每一個在空洞中覺醒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