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疫症所引發的危機時刻，社群的型態也變得不再同樣。地緣政治因各類誘因而被重構，造成紛爭與戰亂；人文學科則更著重對於非人類社群的關懷。藝術機構也打開對社群的重新理解與想像：好像去年的「第15屆卡塞爾文件展」（documenta 15）以印尼藝術群體ruangrupa擔任策展人，邀請不同區域的藝術群體參與，並構築對話。雖然文件展引起不少爭議與討論（這亦跟族群間的政治處境有關），但以農業概念「穀倉」（lumbung）展開形塑群體的實驗，拓展了社群的邊界，也對於現存藝術機構塑造社群的方式提出質疑。
從日常轉譯至藝術領域，群體的再現也不再僅限於某種美學形態，而是更具能動性的、可介入與改變現場。好像在前述文件展裡不單是固態的展示，而是共同生活的實踐 ⸺煮飯、唱歌、聊天，一切在日常生活可連結與聚合的，皆出現在如此大規模的當代藝術場域裡，讓部份現存的群體（如被嫁接在藝術市場關係網絡之中的藝術家—策展人—收藏家等）得以被鬆綁，換來的是新群體在迥異座標下的建立，如生態的、民族的、與酷兒的。這亦是從當代藝術所起始的群體革命。
面對如此語境，位處瑞典軍事城市布登（Boden）的藝術空間「Havremagasinet」同樣選擇了「群體」（Collective）為本年度的主題，以多個展覽來開啟群體的異質想像與實踐方式，並嘗試詰問如何敘述群體的記憶與情感。因此可從展覽中窺探各樣群體的痕跡，從女性勞動者的相互協作、六〇至七〇年代在瑞典的礦工工運、七〇年代初火紅年代餘波中的瑞典青年、哥倫比亞社會主義下的工運與房屋運動，甚或是美國的原住民族部落等，皆折射出根植於不同歷史脈絡、時間性（temporalities）與地緣區域的社群連結。這些展覽通過藝術家的再現與美學策略易轉了話語，解除有關「群體」的固有認知與論述，需折返特定的群體、場域與情境，才能體認到群體中的能動性與政治潛能，亦讓各群體持續連結與協商。
「Life. Not Just Mine」（Livet. Inte bara mitt.）展覽現場。圖／Marcel Köppe攝影，© Havremagasinet
瑞典北部滿目草綠。在接連北極圈的城市外圍皆是森林、山脈與經年挖掘的煤礦，以及各種能源基礎建設。各城市因建設規畫出現地勢的轉變，如基律納（Kiruna）便因長年採礦而產生地陷，整個城市需要遷移。布登則剛好在北極圈外的邊陲（距北極圈八十公里）、位處瑞典最北部的北博滕省（Norrbotten），接壤芬蘭、且東面俄羅斯的威脅。在1804至1809年期間，瑞典與俄羅斯於芬蘭地區展開戰爭，瑞典失去東部的三成領土，而使兩國邊境迫近至瑞典北部的托內河（Tornio River），瑞典遂興建了布登堡壘（Boden Fortress）以作防衛之用。布登自此成為瑞典關鍵的軍事區域，並因國家安全之故而持續關閉，不予旅客進入，直至1997年才重新開放，城內大多的軍事國防設施與訓練仍然維持。當地居民分享，現時在布登常觀察到各種群體聚居的地景，如包裹著身體的伊斯蘭裔難民與例行操練的軍人並行在街上，再加上本地居民等，可見駁雜的身分族群在同一空間中所創造的張力與韌性（resilience）。
Havremagasinet正位處如此特殊的閾限空間，並嘗試以藝術機構的角色來介入與重構此地域。從該空間望向不遠處，便能瞥見軍機的停泊處，以鐵欄隔閡了我們。身在其中也能隱約聽見軍機滑過上空的聲音，提醒著軍事演習與行動仍在時刻進行。Havremagasinet的整體是一座總面積達3600平方公尺的五層高樓。其前身是石製的軍用糧倉，自1914年由建築師約瑟夫森（Erik JOSEPHSON）建成起作為儲備軍用馬匹的食糧，直至1971年才停用、1995年再度翻新；及至2010年，這個前軍用空間被藝術群體「Kilen」租用，發起、成立一個公共藝術空間，並由布登市政府及北博滕省政府共同資助。
歷經長久軍事封閉的區域如何通過藝術重新打開連結社群的缺口？有趣的是，Havremagasinet的標記便是借用了布登在1997年前不准外人進入的標語，以此開啟與外間的對話。首個展覽亦回應布登的在地語境⸺以「俄羅斯人快要來了」（The Russians are Coming）為題，折射出布登一直處在的備戰狀態。Havremagasinet的成立宣告一個新的時代，急切需要從藝術體系中啟發範式轉移。現時空間的五樓仍遺下歷史的痕跡，昔日糧倉的輪廓清晰可見，如支撐著整座建築內部結構的樑木與鐵銹機器等皆停頓凝固。布登的軍隊仍擁有整座建築物的業權，Havremagasinet的現任總監Mariangela Méndez PRENCKE形容，機構與軍隊甚少接觸，關係只是業主與租客；但軍事訓練的聲音與隨處可見的軍人已成了異殊的日常。
瑞典藝術空間Havremagasinet外觀。© Havremagasinet
Havremagasinet在布登成了微妙的存在，也在原來緊閉的地景中挖開一點異質的裂縫。自2020年起，機構便訂立年度主題，展覽策畫也由此開展：2020年的主題是「語言」（Language），包含多樣的語言型態（權力、身分與溝通等）；2021年的主題是「泥土」（Soil），藉此探索人類與土地的密切關係，包括農耕、經濟發展與土地運動等；2022年的主題是「工作」（Work），討論箇中有關倫理、剝削與自由等問題；本年度的主題則是「群體」，一方面回應疫情後的處境，另一方面也是機構的反身詰問：13年過去後，Havremagasinet在布登所實驗的群體構成方式是否有效？當代藝術還剩下什麼樣的溝通與連結空間？遍佈在整座建築的七組有關「群體」的展覽（每層一至兩個展覽）也環環相扣、互為對話，並攤開紛陳不一的意念。透過跨地域與歷史的展示，我們也能於Havremagasinet的策展框架中挖掘出從群體延展的一些論述與觀點。
首先的關鍵詞是「行動」。群體的行動重視主體間的連結，也是共通的身分政治與生產條件的體現。因此，有關群體的討論無法脫離所身處的文化語境及政經脈絡。Havremagasinet的多個展覽樂觀正面地提出群體行動所彰顯的力量與潛能，並回應了六〇年代堀起的新自由主義以及其連帶的抵抗運動。好像在六樓所展示的瑞典藝術家Ingela JOHANSSON的展覽「Black Sun」（Svart Sol）便以兩個部份呈現性別與形態相異的勞動群體。
「Black Sun」（Svart Sol）展覽現場。圖／蔡倩怡提供，© Havremagasinet
展覽的一方以精細的工藝，如玻璃製的貓頭鷹雕塑與裝飾，來重現女工的靈巧手藝，並述說著微型的勞動生產如何抵抗從福特時代以降所追求的批量複製生產。藝術家更重製了二十世紀初早期婦女參政運動者（suffragettes）所製作以宣傳理念的玩具，形成一組組動物與小孩的紙板模型、名為《Let’s Play》的作品。如今藝術家以童趣活潑的方式來再現勞動，展示集體協作的政治能動性。展覽更以兩種方式來顯現女性勞動者的面貌：一方面是以紡布編織出的肖像；另一方面則是以幻燈片播放女工的檔案照片。兩者皆通過時間的皺褶才能堆疊出女性的群像。藝術家通過模擬特定的生產方式與條件來重返女工其時的物質處境，同時也揭露女工無處不在的勞動參與總隱埋在生活日常裡。
該展的另一方則是有關發生於1969至1970年在瑞典城市Malmfälten、Svappavaara及Kiruna的煤礦罷工運動。這場維持57天的罷工，共有4200位煤礦工人參與，主張改善工人的勞動環境及過低的薪酬待遇，針對的是瑞典最大的煤礦開採公司LKAB（Luossavaara-Kiirunavaara Aktiebolag）。這場運動對瑞典日後的社會民主福利政策產生很大的影響，藝術家花了十年的時間蒐集其檔案資料，如尋索其中一位工運領袖的生平，亦採訪他的妻子，並以訪問式的紀錄片在展覽中呈現。其中的三頻道影像由連串的硬照組成，場景乃罷工工人聚集於Kiruna大會堂呼應運動領袖的演講，影像的聲音則是演講的錄音檔案。當演講部份結束後，影像回到當下，重返同一地點，現已是滿目寂靜的雪地。縱使影片的結尾暗示群體的集結與行動未必久遠，但張貼在展覽場上的多場示威遊行的歷史照片，也見證運動依舊延密不止。
「Black Sun」（Svart Sol）展覽現場。圖／蔡倩怡提供
「Black Sun」（Svart Sol）展覽現場。圖／蔡倩怡提供
從「Black Sun」一展可見，Havremagasinet嘗試通過「群體」來闡明其理念，更甚於解答「什麼是群體」，群體行動的力量也顯得不證自明（亦以致無法回應部份有關「群體」的迷思與疑惑，好像如何在群體中尋找共識）。事實上，機構在策展文案上亦強調群體的外延部份，例如關注群體如何能分享資源、知識及生產工具等。因此，在下述另外兩個展覽中尤能窺伺Havremagasinet對於群體所抱持的正面希望，以及從歷史與地域語境的脈絡差異等介入討論群體的形塑。
芬蘭出生的藝術家Elina JUOPPERI在展覽「There Is Another Way and Heritage」中僅以簡約的場景與聲音裝置來讓群體「現身」。展場裡的聲音來自美國「Lower Elwha Klallam」部落民族，其所聚居的艾爾瓦（Elwha）河流地帶在九〇年代初因興建水壩，而為當中的水電供應破壞河流裡的三文魚路徑，作為部落主要生計的漁業生態也就無以為繼。更甚者，部落民族的文化與身分認同亦植根於該河流及箇中的生態循環系統，城市基建如同殖民暴力，致使部落文化乃至沿河的多樣物種皆流離失所。歷經多年的抗爭，美國國會終於在1992年通過法案（Elwha River Ecosystem and Fisheries Restoration Act），允許拆毀水壩，最終在2012年完成，並修補已然破壞的河域生態。
展間遍地灰色的水泥牆與裝置猶如水壩的象徵，群體則如同幽靈般飄盪其中，該部落原住民（尤其年老女性）敘述著歷史以及面對水壩的經年抵抗。藝術家僅以聲景（soundscape）的方式呈現這些寶貴的口述紀錄，於是在擬仿基建的簡潔場域中，我們只能以聲音來構築對景觀的想像；在連串的話語之後是巨大的震裂聲響⸺由群體的集結所驅動的抵抗與行動，最終成功讓水壩被拆毁。藝術家拒絕單一地展現群體的力量，其中一面水泥牆的一角播放著2010年中國興建的全球最大水力發電三峽大壩的影像，畫面中呈現的群體卻非集結抵抗的人民，而成了盛大的圍觀旅客。藝術家做如此輕巧的對照記下註腳⸺群體未必能賦權，也可能成為制度鐵板更為堅固的助力。
「There Is Another Way and Heritage」展覽現場。圖／Marcel Köppe攝影，© Havremagasinet
Elina JUOPPERI，《There Is Another Way》，2008/2023，聲音與雙頻道錄像裝置，尺寸依場地而定。圖／蔡倩怡提供
與該展遙相呼應的是另一層樓的「Nothing Changes by Itself」（Ingenting förändras av sig själv）。同樣是關注群體參與的環境運動，後者展現Bernt Selberg與Lena Lagerstam長年參與其中的照片紀錄。Selberg是一位音樂家與攝影師，Lagerstam則是一位建築師及考古學家，二人現居於北博滕省，多年來積極發起環保運動，包括組織遊行與籌備文化活動等，冀引起大眾關注。他們曾參與的運動如阻止瑞典卡利克斯河（Kalix River）興建水力發電水壩、阻止北博滕省內山丘Kamlungekölen被用作放射性廢料的棄置場等皆見成功。當展場貼滿二人多年的攝影紀錄與相關資訊，並由此回應Havremagasinet的「群體」論述時，這連串階段性成功的環保運動便不得不居功於群體的力量（二人在展場的簡介中亦強調群體所帶來的改變），其中的關連卻也變得相對緊閉、封鎖與理所當然，觀者無從真正理解群體的複雜性、及其所身處的社會政治肌理共同驅使運動成功的潛能。不過，這批不以藝術創作為實踐方向的紀錄性照片也同時突破了藝術展覽的固有常態：在藝術機構的語境中思考群體不一定得侷限於藝術家的創作或其所組成的社群。反之，這批記述了多年運動的照片為Havremagasinet的「群體」論述打開了少許缺口：它們不以藝術體系為中心，而是將現實的社群紀錄置放於展覽空間，重新記認原來參與運動的散落群體。如此將藝術機構所啟動的討論與想像重返現實／現場，亦讓箇中「群體」的擴延觀點更為有效。
「Life. Not Just Mine」（Livet. Inte bara mitt.）展覽現場。圖／Marcel Köppe攝影，© Havremagasinet
「群體」既能指涉特定人群，亦能成為各種座標的交錯脈絡。從Havremagasinet這個關鍵詞的論述鋪展，我們可尋索「群體」在藝術機制中被如何理解、想像與再現，以至其主體性亦面對被重新拆解與形塑的局面。作為一座位處特殊地域中的藝術機構，他們並未被動地接受各種藝術實踐中對「群體」的詮釋，反而積極地涉足外部現實，更新詮釋的認知方法。如「Nothing Changes by Itself」所著重藝術機制與現實的越界及互動，亦延展至另一個展覽「Life. Not Just Mine」（Livet. Inte bara mitt.）中，攤陳Anders MARNER 六〇年代末至七〇年代初在布登所拍攝的一系列攝影，開啟對於群體的另一關鍵思索⸺散落日常的群體身影可被如何存檔？
其時正值蔓延歐洲的火紅年代，藝術家記錄了布登青年群眾與生活日常：音樂表演、街道商店、群眾集結、站崗士兵車。在光怪陸離的景貌中，偶有與時代連結的痕跡（好像青年手持頭版標記「越南」字樣報紙）。平常無事的紀錄，將群體的想像從多個展覽中的特殊性（如工運組織與原住民等）拉回日常的軌道，也還原每位個體跟群體密不可分的辯證關係。從特定的對象到廣泛的群體指涉，Havremagasinet作為藝術機構，善用其資源與話語（以及藝術家的轉化方式）來串連展覽，建立起群體檔案的意識，甚或擴延了展示檔案的傳統方式。不管是女工的圖像、工運與原住民的聲音，還是微細零碎的生活日常照片，皆見諸眾群像流動的面貌，從歷史檔案的固有路線中另闢異徑。
「Nothing Changes by Itself」（Ingenting förändras av sig själv）展覽現場。圖／Marcel Köppe攝影，© Havremagasinet
除了以影像直接呈現群體的紛陳面貌，Havremagasinet亦著力展現各種藝術實踐形式可以如何重新翻開被隱沒的社群歷史，構建各類群體的連結關係。其中，哥倫比亞藝術家Gabriela PINLLA的兩組展覽「Policarpo」及「Mariacano, Red Very Red」（Mariacano, Röd Väldigt Röd & Policarpo）在官方論述以外尋找群體與歷史的交界。Pinilla通過長年記錄家人、鄰居、社區領袖及抗爭參與者等的口述記憶，以微觀歷史的視點記述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Bogotá）Policarpa社區的一場住屋運動。展覽中的壁畫描繪了1961年因一個被逐出家園的住戶所引發的運動，最終導致200個家庭聯合佔據一塊空地，以作示威。壁畫上佈滿細節，如居民的生活、警察的暴力突襲，以及居民的共同抵抗。除了靜態的畫作外，藝術家更揉合歷史檔案片段製成定格動畫，讓群體所啟始的行動尤為剔透。
Gabriela PINILLA，《Policarpo》，2012-2023，動畫、壁畫、檔案資料、小誌，尺寸依場地而定。圖／Marcel Köppe攝影，© Havremagasinet
Havremagasinet邀請多位藝術家以各種實踐與介入方式模塑複合的「群體」。群體與不同的座標及語境的接合，包括女性勞動者、工人運動、原住民部落、環境運動、房屋運動等的抵抗，且顯然從外延的方式進入群體的討論，以此推論出群體的積極力量與政治潛能，同時亦嘗試打開藝術場域的缺口，納入一些非藝術創作的群體紀錄來引發有關「群體」的異質觀點。他們更以展覽的嶄新框架來重塑「群體」的記述，一些隱匿於歷史中的群體、或平常由每位個體所連結的群體，也被Havremagasinet重新勾勒與記錄。
如此方式自然跟其異殊位置及軍事歷史有關。面臨所在地區封鎖多年的裂縫，Havremagasinet不僅以藝術展覽來鋪展「群體」的論述，更省思作為藝術機構與該地社群的關係，並以這座歷史建築作空間基點，成為建立社群的驅動力。是故，藝術總監Mariangela Méndez PRENCKE強調機構所策劃的不單是「展覽」，更是一系列以社群與教育為基礎的活動，讓不同群體重新在此聚合，可共同對話與實踐。例如，該機構會與布登市政府合作，在兒童假期期間舉辦藝術教育活動，另也致力創造讓難民融入該地社區的連串活動等。她形容Havremagasinet既是一個旅遊景點，亦是一個社區的文化場域，平素能吸引布登不同群體的居民前來參與。
縱然各地的藝術機構同樣愈趨關注社群的介入與連結，社群卻愈漸顯得模糊不清、難以捉摸。Havremagasinet的例子展示了藝術機構可以如何通過空間及特定主題的論述來構築關係、重塑社群，以及撿拾歷史的幽靈碎片。近年部份香港與臺灣的藝術機構也做類近的實踐：好像香港的CHAT六廠（六廠紡織文化藝術館）既以環繞紡織的展覽來更新其論述，亦連接主張寵物友善的商場空間，從歷史古蹟、藝術館及商場等多個定位的交接來聚合不同群體；臺北的C-LAB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前身是空軍總部，近年也舉辦多種不同的展覽與活動連結藝術社群，而其深埋的軍事痕跡則仍在反覆梳理，並折射臺灣無法擺脫的地緣政治。同樣背負軍事歷史的陰影，Havremagasinet的策略思維尤其值得參照。
責任編輯：童詠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