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語的音樂文化語境中,『合唱團』(choir)和『合唱』(chorus)雖然常被混用,但其實有些不同。合唱團通常結構嚴謹且編制固定,有指揮和固定的排練;相對而言,合唱則是一種音樂表演形式,可以指一起唱歌的人。」——策展人郭昭蘭。
汲取「合唱」一詞所暗示的「共同」、「多聲部」、「發聲」與「集體記憶」,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2026年度大展「我們正成為 WE Are Becoming」試圖從跨地域的視角,重新檢視戰時藝術在戰後的流轉與詮釋,並藉此追問當代社會如何重新編織「我們」的組成。策展人吳達坤更提出「是否可以將『我們』持續性地敞開與擴延,去包含人與非人物種的存在」,同時也對C-LAB自身歷史與機構機制展開討論。
C-LAB年度大展「合唱作為方法」國際論壇現場紀錄。攝影/三月影像Aquamarinefilm、許博彥 Po-Yen Hsu;圖片/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提供
回顧「我們正成為 WE Are Becoming」於5月30日舉辦之國際論壇「合唱作為方法」。該論壇從李石樵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的繪畫《合唱》出發,也延續郭昭蘭與大坂紘一郎於2025年在日本共同策劃的「多孔的檔案.探照」所開展的研究,該展透過彭瑞麟的攝影、藤井光的當代創作與藤田嗣治的戰爭畫,重新思考戰爭檔案的展示與詮釋。論壇聚焦1945年前後的歷史轉折,在意識形態、階級、文化行政、展覽體制與媒體籠罩下,如何影響文化的連續性與斷裂,以及檔案與藝術作品的可見性。
論壇上半場以「戰爭期間藝術的來生:臺灣與日本的故事」為題,由國立臺灣美術館研究發展組組長薛燕玲主持,並邀請藝術史研究者與策展人郭昭蘭、日本戰爭畫與女性研究專家大阪大學名譽教授北原惠、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MoMAT)首席策展人鈴木勝雄,三位講者分別以接受史、圖像史、性別研究視角與策展方法出發,針對臺灣與日本相互交織的戰爭藝術史發表專題演講。
臺灣歷經種種統治與事件,至今仍面對著不同意識形態的鬥爭,而我們身處於夾縫之中,是否能找到或成為其中的破口?「我們必須從過往的傷痛、記憶與檔案之中,找尋當今的啟示;若沒有回應過去,便無法開啟未來。」在薛燕玲的點題下,本場將以回顧過去歷史與檔案的討論,拉開序幕。
郭昭蘭|脆弱的日常感與匿名性:1938年戰爭期間的彭瑞麟攝影
彭瑞麟作為臺灣第一位到日本取得攝影學士的攝影家,在日治時代留下了臺灣少見的戰地攝影,郭昭蘭比對一批彭瑞麟在中日戰爭期間的攝影,與新進出土的彭瑞麟日記,將其與臺灣不穩定的歷史及政治軌跡牽繫在一起。作品中失焦的鏡頭語言、歪斜的構圖、缺乏決定性瞬間的攝影美學,紀錄下軍事動員下身體的廢退與停歇。不過,她也強調「這並不是說,照片中的軍人短暫地脫離總體動員系統,而是在總體戰所動員之視覺語意下的身體動員,是連同傳播媒介與流通系統的需求與耗費一併考慮。」
彭瑞麟,《商店裡的日本軍人》,1938。來源/典藏台灣、圖片/典藏台灣提供
「即使是這樣的日常感亦隨時可能被動員,成就一種可供利用的紀念碑性。」這些彭瑞麟留下的戰地攝影,既沒有配上日本官方畫報的樣板宣傳,後續更因為戰後臺灣政治的更替,靜靜躺在相簿中乏人問津;同時也因為它們遠離官方流通系統,才使得照片中同袍間的個人情誼,好似完好的保存至今。照片中部分軍人的身分至今仍未確認,,這種匿名性與彭瑞麟的從軍經歷密切相關,也受到臺灣戰後政治轉變與冷戰秩序的影響,使影像長期難以進入主流的戰爭歷史敘事中。郭昭蘭認為這段從軍經驗既不屬於戰勝國的英勇故事,戰敗國也無暇面對,反而是臺灣在反攻大陸為核心的政治敘事,讓這些軍旅成為擺不進去任何框架的瑣碎私人經驗廢墟;而這些照片所呈現的日常感與今日仍存的匿名性,都受到臺灣殖民地身分以及戰後冷戰的影響,是出於偶然、命定又非主權的決定1。
彭瑞麟,《取水處》,1938。來源/典藏台灣、圖片/典藏台灣提供
北原惠|戰時下的女性藝術家:從性別視角探討「防空洞中的女人」之再現
延續對戰爭藝術研究中被忽略者的關注,北原惠以史料對證兼圖像分析的方式,深入討論二戰之下的女性藝術家群體、來自殖民地的畫家陳進、防空洞與女人的圖範,這三者所交織出的複雜關係。其中以陳進在美軍空襲期間,於東京世田谷繪製的《眺望》引發北原惠思考當時在東京的這些女性畫家,她們與戰爭的關係是什麼?
陳進《眺望》,1943年,膠彩畫,家屬收藏。圖片/家屬提供
1920至30年代,日本女性畫家在藝術體制的階級結構中處於最底層,在美術教育中亦遭到排除與限制;1943年在陸軍報道部指揮下,由長谷川春子擔任委員長成立了「女流美術家奉公隊」,使女性藝術家擁有進入國家政策體制的機會,同時又將其擠壓至後方,從事輔助或情感撫慰的工作。奉公隊受託,並創作以後方勞動的女性為題的《大東亞戰皇國婦女皆働之圖》,也與當時男性主導的「作戰紀錄畫」產生強烈的競爭關係。可以說戰爭美術的制度在「包容與排除、同化與差異化」中確立了自身的權威。
1943年的《陸軍紀念日 女流美術家奉公隊獻納展目錄》中,出現了陳進的名字,同年5月由女流美術家奉公隊發行《會報》第1號,紀錄陳進曾以日本畫《少女》參加1943年陸軍紀念日「獻納畫展」。不過,並沒有發現陳進參與奉公隊後續展覽的紀錄,1943年與1944年的隊員名冊中也未出現,因此尚不知陳進是以什麼名義參展、是否與奉公隊有交集?而陸軍報道部於祝詞中提出的「藝術無國界」則可推測出當局可能曾企圖將日本內地以外、身處殖民地或佔領地的女性畫家納入體制之中。
回到《眺望》,陳進寄予這幅畫什麼情感呢?2北原惠比對並分析戰爭期間女性與防空洞的圖像,如:山端庸介拍攝的《A Girl who escaped injury in a bomb shelter, the morning of August 10, 1945》、1941年Lee Miller拍攝於倫敦大空襲的《Fire Masks Downshire Hill Hampstead》,北原惠推測這些將防空洞與女性、孩子一同描繪的圖像,可能是為了符合保護婦孺的戰爭大義;而當描繪對象轉向男性時,防空洞則成為繼承軍人父親堅強意志與戰爭記憶的空間。
至於描繪戰時日本進軍地區防空洞的作品,北原惠以橋本關雪1942年《防空洞》為例,並根據圖像特徵與1942年10月9日《朝日新聞》對該作品的評論——「畫中描繪了一位身穿紗籠、體態豐滿的南方女子正欲走出防空洞,並凝視著某一點的姿態。這是一幅充滿緊張感與異國情調的力作。」,防空洞中的女性因此成為與「前線」相連的「占領地/異國」風景,由此可知,「防空洞」在不同性別與殖民關係的圖像中,被賦予了不同的含義,隨著個人處境、戰爭情勢與歷史條件,具有不斷變動的彈性。
橋本關雪,《防空洞》,1942。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所藏。圖片/鈴木勝雄提供
鈴木勝雄|透過戰爭藝術創造對話空間:「開啟記錄 編織記憶」的策展方法
女流美術家奉公隊的《大東亞戰皇國婦女皆働之圖》—「春夏之部」與「秋冬之部」於「開啟記錄 編織記憶」展覽中首次同時展出時,引發了極大的關注。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策展人鈴木勝雄以開啟記錄 編織記憶」展覽為例,從「戰時媒體空間」、「藝術與政治宣傳」、「亞洲的相對性視線」三個面向,分享如何透過策展實踐面對命運多舛的日本戰爭畫3。
鈴木透過並置具差異性的展件,擴展戰爭畫觸及的面向。首先,他將宮本三郎《本間與溫萊特會見圖》等官方作戰紀錄畫,與戰時雜誌報刊對照,他指出,日軍自1938年前後開始委託畫家製作戰爭紀錄畫,並以鶴田吾郎《神兵降落巴鄰旁》、田村孝之介《佐野隊長與大野挺身隊的訣別》與藤田嗣治《阿圖島玉碎》等作品為例,討論繪畫如何具有超越紀錄(攝影與電影)的美化/虛構化力量。
其次,他試圖透過展覽,建立「相對性」的亞洲視角,他將描繪主宰性高空視覺美學的田邊至《南京空襲》,與刊登中國城市遭受空襲照片的《寫真週報》與美國《LIFE》雜誌,及描繪自身親臨中國而感到疏離經驗的豬熊弦一郎《長江埠的孩子們》,三類作品並置,揭示空襲繪畫所隱含「遮蔽現實」的效果。最後,鈴木在展覽中,加入中國、新加坡、菲律賓藝術家的作品,與日本戰爭畫進行對比,例如藤田嗣治的《新加坡淪陷》與新加坡畫家劉抗的《老街》等。
「開啟記錄 編織記憶」展覽現場紀錄。版權所有/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圖片/鈴木勝雄提供
為回應臺灣與朝鮮在歷史敘事中「被隱形」的問題,鈴木展出總體戰時的標語「前進!一億人化為火球(進め一億総火の玉だ)」海報,揭示「一億」在戰前指涉的多民族人口,在戰後被替換為單一「大和民族」的去脈絡化過程;同時並置臺灣籍日本兵中村輝夫事件,引導觀者意識到被遺忘與抹除的戰時地緣關係。
最後,鈴木總結道,「關於日本戰爭畫的研究與展覽才剛開始,期望未來與臺灣研究者展開臺日視覺文化的比較研究、透過個人史釐清戰時臺日藝文份子的交流、比較戰後建構「戰爭記憶」的過程。」,以培養連結過去與現在的全球想像力。
逆風中的證言
上半場講者對於戰爭時期的藝術交流、隱蔽與揭露、政治與藝術之間的拉扯,留下精彩的註解。主持人薛燕玲向三位發表者提問道「在探究與面對歷史的求真之路,不僅關乎於重新看見與審視,有時更要面對未癒合的創傷與難堪的記憶,甚至來自國際與國內的壓力,想請問各位學者如何衡量與採取策略。」北原惠從藝術史家的立場首先提出「一是必須對研究對象抱有敬意,二是為自己的研究負責,並提出確實的證據。」;鈴木勝雄針對展覽層面表示,自己最注重的是「結構」—「除了透過結構呈現展覽敘事,同時也希望觀眾注意到過去人們所處的結構。在面對質疑時,我們必須再次地強調,我們所期望進行的是『批判性』視角。」;策展人郭昭蘭則關注於政治性干涉與審查如何使藝術歷史噤聲與發聲,並鼓勵只要仍有隱蔽噤聲之處就仍需要繼續推進這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