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臺灣勞動部統計，截至2020年4月底，一共有276,311個印尼籍勞工在臺工作，約佔整體外籍勞工的39%。加上移民、留學生、建教生以及境外聘雇漁工等，人數超過30萬。我們不難發現，像印尼移工口中的「TMS」（Taipei Main Station，臺北車站）、「Pyramid」1（指臺中東協廣場）等地，語言、文字（如小吃店的印尼文菜單和招牌）、卡拉OK、烤沙嗲與菸草混合的煙幕、紅白旗（印尼國旗），早已圍起了隱形卻堅實的邊界。
邊界內的主角是移工，以及由移工組成的社群，其中包含為數可觀的藝文社團。這些社團許多具有同鄉會與地方民俗色彩，像是東爪哇省Ponorogo的Singo Barong Taiwan、龍目島（Lombok）的Galok；有教育機構中的社團，如印尼空中大學（Universitas Terbuka）的學生舞團「Uters」，也有因為共同政治偏好組成的團體，例如Sanggar Tresno Budoyo劇團。其他還有難以計數的文學、音樂、武術、彩妝、攝影等社群。
在印尼移工的活動中，演唱國歌〈偉大的印度尼西亞〉（Indonesia Raya）經常是開場儀式，爾後伴隨呼喊「Merdeka！」（獨立、自由）口號，活動才會正式開始。久而久之我也能跟著唱了，但「Merdeka！」卻喊得很彆扭，這種尷尬提醒著我，我們之間的差異，而我想也必須更謹慎地看待移工與國家的關係。這些活動，尤其是舞台上的展演，在觀看與被觀看之間，勢必還存在著值得探索的事物。
移工為什麼展演？為了誰展演？主流社會習慣性地把印尼移工視為一個整體，並化約成某種第三世界的落後形象，而忽略移工內部的異質性，對勞動以外的討論也顯得侷限。我自己是從文學開始接觸印尼移工的創作，後來在與移工創作者及各種藝文社團的交流中，試圖探索其創作與展演的敘事。移工文字與身體的展示，折射出這個群體的處境以及雙邊社會的現況，而國族與歷史的凝視，往往也在其中顯影。
卡拉OK是最普遍的音樂場景，臺灣許多印尼小吃店附設投幣式卡拉OK，其中有些還備有舞池跟巨幅投影幕。除了小吃店，投幣式卡拉OK也出現在雜貨店、美容院、酒吧與舞廳等地。這些複合式經營的卡拉OK，反映了大多數移工無法例行性地休假，時間與空間的使用也被約束的事實。我在幾次與移工朋友去卡拉OK的經驗裡，發現膾炙人口的歌曲經常有好幾個翻唱版本，時常光顧的人會知道該點哪個比較長的版本，這種選曲的考量，是使用有限資本的策略。另外一個例子是，某些移工樂隊在表演時，經常把一首約5分鐘的歌曲改編成20分鐘以上，爭取在舞台上表演的時間。
投幣式卡拉OK的歌本通常有印尼流行（Pop Indonesia）、噹嘟（Dangdut）、外南夢（Banyuwangi）、井里汶（Cirebonan）四個分類。位於西爪哇省的井里汶及東爪哇省的外南夢，除了是1990年代末亞洲金融風暴後噹嘟樂走向地方化，發展出「Tarling Dangdut」與「Dangdut Koplo」兩個獨立流派的發源地，同時也是印尼首要的兩個移工出產地。雖然印尼本地的音樂類型豐富多元，但因為大多數移工來自爪哇島，尤其是包含井里汶、外南夢在內的「Pantura」（Pantai Utara，爪哇北海岸）地區，噹嘟樂在臺灣遂成為印尼音樂的主流。除了卡拉OK，臺灣西部都會區的印尼酒吧、舞廳，不管是由移民、移工兼任的DJ放歌、播放檔案還是Youtube歌單，這些空間的音樂大多以噹嘟樂為主。
「心碎舞曲」是噹嘟樂比較廣為人知的面貌，這些歌曲經常描繪著爪哇庶民社會的各種困境，這些困境包括大量因離家（Merantau）所導致的愛情挫敗，例如分離與婚外情。而噹嘟場景中充滿性暗示的肢體舞蹈，標誌著印尼1998年民主改革（Reformasi）後的解放。有「心碎教父」（Godfather of Broken Heart）之稱的已故噹嘟樂人逖逖．根寶德（Didi Kempot）曾言：「與其心碎，不如（把心碎）舞掉！」（Daripada patah hati, lebih baik dijogeti.）在印尼語語境中的「hiburan」，有「娛樂」與「撫慰」兩層意義，當人們在噹嘟場景中自娛的時候，常常也是為了療癒自我。噹嘟樂在超過百年的發展後，確立了它的社會功能，不僅反映了社會的現實，也成為庶民抵抗現實的工具。
開齋節禮拜後的噹嘟場景。圖／吳庭寬攝影
那些在印尼舞廳、小吃店投幣式卡拉OK一首10元（有些地方是20元）的噹嘟歌曲、甚或是手機介面上的歌唱APP，都是移工用來暫時脫離現實的止痛藥，不過即便透過選曲、改編或重複播放來延長藥效，移工最終仍得回歸現實。我曾在某個地方政府主辦的伊斯蘭開齋節活動上看到，肅穆的禮拜儀式後，同一個場地接續著噹嘟樂舞的狂歡。雖能理解主辦單位想盡可能地展示多元文化的考量，但我們實在不容易在印尼本地見到這種令人窘困的開齋節場景。然而它也呈顯了事實：勞動才是移工生活的主題，在短暫的歡快後，移工仍得回到工作崗位。
許多印尼移工的藝文性社團，重視其地方文化的展演，在同鄉會等社群的支持下，有推廣、延續文化資產的意義。這類社團中已有知名度的如Singo Barong Taiwan，每個月至少公開展演一次，即便沒有活動邀約，也會在鄰近的公園演出。我在2019年與藝文工作者Selvi Agnesia合作的田調計畫，曾多次拜訪該社團，他們表示2014年成團以來，已花費超過100萬臺幣訂製道具並運送來臺，但在異鄉延續歷史超過600年的民俗文化，對母體文化的自豪感，是金錢無法換算的。
同樣的在異鄉萌發文化認同的，還有龍目島的同鄉會Galok。根據Galok的說法，龍目島人在臺灣27萬印尼移工之中，僅占千餘人。Galok在2017年開始公開展演龍目島Sasak族的傳統戰舞「Presean」之前，並沒有「屬於自己」的文化展演。成員Hadi（化名）表示，一開始因為找不到表演用的藤條，去竹器行買了竹棍，而原本牛皮製的盾牌，也暫以木板取代。Hadi描述首演時，因為情緒過於激動把竹棍都打斷了，即便在他來臺灣之前，從來沒有參與過Presean。那場首演，Galok收到現場同鄉超過5萬元臺幣的Saweran（打賞），這後來也成為Galok有能力為龍目島2018年地震賑災募款演出的基礎。
移工沒有因為跨越國家的疆界就與母國切割，在國家開始賦予移工「外匯英雄」（Pahlawan Devisa）的稱號後，印尼移工在海外的勞動，便不再只是為了養家，更得建設國家。Singo Barong Taiwan舞者需以雙顎撐起重達50公斤的面具，Presean舞者以藤條互相鞭打，兩者都需透過肉體的折磨，來完成展演。或許與移工的勞動類似，表演者個人的身體經驗轉化成集體的認同感，而這種認同感甚至可以用來換取回饋鄉里（Kampung）、扶助在臺傷病同鄉的資本。
在諸多移工的展演中，可以發現這些展演時常呈現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例如2018年成立的Sanggar Tresno Budoyo劇團，他們的首次公演作品《Xiao Lei Kundang》，改編自流傳於馬來群島的民間傳說《馬林．昆當》（Malin Kundang），演繹移工因貪圖私慾而棄家，最終遭致報應的故事，勸世意味濃厚。在劇末全體演員拿起國旗合唱〈我的祖國〉（Tanah Airku）的當下，便可理解這個「家」指涉是國家，愛國應該要像愛家，是一生的義務。
再者，像讓許多移工趨之若鶩的走秀活動，更是國族的展示場。如在卡蒂妮日（Kartini’s Day）展示「Kebaya」2、獨立紀念日（國慶日）展示各地區的傳統禮服，是印尼國家格言「多元一體」（Bhinneka Tunggal Ika）的體現。近兩年，走秀舞台上開始出現婆羅洲、蘇門答臘與巴布亞等地原住民族的服飾，以及仿製2018年亞運開幕式舉牌員訂製服的神鷹（Garuda）裝，在2019年一場獨立紀念日的走秀表演上，更加入了反抗荷殖的革命劇橋段。這些走秀場景的變化，似乎也呼應著佐科威政權自2014年執政以來，因政局紛擾所做的政治宣傳，尤其是重申潘查希拉（Pancasila）3 的超然地位。潘查希拉與神鷹組成的印尼國徽，在印尼被大量複製、刻印在公共空間，這幅理想的國族圖像在異國被展演的同時，也宣告著移工屬於集體，而約束了移工的自我。
獨立紀念日活動上的走秀表演者。圖／吳庭寬攝影
從事文字創作的印尼移工，常自費出版書籍，以多人合著的集子為多。這些書不約而同地把臺北101、高雄龍虎塔、中正紀念堂等地標做成書封，而充滿異國情調的「Formosa」時常是取代「Taiwan」的修辭。我們也經常可在這些書的封面，移工社團的特製T-shirt、與活動宣傳上看到Google翻譯式的中文。我認為這與移工在社群網站改中文名字、展示自己與臺灣著名地標的自拍類似，是一種有別於居留證、健保卡、工作合約與護照上的戳章等正式文件的離家證明。我曾有幾次陪移工在二手商店、臺北地下街買返國禮物，這些禮物不外乎是中國結、廉價的玉珮、書法字畫、摺扇、春聯等具有中華文化意象的物品。在移工印尼的家中，這些禮物也與畢業證書、家庭合照、月曆等物件，一同被展示在牆上。
在一次與移工聚餐的場合裡，一位移工朋友自嘲說：「馬來西亞、香港、臺灣都去過了，就是沒去過MONAS（Monunen Nasional）。」這番話反映的事實是，移工與一般自農村流向都市的勞動力不同，許多移工的離家，時常是跳過母國的都市而直接到國外的，在城市的短暫停留，也僅是在仲介公司（經營的訓練中心）、辦簽證的使館與機場。MONAS是印尼獨立廣場上的國家紀念塔，位在首都雅加達的中心位置，是紀念印尼人民抵抗荷殖的象徵。移工的書寫中大量使用「別人的國家」（Negeri orang）來強調自己不屬於異鄉，然而很多時候，移工跟母國，也只能保持遙望的關係。
2019年的「移工大遊行」中飛揚的印尼國旗。運動場合通常只有印尼移工會舉自己的國旗。圖／吳庭寬攝影
移工作家Umi Sugiharti在2018年發表的新詩《潘查希拉的戰士》（Ksatria Pancasila）寫道：「⋯⋯還有千百萬個沒被提起的英雄／為民族後代懷抱著崇高的理想／每一滴為國家自由所淌的血汗／無法以金錢兌換⋯⋯」原文大寫的「英雄」，對應著標題的「戰士」，又或者說，「英雄」暗示著那些不會被提起或從未被關注的「外匯英雄」。這首詩呼應著Umi Sugiharti在2013年臺北市外勞詩文比賽中獲得首獎的《海外歌唱》（Senandung Tanah Rantau）：「⋯⋯我們並不孤獨／靠自己當真正的英雄／獻給國家榮耀」國家以金錢定義移工的身分，但金錢卻無法定義移工對國家的認同。在控訴主流社會對移工歧視的同時，也呈現出移工在已獨立的母國仍難以立足，他們期盼著，以革命英雄面對殖民的覺醒（Sadar），在異鄉抵抗著生命的逆境。
近年臺灣各地出現鋪天蓋地以東南亞、移民、移工、多元文化為主題的展覽、市集、節慶等活動，臺灣在收編這些異國情調的同時，也在重構自己的國族想像。移工在臺灣的官方活動被展示，並不像移民需要顧及臺灣的認同問題，這些展演活動，僅能反映移工身為客工的窘境，而友善、多元的口號，並沒有辦法輕易鬆動彼此固守的邊界。我想，在我們願意正視衝突，並且對彼此的差異有更多的覺察之後，才能回答我們需要的是怎樣的多元族群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