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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o Barong Taiwan在公園的例行性聚會和展演。
被凝視的展演,印尼移工的藝文場景觀察

根據臺灣勞動部統計,截至2020年4月底,一共有276,311個印尼籍勞工在臺工作,約佔整體外籍勞工的39%。加上移民、留學生、建教生以及境外聘雇漁工等,人數超過30萬。我們不難發現,像印尼移工口中的「TMS」(Taipei Main Station,臺北車站)、「Pyramid」1(指臺中東協廣場)等地,語言、文字(如小吃店的印尼文菜單和招牌)、卡拉OK、烤沙嗲與菸草混合的煙幕、紅白旗(印尼國旗),早已圍起了隱形卻堅實的邊界。

邊界內的主角是移工,以及由移工組成的社群,其中包含為數可觀的藝文社團。這些社團許多具有同鄉會與地方民俗色彩,像是東爪哇省Ponorogo的Singo Barong Taiwan、龍目島(Lombok)的Galok;有教育機構中的社團,如印尼空中大學(Universitas Terbuka)的學生舞團「Uters」,也有因為共同政治偏好組成的團體,例如Sanggar Tresno Budoyo劇團。其他還有難以計數的文學、音樂、武術、彩妝、攝影等社群。

在印尼移工的活動中,演唱國歌〈偉大的印度尼西亞〉(Indonesia Raya)經常是開場儀式,爾後伴隨呼喊「Merdeka!」(獨立、自由)口號,活動才會正式開始。久而久之我也能跟著唱了,但「Merdeka!」卻喊得很彆扭,這種尷尬提醒著我,我們之間的差異,而我想也必須更謹慎地看待移工與國家的關係。這些活動,尤其是舞台上的展演,在觀看與被觀看之間,勢必還存在著值得探索的事物。

移工為什麼展演?為了誰展演?主流社會習慣性地把印尼移工視為一個整體,並化約成某種第三世界的落後形象,而忽略移工內部的異質性,對勞動以外的討論也顯得侷限。我自己是從文學開始接觸印尼移工的創作,後來在與移工創作者及各種藝文社團的交流中,試圖探索其創作與展演的敘事。移工文字與身體的展示,折射出這個群體的處境以及雙邊社會的現況,而國族與歷史的凝視,往往也在其中顯影。

被壓縮的時空/被延長的心碎舞曲

卡拉OK是最普遍的音樂場景,臺灣許多印尼小吃店附設投幣式卡拉OK,其中有些還備有舞池跟巨幅投影幕。除了小吃店,投幣式卡拉OK也出現在雜貨店、美容院、酒吧與舞廳等地。這些複合式經營的卡拉OK,反映了大多數移工無法例行性地休假,時間與空間的使用也被約束的事實。我在幾次與移工朋友去卡拉OK的經驗裡,發現膾炙人口的歌曲經常有好幾個翻唱版本,時常光顧的人會知道該點哪個比較長的版本,這種選曲的考量,是使用有限資本的策略。另外一個例子是,某些移工樂隊在表演時,經常把一首約5分鐘的歌曲改編成20分鐘以上,爭取在舞台上表演的時間。

印尼小吃店附設的投幣式卡拉OK。

投幣式卡拉OK的歌本通常有印尼流行(Pop Indonesia)、噹嘟(Dangdut)、外南夢(Banyuwangi)、井里汶(Cirebonan)四個分類。位於西爪哇省的井里汶及東爪哇省的外南夢,除了是1990年代末亞洲金融風暴後噹嘟樂走向地方化,發展出「Tarling Dangdut」與「Dangdut Koplo」兩個獨立流派的發源地,同時也是印尼首要的兩個移工出產地。雖然印尼本地的音樂類型豐富多元,但因為大多數移工來自爪哇島,尤其是包含井里汶、外南夢在內的「Pantura」(Pantai Utara,爪哇北海岸)地區,噹嘟樂在臺灣遂成為印尼音樂的主流。除了卡拉OK,臺灣西部都會區的印尼酒吧、舞廳,不管是由移民、移工兼任的DJ放歌、播放檔案還是Youtube歌單,這些空間的音樂大多以噹嘟樂為主。

「心碎舞曲」是噹嘟樂比較廣為人知的面貌,這些歌曲經常描繪著爪哇庶民社會的各種困境,這些困境包括大量因離家(Merantau)所導致的愛情挫敗,例如分離與婚外情。而噹嘟場景中充滿性暗示的肢體舞蹈,標誌著印尼1998年民主改革(Reformasi)後的解放。有「心碎教父」(Godfather of Broken Heart)之稱的已故噹嘟樂人逖逖.根寶德(Didi Kempot)曾言:「與其心碎,不如(把心碎)舞掉!」(Daripada patah hati, lebih baik dijogeti.)在印尼語語境中的「hiburan」,有「娛樂」與「撫慰」兩層意義,當人們在噹嘟場景中自娛的時候,常常也是為了療癒自我。噹嘟樂在超過百年的發展後,確立了它的社會功能,不僅反映了社會的現實,也成為庶民抵抗現實的工具。

那些在印尼舞廳、小吃店投幣式卡拉OK一首10元(有些地方是20元)的噹嘟歌曲、甚或是手機介面上的歌唱APP,都是移工用來暫時脫離現實的止痛藥,不過即便透過選曲、改編或重複播放來延長藥效,移工最終仍得回歸現實。我曾在某個地方政府主辦的伊斯蘭開齋節活動上看到,肅穆的禮拜儀式後,同一個場地接續著噹嘟樂舞的狂歡。雖能理解主辦單位想盡可能地展示多元文化的考量,但我們實在不容易在印尼本地見到這種令人窘困的開齋節場景。然而它也呈顯了事實:勞動才是移工生活的主題,在短暫的歡快後,移工仍得回到工作崗位。

開齋節禮拜後的噹嘟場景。

未竟的國族展演

許多印尼移工的藝文性社團,重視其地方文化的展演,在同鄉會等社群的支持下,有推廣、延續文化資產的意義。這類社團中已有知名度的如Singo Barong Taiwan,每個月至少公開展演一次,即便沒有活動邀約,也會在鄰近的公園演出。我在2019年與藝文工作者Selvi Agnesia合作的田調計畫,曾多次拜訪該社團,他們表示2014年成團以來,已花費超過100萬臺幣訂製道具並運送來臺,但在異鄉延續歷史超過600年的民俗文化,對母體文化的自豪感,是金錢無法換算的。

同樣的在異鄉萌發文化認同的,還有龍目島的同鄉會Galok。根據Galok的說法,龍目島人在臺灣27萬印尼移工之中,僅占千餘人。Galok在2017年開始公開展演龍目島Sasak族的傳統戰舞「Presean」之前,並沒有「屬於自己」的文化展演。成員Hadi(化名)表示,一開始因為找不到表演用的藤條,去竹器行買了竹棍,而原本牛皮製的盾牌,也暫以木板取代。Hadi描述首演時,因為情緒過於激動把竹棍都打斷了,即便在他來臺灣之前,從來沒有參與過Presean。那場首演,Galok收到現場同鄉超過5萬元臺幣的Saweran(打賞),這後來也成為Galok有能力為龍目島2018年地震賑災募款演出的基礎。

移工沒有因為跨越國家的疆界就與母國切割,在國家開始賦予移工「外匯英雄」(Pahlawan Devisa)的稱號後,印尼移工在海外的勞動,便不再只是為了養家,更得建設國家。Singo Barong Taiwan舞者需以雙顎撐起重達50公斤的面具,Presean舞者以藤條互相鞭打,兩者都需透過肉體的折磨,來完成展演。或許與移工的勞動類似,表演者個人的身體經驗轉化成集體的認同感,而這種認同感甚至可以用來換取回饋鄉里(Kampung)、扶助在臺傷病同鄉的資本。

在諸多移工的展演中,可以發現這些展演時常呈現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例如2018年成立的Sanggar Tresno Budoyo劇團,他們的首次公演作品《Xiao Lei Kundang》,改編自流傳於馬來群島的民間傳說《馬林.昆當》(Malin Kundang),演繹移工因貪圖私慾而棄家,最終遭致報應的故事,勸世意味濃厚。在劇末全體演員拿起國旗合唱〈我的祖國〉(Tanah Airku)的當下,便可理解這個「家」指涉是國家,愛國應該要像愛家,是一生的義務。

再者,像讓許多移工趨之若鶩的走秀活動,更是國族的展示場。如在卡蒂妮日(Kartini’s Day)展示「Kebaya」2、獨立紀念日(國慶日)展示各地區的傳統禮服,是印尼國家格言「多元一體」(Bhinneka Tunggal Ika)的體現。近兩年,走秀舞台上開始出現婆羅洲、蘇門答臘與巴布亞等地原住民族的服飾,以及仿製2018年亞運開幕式舉牌員訂製服的神鷹(Garuda)裝,在2019年一場獨立紀念日的走秀表演上,更加入了反抗荷殖的革命劇橋段。這些走秀場景的變化,似乎也呼應著佐科威政權自2014年執政以來,因政局紛擾所做的政治宣傳,尤其是重申潘查希拉(Pancasila)3 的超然地位。潘查希拉與神鷹組成的印尼國徽,在印尼被大量複製、刻印在公共空間,這幅理想的國族圖像在異國被展演的同時,也宣告著移工屬於集體,而約束了移工的自我。

獨立紀念日活動上的走秀表演者。

異國想像/離家證明

從事文字創作的印尼移工,常自費出版書籍,以多人合著的集子為多。這些書不約而同地把臺北101、高雄龍虎塔、中正紀念堂等地標做成書封,而充滿異國情調的「Formosa」時常是取代「Taiwan」的修辭。我們也經常可在這些書的封面,移工社團的特製T-shirt、與活動宣傳上看到Google翻譯式的中文。我認為這與移工在社群網站改中文名字、展示自己與臺灣著名地標的自拍類似,是一種有別於居留證、健保卡、工作合約與護照上的戳章等正式文件的離家證明。我曾有幾次陪移工在二手商店、臺北地下街買返國禮物,這些禮物不外乎是中國結、廉價的玉珮、書法字畫、摺扇、春聯等具有中華文化意象的物品。在移工印尼的家中,這些禮物也與畢業證書、家庭合照、月曆等物件,一同被展示在牆上。

在一次與移工聚餐的場合裡,一位移工朋友自嘲說:「馬來西亞、香港、臺灣都去過了,就是沒去過MONAS(Monunen Nasional)。」這番話反映的事實是,移工與一般自農村流向都市的勞動力不同,許多移工的離家,時常是跳過母國的都市而直接到國外的,在城市的短暫停留,也僅是在仲介公司(經營的訓練中心)、辦簽證的使館與機場。MONAS是印尼獨立廣場上的國家紀念塔,位在首都雅加達的中心位置,是紀念印尼人民抵抗荷殖的象徵。移工的書寫中大量使用「別人的國家」(Negeri orang)來強調自己不屬於異鄉,然而很多時候,移工跟母國,也只能保持遙望的關係。

2019年的「移工大遊行」中飛揚的印尼國旗。運動場合通常只有印尼移工會舉自己的國旗。

移工作家Umi Sugiharti在2018年發表的新詩《潘查希拉的戰士》(ksatria Pancasila)寫道:「⋯⋯還有千百萬個沒被提起的英雄/為民族後代懷抱著崇高的理想/每一滴為國家自由所淌的血汗/無法以金錢兌換⋯⋯」原文大寫的「英雄」,對應著標題的「戰士」,又或者說,「英雄」暗示著那些不會被提起或從未被關注的「外匯英雄」。這首詩呼應著Umi Sugiharti在2013年臺北市外勞詩文比賽中獲得首獎的《海外歌唱》(Senandung Tanah Rantau):「⋯⋯我們並不孤獨/靠自己當真正的英雄/獻給國家榮耀」國家以金錢定義移工的身分,但金錢卻無法定義移工對國家的認同。在控訴主流社會對移工歧視的同時,也呈現出移工在已獨立的母國仍難以立足,他們期盼著,以革命英雄面對殖民的覺醒(Sadar),在異鄉抵抗著生命的逆境。

近年臺灣各地出現鋪天蓋地以東南亞、移民、移工、多元文化為主題的展覽、市集、節慶等活動,臺灣在收編這些異國情調的同時,也在重構自己的國族想像。移工在臺灣的官方活動被展示,並不像移民需要顧及臺灣的認同問題,這些展演活動,僅能反映移工身為客工的窘境,而友善、多元的口號,並沒有辦法輕易鬆動彼此固守的邊界。我想,在我們願意正視衝突,並且對彼此的差異有更多的覺察之後,才能回答我們需要的是怎樣的多元族群國家。

 

注釋

1. 東協廣場(舊稱第一廣場)位於臺中車站站前商圈,因東南亞異國商店聚集,現有「臺中小東南亞」之稱號。而Pyramid(畢拉密)則是移工或新住民對第一廣場的代稱,因廣場一樓有一座金字塔而有此稱號。

2. 源於滿者伯夷時代,透過王國的擴張、貿易,逐漸融匯各種文化、精緻化的服飾文明。

3. 印尼建國五原則(Pancasila),由印尼首任總統蘇卡諾(Sukarno)提出,內容為:(1)信仰唯一真神(2)正義與文明的人道主義(3)國家團結統一(4)代議式的民主政治(5)追求人民的社會正義。

 


吳庭寬

文化行動者。關注印尼移工的藝文實踐,試圖透過藝術協作,探索勞動與移動背後的歷史事實,並建立多聲溝通與跨界敘事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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