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觀察的尾聲，我才真正感受到「排練一齣最長壽的劇本」指涉的對象，也許是鄭文豪自己。
劇本屬於劇場、排練屬於表演藝術，這兩個字都跟長期以動力機械與裝置藝術作為創作媒材的鄭文豪沒什麼關聯。「難道文豪要嘗試表演藝術了嗎？」進駐前期常聽到這樣的問題。尤其當得知這次計畫希望從對巴金森氏症與失智症患者進行訪談切入時，某種共融戲劇的想像便立體了起來。然而，文豪寫的劇本打的算盤，其實一直都是「要做一件新的裝置作品」這件事。
劇本一旦寫好，剩下的就是排練排練再排練，讓一切的台詞走位打光都確定下來；一旦想做作品的終極目標訂好，剩下的也就是拿時間去交換，好好地把作品「做出來」。這樣的判斷與姿態，也讓文豪的計畫與其他進駐團隊的節奏相當不同，某個程度上來說它很「按部就班」，從前期研究訪談、講座活動企畫、展覽規畫執行，前個階段搭著下個階段推著計畫滾動著。某次訪談中，文豪也私下喟嘆：「我感覺我的進駐時間根本都花在做藝術行政上面了！」
進駐前期，鄭文豪在工作室多數時間就長這個樣子。圖／陳琛攝影'
這確實很像初次嘗試「說別人的故事」的藝術家會講出的話。從車床工廠到中古樂器行，過去文豪的創作多數從家庭史與個人生命體悟出發，這樣的創作純粹，點滴經驗在心頭，只差將它透過物質媒介降生於世；現在雖然創作方法沒變，卻增加了許多前期工作步驟，不只專案管理，就連設計報名表單、安排訪談時間地點都要親力親為，難免會讓人有「我真的在創作嗎」的感悟。這些拉扯也引出了我對藝術機制與創作者角色認同的諸多疑惑：藝術行政的設計與執行可以被視為創作的一部分嗎？一位藝術家何時才算是「正在創作」？帶著這些好奇我繼續跟進觀察。
對退化性神經疾病的感受，其實是從自己的外婆開始。看著身體動作變得遲緩、以小碎步的姿態行走著的外婆，文豪逐漸感受到自己的視線從外孫轉換成創作者，對於怎樣的身體是故障、怎樣算變好、所謂「輔具」又是怎樣的概念，思考漸豐。2025年到了橫濱駐村，順應著駐村計畫與地方社群連結的架構，就這樣認識了幾組當地的失智症家庭，做了一些小巧細緻的動力裝置作品。回到臺灣，他卻還想繼續收集故事。
方便病友們在LINE上轉傳的訪談招募海報。圖／鄭文豪提供
從全然的陌生開發開始，文豪按照網站上公開的電子郵件，分別寫信給台灣失智症協會與台灣巴金森之友協會，嘗試敲開接觸病友的大門。失智症協會組織嚴謹，有強烈社會服務的色彩，擁有具體的辦公室與教室空間以舉辦各種講座活動，服務病友也服務照顧者們；巴金森之友協會從台大醫院內部的病友社團發展而出，沒有固定的活動空間，社員從治療師、神經科醫師、病友都有，有很強烈的自我充權性。然而無論哪個團隊，都不太能理解「這個藝術家是來做什麼的？」為了溝通也為了靠近，在這裡，創作的企圖變成了一份完整的合作企畫書，與病友的接觸也被定調成了一張「我們的生命故事」的訪談招募海報，透過LINE群組在病友之間傳播，最後成功招募到九組受訪者。失智症協會的訪談地點統一安排在協會的場地，在陪伴員陪同下訪談了一組病友與四組照顧者。巴金森之友協會的四組訪談則都是直接跟巴友相約時間地點，訪談氣氛也更偏向日常閒聊。
故事雖然暫時收集完畢，文豪卻馬上面對到創作轉化與敘事整合上的兩組難題。首先是兩種疾病的差異不只體現在機構制度或訪談氛圍上，而是連生命經驗與痛苦都非常不同：失智症照顧者由於經歷親人的行為與認知能力在短期內嚴重衰退，言談較常聚焦自己照護的辛勞與難以適應而引發的情緒；巴金森氏症的病友則因為病齡分布較廣、退化程度不一，對於自己的罹病經驗通常都能侃侃而談，也有更多時間去「與自己的疾病對話」，無論是坦然接受或怨懟。
另一方面，當切身與病友互動後，某種「我想為他們做點什麼」的心情便強烈了起來。文豪提到，事實上沒有任何一位受訪者對於作品的形式或內容有任何具體期待，大家常掛在嘴邊的，反而是「謝謝你幫我們發聲、謝謝你讓大家看見我們」。然而這樣的回饋，往往容易讓藝術家太倉促地將自己定位成「用創作來傳達他們的故事」的角色。究竟是為病友、為自己、為普羅大眾，甚至是不為什麼而創作？這個關於創作主體性的問題，從8月訪談結束到12月展覽開幕前的日子裡，不停地往復糾纏，成為了計畫繚繞的醍醐味。
鄭文豪在日本的駐村成果展「長壽」展場紀錄。圖／Tatsuhiko NAKAGAWA攝影
2025年9月的CREATORS開放工作室，不停吸引觀眾目光的是一張橫亙在工作室中央、貼皮斑駁的二手桌球桌。文豪從訪談中得知，對巴金森氏症的病友來說，建立一個穩定的運動習慣，無論是太極拳或桌球，對於延緩身體退化都有大益處。因此他也就浩浩蕩蕩弄來了一張桌球桌，每天端詳著看能展開些什麼。
最初的方案是希望舉辦一場限定巴友參加的桌球賽「萬有引力盃」，比賽時雙方要綁住文豪特殊設計的腰部束帶與彩色牽引繩，彼此互相牽制走位，象徵病友與照顧者之間的關係牽制；展覽則預計展示現成物及比賽側錄錄像作為一種文件現場。這份提案收到大量的提問與指教，因為它真的太四不像了⸺既不像是專注地在服務病友，也缺少藝術家過去手作動力裝置的風格。然而這樣的「失敗」，我認為正是藝術家迫切想回應他人故事的證據，也是某種學習的歷程。
第二版方案很快有了顛覆性的改動，首先讓「萬有引力盃」變成某種為病友社群設計的賽制提案，而不真正動員病友們參與，轉而將時間花在拍攝規則說明與盃賽宣傳片上來建立真實感；另外桌球規則也從一對一競爭翻轉成雙人合作賽，兩名被束帶牽制的隊友來回擊球，以隊伍為單位爭取最高對打次數。
12月初鄭文豪的期末展覽「第一幕：排練」正式開幕，在C-LAB聯合餐廳二樓的小展間，均勻的日光燈照亮白牆與磨石子地。文豪對桌球桌的最終安排，是一張盃賽的規則說明海報，以及在桌球桌面和牆面斗大簡潔的卡典割字，我當然知道那是什麼⸺「我不能停下來，我必須一直動下去」，在某次訪談中感受到病友的某種一旦停下來、身體將變得僵硬而永遠不能動的恐懼，與追求持續對打永不停止的桌球挑戰，形成某種隱晦的對照。
迭代三次的桌球桌並不是鄭文豪唯一遇到的創作取捨。藝術家當然希望把言談中那些最觸動刺痛的吉光片羽透過藝術呈現給大眾，然而過於白話的創作轉譯便不再是轉譯，而是錄音帶與傳聲筒。因此如何讓故事在作品中輕巧落地、與觀眾相遇，便成為了計畫中最困難也最需要打磨的地方。
收集完九組訪談故事後的初期，文豪的展覽規畫甚至一度出現「衛教體驗區」的版本，希望設計一些穿戴裝置或互動體驗，讓觀眾「感同身受」疾病經驗。衛教這個詞非常有趣，帶有強烈的預防醫學與健康教育色彩，雖然很快就成為棄案，這個過程仍鮮明地標誌出，當一位創作者進入神經退化疾病的田野，面對物理治療師、疾病衛教課程、病友支持團體交織出的網絡，他的創作主體位置如何被推移到藝術的邊緣、跨入病友的世界。
《公園》作品展出現場。圖／王仲平攝影
10月因為獲選天美藝術基金會的「台灣當代藝術家海外參訪計畫」，文豪去了一趟17天的倫敦巴黎藝術踏查之旅。除了獲得稍微抽離計畫的喘息時間，這趟旅程也讓文豪某個程度「回歸到藝術的位置上」。在蛇形藝廊的展覽，以繪畫為主要媒材的藝術家彼得．多伊格（Peter Doig）以個展名義在展間搭建了DJ台跟大型喇叭，安置了舒適的座椅或躺椅，觀眾來展場享受音樂，牆上的作品則成為體驗的一個部件。「讓個展成為匯集人們的公共場所」是文豪沒有想過的方向，過去幾個月專注思考如何說故事，卻忽略了觀眾怎麼聽故事。回國的訪談中，文豪便提及希望讓觀眾的物理身體更靠近作品，「至少，可以有一些與公共座椅有關的結構。」
最後在期末展覽的主展區，文豪在空間中鬆散地擺了五張木製矮長椅，每張椅子的左側或右側下方，都安裝了一對在空氣中以不同頻率晃蕩的人類雙腳。觀眾們零星地坐在椅子上，觀察著其他人座位下方的動靜，眼睛看不見但心裡明白的是，自己的座位下方也有著相似的動力裝置。繁複而深刻的訪談，在作品中形成一種舉重若輕的體感⸺背負重擔日復一日地活著的人們，某天在公園裡偶遇時那了然於胸的相視而笑，故事細節與資訊早已模糊成背景，重要的是當下的連結與共振。
單以期末展覽的成果來評價計畫的成效有其困難，一如文章開頭說的，藝術家如何用時間去交陪，來進行這場專屬於自己的排練，才是計畫的正題。比起外部意見或是藝術世界處理弱勢群體議題的方法學，一直以來最困難的都是文豪自己的那一關：「我這樣有資格開始創作了嗎？」、「這樣算是有回應他們了嗎？」、「我有好好對待他們交付給我的東西嗎？」這些跟自己辯證的過程往往只存在於藝術家的腦海裡，而難以外溢到最終成品上，卻常在觀察期間不小心被我瞥見。
曾經有一度，文豪是想展現這些掙扎與糾結的。那是一張鉛筆與水彩設色的作品草圖，在他製作的一個個小型動力雕塑的前方，他想要「蓋一座牆」。一旦有了這座牆，觀眾就無法一眼看見作品，他們必須小心地爬上梯子坐到牆沿，以一種既親密又疏離的距離，觀察這些裝置無止盡的旋轉與擺盪。雖然最後因為預算限制，這些規畫成了另一組棄案，然而對我來說，這些被限制而無法靠近作品的觀眾身體，卻是藝術家終於決定承認「我並不真的理解他們」的終極時刻。
這是一場確認位置的排練，從熱切地訪問他們、想幫他們辦一場比賽、想透過創作讓大眾認識疾病的路線出發，藝術家最後為自己蓋了一座阻礙自己的精神性之牆，自己登上了它。因為在某個程度上，他知道他能做的似乎就只是坐在牆沿，靜靜地看這個世界如何瘋狂旋轉，直到所有人都癲狂。
這座最後沒蓋出來的牆，卻給了最多的線索。仔細看會看到筆記中寫著「蓋空間，成本過高」，以及那句關鍵的「不能停止，動下去」，都是進駐的註腳。圖／鄭文豪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