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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歷史工作坊(Berliner Geschichtswerkstatt)與團體「行動博物館」(Aktives Museum)於1985年在納粹蓋世太保總部舊址(Gestapo-Gelände)上共同發起的「挖掘行動」(Graben-Aktion),呼應著斯文.林奎斯特(Sven Lindqvist)所倡導的「挖掘你所在之處」。圖/Berliner Geschichtswerkstatt提供
歷史考掘的民主化:由民間而起的新歷史運動(上)

推上政治議程的歷史考掘

六八學運時期「無能哀悼」(Unfähigkeit zu trauern)1 的警醒言猶在耳,西德緊接著在1969年迎來了二戰之後的首度政黨輪替。雖然基督民主黨(簡稱基民黨)依舊拿下最多票(佔46.1%),然而社會民主黨(簡稱社民黨)加上自由民主黨(簡稱自民黨)的席次,卻些微勝過基民黨18席(268比250),故兩黨在威利.布蘭特(Willy Brandt)的領導下組成了紅黃執政聯盟。過去基民黨的政策方針下遲遲未能貫徹處理的納粹歷史,這時迎來了改變的契機。

布蘭特仍為外交部部長時,與華沙公約組織諸國的和解即已在醞釀 2。就任總理之後,他大力推動「新東方政策」(Neue Ostpolitik),望以多邊關係突破過去西德只與西歐以及英美結盟的「霍爾斯坦主義」 (Hallstein Doctrine)3。1970年12月,德國與波蘭雙方就邊界、領土問題4 以及放棄暴力等事項達成共識後,雙方簽訂國家關係正常化的契約之事已然確定。簽約的前日,布蘭特前往華沙猶太區義士紀念碑(德文:Denkmal der Helden des Ghettos;波蘭文:Pomnik Bohaterów Getta)獻花致意。

該紀念碑是為1943年居住於隔離區中猶太人的起義反抗事件而立。戰後該地還是一片廢墟時,第一代的圓形紀念碑就已先立起。1948年,第二代的紀念碑在猶太裔雕塑家納坦.拉帕波特(Nathan Rapaport)及建築師萊昂.蘇金(Leon Suzin)的合作下建成。高聳的方牆令人聯想起納粹時期猶太隔離區的牆,嵌在碑體中央的浮雕,則採用了希特勒愛用的建築師、納粹裝備部長亞伯特.史佩爾(Albert Speer)原先規劃要用來建造凱旋紀念碑的材料——瑞典的拉布拉多石。

獻花致意之後,布蘭特無預警地脫稿演出,朝著紀念碑跪了下去。「華沙之跪」(Kniefall von Warschau)在西德之內引起巨大爭議。《明鏡週刊》(Der Spiegel)的編輯赫爾曼.施萊柏(Hermann Schreiber)評論道,布蘭特這一跪於他自己而言是不必要的舉動,卻是為了那些因為不敢跪、不能夠跪或者是連想都不能的人而跪 5。週刊民調顯示,48%的人認為此舉過度誇張,然而仍有41%的人認為這是合宜的;若看16至29歲青年族群的區間,支持此跪的人更以46%超過了反對的42% 6,顯見在學運後,年輕世代對於反省納粹過往有著較高共識。

囿於當時的政治情勢,「華沙之跪」並未在西德以外激起太大反響:北約國家以及布蘭特亟欲改善關係的以色列,未有太多反應;波蘭媒體也多集中報導簽署條約,下跪的照片則遭到共黨政府審查,一直要到1989年之後方為人所知 7。即便如此,這依舊是戰後西德首次於國際上以最高層級,象徵性地承認納粹過往的罪責。德國國內則在社民黨-自民黨聯合政府顯然較為支持的態勢下,加以民間在1968年前後蓄積的能量,正要逐步啟動新一輪以民間為主體的歷史反省舉措。

威利.布蘭特(Willy Brandt)的「華沙之跪」也被做成紀念碑,於2000年12月6日揭幕。圖/Adrian Grycuk攝影、CC BY-SA 3.0

當歷史回歸日常

在聯邦總統古斯塔夫.海涅曼(Gustav Heinemann)和漢堡柯柏基金會創辦人庫爾特.柯柏(Kurt A. Körber)共同倡議下,「聯邦總統歷史競賽」(Geschichtswettbewerb des Bundespräsidenten)自1973年起於西德開辦 8。該競賽的宗旨在於「[…] 喚起兒童和年輕人對自身歷史的興趣,促進獨立並增強責任感」,方法上的基本原則是「研究式學習」(forschendes Lernen),並且需有「涉及生活周遭環境」,讓青年學子研究「自己家門口所發生的歷史」9

選定題目後,會有導師從旁協助研究檔案庫中的文件或照片、諮詢專家說法、進行街訪及訪問該主題的歷史見證者——常常直接是參與計畫學生的家人或鄰居。有時也實地走到街上去尋找歷史所遺留下來的證據,甚至會去訪問所在地的政府當局對於該題目的看法。每一項研究計畫通常持續半年,完成研究後,成果展現方式不侷限於書面報告,展覽或影音形式也常出現。基金會不僅提供獎金給獲獎的計畫,更給予後續研究的補助,並且讓學生們有機會在青年論壇中互相論辯。

1970年代的德國學院歷史研究在方法上,仍未完全接受口述史,「聯邦總統歷史競賽」卻起了一個頭,將看似遙遠的「過去」和學生們所處的「當下」橋接起來。當學生進行研究時,採用的資料明顯超出課本的框架之外。從競賽主題來看,第二屆(1977)的主題「日常的社會史:工作、居住、閒暇時間」(Sozialgeschichte des Alltags: Arbeit, Wohnen, Freizeit),第三屆(1980/1981)是「納粹主義時期的日常」(Alltag im Nationalsozialismus),可見歷史競賽一方面將研究的範疇擴展到過去較少受到關注、並不聳動的日常;另外,若以日常和經驗導向的研究方式為核心,當時僅是戰後30年左右,納粹時期必然不會被從見證人的口中略過。對於未曾經歷過那個時期的年輕世代而言,這些研究是他們從事相關的反思及實踐時的重要依據。

把歷史掌握在自己手裡

時間來到1970年代末。經歷激烈的「德意志之秋」(Deutscher Herbst)10 所引發的政治危機之後,試圖推動改革的進步運動走到了另一個轉折點。1978年1月底,柏林工業大學(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裡集結了約莫數千人召開「Tunix」大會(Tunix-Kongress)11,討論運動的實際出路。「Tunix」大會代表的是「另翼運動」(Alternativbewegung)12 的起點,它為「德意志之秋」後某種程度上陷入僵局的社會運動開闢了一條新路線,也是進步運動轉向組織化的一個重要時期 13

1980年,西柏林一處著名的佔屋者集結地「梅林大院」(Mehringhof)集結了一群自稱「另類業餘史學家」(Alternativer Laienhistoriker)的人。在柏林「人民大學」(Volksuni)14 1981年時的主題「從歷史中學習-學習生活」(Aus der Geschichte lernen – Leben Lernen)架構下,這群另類的史學研究者舉辦了以二戰時期歷史為主題的展覽,並結成永久性的團體「柏林歷史工作坊」(Berliner Geschichtswerkstatt)。隨後,全德各地類似性質的團體如雨後春筍一般陸續組成。不分專業或非專業 15、性別、年齡及政黨傾趨向,形形色色的人聚集到自己居住地附近的這類組織當中。到1990年代時,全德各地約莫有120個這樣的團體 16

柏林歷史工作坊(Berliner Geschichtswerkstatt)成立初期的地方史展覽手冊:左為〈蹤跡保存——夏洛騰堡區法西斯主義時期的抵抗與日常〉(Spurensicherung des Widerstandes und des Alltags im Faschismus in Charlottenburg);右為〈美麗山區1933年的蹤跡保存〉(Spurensicherung in Schöneberg 1933)。圖/Berliner Geschichtswerkstatt提供

從柏林歷史工作坊的章程來看,工作坊首要的任務,在於將紀錄、研究以及發表的對象設定為社會、文化與政治運動史(Geschichte von sozialen, kulturellen und politischen Bewegungen),以及建制的機構鮮少或未注意到的群體的歷史;同時藉著公共活動,工作坊則希望能夠喚起社會大眾除了歷史大敘事外,對於自身及周遭歷史的意識和興趣。創始成員迪特哈特.克布斯(Diethart Kerbs)17 則直言,歷史工作坊不願再將歷史研究只交給國家、既有的建制機構或是黨派政黨以各種形式資助的單位,而是要即刻就把歷史掌握在自己手裡 18

挖掘你所在之處

「歷史工作坊」這樣的組織形式與概念,有兩個主要的影響來源。首先是英國1970年代中期由拉斐爾.塞繆爾(Raphael Samuel)等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創立的《歷史工作坊》(History Workshop)雜誌與「歷史工作坊運動」(The History Work shop Movement)19。他們承繼了湯普森(E. P. Thompson)研究勞工歷史的精神——「來自底層的歷史」(History from below)20——並在工人階級以外,將諸如女性等被排斥在主流史學外的視角納入。方法則採口述史——特別是草根階層的陳述,試圖拓展史學的關注面向,並承擔起政治任務——以探究那些剝削或不平等的來源。

另一個影響則來自於瑞典的學者斯文.林奎斯特(Sven Lindqvist)21。他於1960年代初到中國擔任文化部門外交官員,當時正處於「大躍進」時期,林奎斯特在文章 22 中聲稱,他在中國見到了「挖掘苦根 」運動(Grab die bitteren Wurzeln)23 以及「赤腳醫生」(Barfußarzt)24,對他而言是重要的啟發。隨後,林奎斯特進到拉丁美洲調查跨國企業的樣貌 25。整趟旅程中,他發現在當地的居民或者工人的聲音不會被記錄。回到瑞典後,他對11本1923至1973年間有關瑞典工廠史的著作進行調查後發現類似的狀況,甚至其中對經理人或股東的描寫不僅遠比工人的部分多,也更為正面 26

因為家族中的長輩曾是水泥礦工,他於是著手書寫水泥礦工的歷史。然而,很快他便發覺到,寫出這些歷史光靠一人是無法實現的,必須要透過集體的力量,最好是由經驗了事件的主角,也就是工人們,親自把歷史書寫出來。1978年,他集結數年來的研究與實際操作經驗,寫成《挖掘你所在之處:如何研究你工作的地方》(Gräv där du står: Hur man utforskar ett jobb)。這本書在瑞典獲得的迴響斐然,造就上百個團體前仆後繼研究工廠史的盛況。他的文章陸續於1980年代發表於德文刊物,柏林的歷史工作坊之中也組成工作小組,著手翻譯原以瑞典文寫成的著作。最終《挖掘你所在之處:研究自身歷史的指南》(Grabe wo du stehst: Handbuch zur Erforschung der eigenen Geschichte)27 在1989年正式出版,而 「挖掘你所在之處」則成為了德國「新歷史運動」(Neue Geschichtsbewegung)28中很重要的一句口號。

撰寫《挖掘你所在之處:如何研究你工作的地方》(Gräv där du står: Hur man utforskar ett jobb)並影響了德國的歷史考掘運動的斯文.林奎斯特(Sven Lindqvist)。圖/Frankie Fouganthin攝影、CC BY-SA 4.0

綜以上所述,德國的歷史考掘運動中,帶有深厚的左翼基因——不論來源是英國的工人運動、中國的赤腳醫生,或是拉丁美洲的草根群眾。「由下而上的歷史」、「自己寫自己的歷史」輸入德國之後,也隨即與1980年代的「另翼運動/新社會運動」浪潮結合起來,新的歷史研究主題因而浮上檯面,出現像是以女性視角書寫歷史這樣的實踐。據柏林歷史工作坊成員宋雅.米爾騰貝格(Sonja Miltenberger)29 在與筆者的訪談中所述 30,長年來協會成員女性確實多於男性 31。歷史工作坊在成立之初集結於佔屋亦非偶然,當時的佔屋運動除了攸關居住議題,也帶有保存都市再開發過程中文化資產的意圖,佔屋運動本身就成為歷史工作坊書寫記錄的對象之一 32。歷史工作坊運動也在德國長出因地制宜的形貌——作為挖掘反思納粹歷史以及防止極右翼再度崛起的武器。對納粹歷史的考掘,因此不僅只限於駭人聽聞的重大事件:透過考察地方的、一般常民口中的納粹史,進而讓日常生活與納粹過往之間不再是斷裂的,整個社會藉此意識到反思歷史的迫切與重要性。

歷史的民主化

相對於當時學院歷史學的大敘事模式,歷史工作坊計畫的產出除了聚焦微觀的歷史,也相應地使用了許多與當時學術圈內的研究截然不同的呈現形式。柏林歷史工作坊的兩個經典的計畫正好適合用來說明。

西德各地陸續組成歷史工作坊後,最早組成,也是位於歷史層理最為繁複之處的柏林,負責擔任首屆集結全德歷史工作坊的活動「歷史節」(Geschichtsfest)的東道主。柏林這方不僅提供場地與安排住宿,遠道而來的各地歷史工作坊成員會由在地的成員接待,期間除了參與歷史節的活動,彼此之間的意見交換甚至是後續計畫中的合作,也在這段時間內敲定,甚至還會前往聲援在地進行中的抗爭。「歷史節」日程中表定的活動,則是一連串工作坊、各個歷史議題的討論會、當前計畫相關地點的參訪與舉辦在傍晚、對公眾開放的文教面向活動。除了希望激起民眾對於歷史的關注,也是招收新成員的時機 33

柏林歷史工作坊(Berliner Geschichtswerkstatt)現址外觀。圖/鄭安齊攝影

「移動博物館」(Mobiles Museum)則是柏林歷史工作坊成員伯恩哈特.穆勒(Bernhard Müller)和約根.卡維拉(Jürgen Karwelat)等人組織的工作小組所策畫。他們改裝了一輛柏林市退役的雙層公車,將內部打造為活動的展覽場,車體則漆上大大的「移動博物館」字樣。按米爾騰貝格的記憶,這輛車光是在穿過市區時,就足以吸滿路人的目光。第一個在「移動博物館」展出的主題是納粹時期安樂死受難者的故事,展題「T4」正是當年納粹滅絕傷、病、殘者的計畫代號。這是個相比起其他納粹受難者族群,鮮少出現在公共討論之中的主題。當年發動此滅絕行為的蒂爾公園街4號宅邸(Villa Tiergartenstraße 4)舊址上更已建起柏林愛樂廳。為了不讓這樣的歷史從記憶、城市空間中被抹除,「移動博物館」於是帶著展覽停駐在愛樂廳前,並搭配演說、討論等即時活動。未被立碑的歷史事件,得以透過活動(即便是有時效性的)施予當局應對此進行紀念的壓力 34

「由下至上」主動研究歷史的效應,藉著這些帶有教育以及對話性質的活動逐步擴大。即便各地工作坊關注地方主題,跨地域的合作仍藉由「歷史節」和輪值編纂的刊物《歷史工作坊》(Geschichtswerkstatt)實現。隨著各地政府意識到這類型活動的吸引力,各類像是地方史博物館的機構,逐步被興辦或得到改革。許多歷史工作坊運動出身的成員也進入各種機構任職,機構與工作坊的合作也增加,新歷史運動的效應得以持續地傳遞。

1980年,「移動博物館」(Mobiles Museum)於亞歷山大廣場旁展出的樣子。圖/Detlev Davids 攝影、Berliner Geschichtswerkstatt提供

因為由下而上,歷史工作坊將焦點帶回微觀的「日常」,研究資料的來源也得以多元化。然而這裡的日常絕非是鄉愁式的或浪漫化的。米爾騰貝格於訪問中提及,歷史工作坊所致力的日常,並不僅是去研究比方說一位清潔女工的日常看起來是怎樣的,而是以她的角度(作為主體)來看她所經驗到的世界是如何。藉此,我們便可進一步探究:何以清潔婦是工作,家務勞動卻不是?這種父權的根源如何從歷史的軌跡裡追溯?和極權統治的關係又是什麼?透過換位以及個體經驗層次重要性的提高,每個人都因此被連結上了政治議程,自身周遭的不公義經由歷史研究因而一一被辨識出來。所以說,以日常相對於大敘事歷史的做法,並非放棄結構性敘事,而是要祛除過去阻斷地方與整體、日常與政治之間交互關係的障礙。

歷史工作坊在學院的歷史研究外另闢新局,但並不意味著歷史工作坊的研究即非嚴肅的研究。他們提出新的主題,創造了歷史研究視角的轉換,並有別於歷史學者,稱自己為記憶的工作者(Erinneungsarbeiter)35,希望使歷史研究民主化,同時意味著歷史記憶反省工作的民主化:一方面透過關注過去受到忽略的議題,另一方面也揚棄過去歷史由少數書寫的權力不對等。缺乏民主過程的歷史編纂,正是不平等的權力得以持續隱身的根源。不民主的過往絕不可能用不民主的方式來處理的。正是1980年代開始,俯身貼近地面挖掘,並於整個德國的各個角落四散開花的歷史工作坊運動,為往後德國既廣博又多面向的各種轉型正義實踐——從紀念碑/物的設置到各種行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待續)

※ 本文由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心藝術基金會、蘇美智女士贊助「現象書寫–視覺藝術」專案。

 

注釋

1. 此指米切利希夫婦(Margarete & Alexander Mitscherlich)所撰寫的《無能於哀悼:集體行為的基礎》(Die Unfähigkeit zu trauern: Grundlagen kollektiven Verhaltens)。

2. 例如長年在布蘭特手下擔任要職(柏林新聞資訊局長以及國務秘書)的埃貢.巴爾(Egon Bahr)在1963年就提出「透過接觸來改變關係」(Wandel durch Annährung)。

3. 得名於阿登瑙總理時期的外交部長華特.霍爾斯坦(Walter Hallstein),主要核心精神是不承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也不與東德建交的任何國家(蘇聯除外)建立或保持外交關係。

4. 如德波以「奧得-尼斯河線」(Oder-Neiße-Grenze)為界,雙方不得互相侵犯。

5. 參閱:Hermann Schreiber, Ein Stück Heimkehr, Der Spiegel vom 14., 1970.12.

6. 參閱:Michael Sontheimer, Kniefall vor der Geschichte, Der Spiegel vom 14., 1970.12.

7. 本段參閱:Lexikon der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in Deutschland. Debatten- und Diskursgeschicht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nach 1945, 3., überarbeitete und erweiterte Auflage, Transcript Verlag, Bielefeld 2015, S. 200-201.

8. 起初約莫每三至四年一次,直至1986年起固定為兩年一度的頻率。

9. 引用自柯柏基金會「聯邦總統歷史競賽」(Geschichtswettbewerb des Bundespräsidenten)網頁。

10. 當時的紅軍派(Rote Armee Fraktion,簡稱RAF)是一極左翼團夥,試圖以恐怖行動去剷除他們眼中曾有納粹過往、卻依舊身居要職者,例如漢斯.馬丁.施萊爾(Hanns Martin Schleyer)等。

11. 這個會議的起頭來自於柏林的「自主分子」(Spontis),他們在光譜上較傾向無政府主義。「Tunix」帶有無所事事的意思,另一方面也是在玩文字遊戲,隱含有如果你什麼都不做(tue nichts),就什麼也辦不到(macht nichts)。當年在「德意志之秋」後,左翼運動的群體大受打擊,而「Tunix」意圖提出新的方案:「與其陷入與國家毫無希望的對抗以及宣傳總是遙不可及的革命,不如去建立一些替代方案——在錯誤的體系中正確地生活的諸島」(Statt sich weiter in einer hoffnungslosen Konfrontation mit dem Staat zu verschleissen und eine Revolution zu propagieren, die ohnehin nicht kommen würde, geht es darum Alternativen aufzubauen; Inseln des richtigen Lebens im falschen System.)。當年的活動共持續三天。參考:Auf zum Strand von Tunix!, Der Spiegel, 2008.01.25.

12. 亦有人稱之為「新社會運動」(Neue Soziale Bewegung)。

13. 這個會議留下來的遺產,至今還深刻地影響著德國社會:譬如當初會議上討論的成立左翼報紙,即為今日的《日報》(Tageszeitung,TAZ);當時希望成立的生態主義政黨,1978年底先以「民主與環保的另類名單」(Alternativen Liste für Demokratie und Umweltschutz)投入選舉,是為國際性政黨「綠黨」(Die Grüne)的前身之一(1980年在西德綠黨結成後,「民主與環保的另類名單」開始執行綠黨在西柏林邦地方黨部的工作,1993年則與來自東德的「90同盟」及西德的綠黨,合併為今日的綠黨 」)。其他成就還包括了同志運動、友善環境的食品商店、生態農莊、青年文化中心等。

14. 這個名字借自當年瑞典親左翼黨的「馬克思主義社會研究中心」(Centrum för Marxistik Samhällestudier)年年舉辦的活動「斯德哥爾摩人民大學」(Stockholmer Folkuniversitet)。發想出這個名字的則是共同創辦柏林人民大學之一的沃夫岡.弗里茨.豪格(Wolfgang Fritz Haug)。柏林的「人民大學」起初固定於每年5月的聖靈降臨節舉辦,後來也逐漸延伸出整年度的計畫。當年是年輕馬克思主義學者的豪格,曾在1968年之後,與柏林視覺藝術高等學院的學生組織過馬克思主義資本論課程。當年參加過這個自主課程的學生們,許多人在後來柏林新視覺藝術協會(NGBK)以及藝術家進修實驗學程(Modellversuch Künstlerweiterbildung)中扮演要角,例如卡蒂亞.耶德曼(Katja Jedermann)。

15. 德國的「歷史工作坊運動」並非完全是素人運動,其中包含有一批不滿於學院過往歷史研究型態的年輕學者,此外也隱含了經濟因素。根據珍妮.芙斯騰貝格(Jenny Wüstenberg)的研究,當時的歷史科系學生大量增加,卻不存在著相應的就業機會,學院能提供的位置亦有限,故歷史工作坊成為這些青年歷史學者實踐自己所學的地方。同時,當政府發現歷史工作坊所提供的活動對民眾有吸引力,就逐漸想辦法給予補助,吸納他們成為政府活動的一環,運用於城市慶典或者旅遊項目等。這也間接導致後來的記憶政策觀光節慶化。除了計畫類型的補助,當時政府創造就業機會的政策(Arbeitsbeschaffungsmaßnahme)補助在這些年輕史學者身上,亦等於間接資助了歷史工作坊。後來,歷史工作坊也成為了輸出人才之所,許多曾活躍於工作坊的青年學者也陸續進到各式機構,例如地方博物館之中任職,創造了民間的運動與機構之間的聯繫網。參考:Jenny Wüstenberg, Civil Society and Memory in Postwar German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S. 142-145.

16. Jenny Wüstenberg, Civil Society and Memory in Postwar German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S. 131.

17.柏林歷史工作坊與藝文領域亦有深厚連結,譬如身為創始成員的迪特哈特.克布斯(Diethart Kerbs)亦身兼柏林藝術高等學院的教職。

18. 該文標題為〈現在就讓我們自己把歷史掌握在手裡:關於柏林歷史工作坊的創建〉(”Jetzt nehmen wie die Geschichte selbst in die Hand!” Zur Gründung der Berliner Geschichtswerkstatt)。參考:Diethart Kerbs, Jetzt nehmen wie die Geschichte selbst in die Hand!“ Zur Gründung der Berliner Geschichtswerkstatt, Omnibus: Berliner Kulturzeitschrift, Nr. 6, 1982.

19. 1984年的「歷史節」(Geschichtsfest)也特別設有英國歷史工作坊運動的討論活動。

20. 出自愛德華.帕爾默.湯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1966年發表於《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的文章。

21. 創辦「柏林人民大學」這項活動之一的沃夫岡.弗里茨.豪格(Wolfgang Fritz Haug),當初亦自瑞典借來了這樣的概念,顯見當時西德的進步左翼思想或與瑞典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22. Sven Lindqvist, “Grabe, wo du stehst” Das schwedische Beispiel, Geschichte entdecken – Erfahrungen und Projekte der neuen Geschichtsbewegung, Hamburg Rowohlt 1985, S. 72-73.

23. 此陳述尚無法找到當時在中國確切對應的運動或事件。筆者猜測「挖掘苦根」對應的可能是「憶苦思甜」或「兩憶三查」運動,然而這些運動都不僅只是歷史考掘運動,較常是意識形態先行。出自:Sven Lindqvist, „Grabe, wo du stehst“ – Das schwedische Beispiel, Geschichte entdecken – Erfahrungen und Projekte der neuen Geschichtsbewegung, Hamburg Rowohlt 1985, S. 72.

24.「赤腳醫生」名稱始於1968年《文匯報》記者到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採訪的調查報告,其舉措卻是大躍進期間中國政府為長遠地解決城鄉醫療資源落差的問題,組織城市巡迴醫療隊下鄉和培訓農村半農半醫生。這些半農半醫者即為「赤腳醫生」前身。鑑於斯文.林奎斯特(Sven Lindqvist)在中國的期間尚無「赤腳醫生」這樣的稱呼,卻在1978出版的《挖掘你所在之處:如何研究你工作的地方》(Gräv där du står – Hur man utforskar ett jobb)提出「赤腳歷史學家」的稱呼,很有可能是林奎斯特將後來的閱讀以及在中國短暫的經驗結合在一起的結果,也不排除有誤讀或浪漫化的可能性。當時中國正在大躍進時期,不僅工業生產,藝文方面也推動了文化方面的大躍進:如「人人寫詩,村村有李白」等運動。林奎斯特寫到,其中一個被他觀察到的是對農村史、工廠史以及部隊史的書寫。他提及在他的觀察中,新進到工廠的工人,除了需要學習操作的技術,也會有人帶著他們了解這座工廠的歷史。先不論西方的左翼是否戴著玫瑰色的眼鏡看待中國自大躍進乃至文化大革命的系列舉措,但這確實是觸發了他想到透過集體對周遭事物探索的想法。林奎斯特的主張是,歷史不是死的,而是一直活在我們的身體以及社會當中,以另一種方式留存並呈現出來。「赤腳醫生」相關資料參閱:方小平,〈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制度——浙江省富陽縣個案研究〉,《二十一世紀》,第79期, 2003.10,頁89-90。林奎斯特部分出自Sven Lindqvist, „Grabe, wo du stehst“ – Das schwedische Beispiel, Geschichte entdecken – Erfahrungen und Projekte der neuen Geschichtsbewegung, Hamburg Rowohlt 1985, S. 72-74.

25. 寫成了《陰影:70年代拉丁美洲的臉孔》(The Shadow: Latin American Faces the Seventies)這本書。

26. 參閱:Sven Lindqvist, ‘‘Dig where you stand‘‘, Oral History, Vol. 7, No. 2, Autumn 1979, pp. 24-30.

27. 德文版的翻譯除了原書內容外,還加上了曼弗雷德.丹邁爾(Manfred Dammeyer)補充當時德國歷史運動一些現況的內容。

28.「新歷史運動」(Neue Geschichtsbewegung)是由明鏡週刊(Der Spiegel)在1983年所提出,用以描述歷史工作坊在各地興起的狀況。參考:”Ein kräftiger Schub für die Vergangenheit”. SPIEGEL-Report über die neue Geschichtsbewegung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r Spiegel, 1983.06.06, S. 36-42.

29. 在柏林歷史工作坊中,宋雅.米爾騰貝格(Sonja Miltenberger)長年以來一直負責檔案庫與圖書室的歸檔、分類與蒐藏等工作。

30. 訪問於2019年4月23日,地點為柏林歷史工作坊,受訪者為Sonja Miltenberger及Stefan Antczack。
31. 大致符合當時女性仍較難以在學院或者是高等教育當中立足的境況,故轉而另闢新徑到歷史工作坊運動去。

32. 迪特哈特.克布斯(Diethart Kerbs)出版了《柏林佔屋媒介包》(Medienpaket zu den Instandbesetzungen in Berlin),裡面蒐集了佔屋運動中自文件記錄、海報至宣傳單等物品。克布斯也在〈現在就讓我們自己把歷史掌握在手裡-關於柏林歷史工作坊的創建〉一文中提及,建立關於社會運動的歷史檔案也是歷史工作坊的任務之一。

33. 參閱:Jenny Wüstenberg, Civil Society and Memory in Postwar German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S. 147-148.

34. 首個展覽計畫始於1987年。爾後「移動博物館」也還有許多不同主題的展覽,甚至參與抗爭。最終,「移動博物館」(Mobiles Museum)遭到有心人士破壞,難以修復而壽終正寢。參閱:Sonja Miltenberger, Bericht: “Mobiles Museum” – Protokoll des Vortrags von Bernhard Müller an der Veranstaltungsreihe, “30 Jahre BGW”: Diskussionsveranstaltung, 討論於2011.12.12。

35. “Ein kräftiger Schub für die Vergangenheit”, SPIEGEL-Report über die neue Geschichtsbewegung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r Spiegel, 23/1983, S. 36.

 

系列文章:

〈主動進擊的博物館:由民間而起的新歷史運動(下)〉

 


鄭安齊

生於臺南,暫居柏林。常以集體模式於公共空間進行藝術計畫,研究工作聚焦於藝術、政治及社會間的交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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