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夏天，德國媒體中報導第15屆卡塞爾文件展（documenta fifteen），針對反猶主義的爭議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場誤會。一個宣稱對抗反猶主義的聯盟（Bündnis gegen Antisemitismus）指證歷歷說道：ruangrupa主導的文件展正在大量舉辦BDS（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抵制、撤資、制裁以色列政府）的聚會！對此，文件展的發言人澄清此烏龍控訴，並強調這些聚會是倡導BDSM的社群派對，而不是抵制以色列的BDS政治集會。1
雖然所謂的BDSM，正是在主奴的角色之間，協商、耍玩權力與性的支配關係，創造雙方或多方參與者的身心快感。但是，BDSM和BDS的政治訴求，還是大相徑庭。批評者漏看了一個M字，卻意外補上了性與政治的親密交集。這樣的誤會對於反猶指控的激烈論辯中，也許無足輕重。但對我而言，這誤會巧妙引出了15屆文件展較少人深入關照的面向：性少數在此次文件展中的身影。
ruangrupa的策展過程是，先邀請14組團體，再讓這些團體邀請五十多組團體，藉此發展出去中心、扁平的藝術組織和生活實踐的激進實驗。這包含大量來自全球各地的藝術團體，不少都是在主流社會長期處於邊緣化的社群。舉凡匈牙利的Off-Bienniale Budapest，致力於歐美社會中長年遭受歧視的羅姆人，透過集結世界各地羅姆藝術家的作品、錄像、文件檔案，並提出「羅姆當代美術館」（RomaMoMA）的概念，進而反思羅姆的文化創造力如何長期受到主流美術館的忽視。又如阿爾及利亞的女性運動檔案（Archives des luttes des femmes den Algérie），以人類學的方式收集了戰後該國的女性領導的社會運動，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攝影、訪談影像、書信等檔案的陳列，展覽現場還以投影在地板的方式，展現成員的手如何集結、搬移、選擇檔案文件的展示，顯現成員的身體如何改變女性運動檔案的敘事，從女性運動的檔案，成為檔案的「運動」。
其中，來自印度德里的「派對辦公室」（Party Office），便是舉辦BDSM派對的主辦方。他們的主張不只是為了性少數，而是基於印度的社會階級經驗，更強調對抗印度種性、階級、種族歧視、恐跨行為、資本主義等的藝術行動。透過群聚的藝術實踐，舉辦BDSM派對，「派對辦公室」運用地窖、閱讀室的空間以及次文化派對的活動，來創造「正向的性」（sex-positive）的地下文化空間。即使在主流藝術展覽和市場中，歐美跨性和酷兒藝術家的作品越來越顯耀，但是，若沒有穀倉團體策展的多重連結，性少數的身影和實踐仍然很難見容於主流藝術的文化空間，甚至成為社會互動和場景配置的集體創作方法學。
在主流藝術史的書寫中，團體創作的人際網絡經常受忽視，個人的創新和職涯發展才是傳記和形式分析的關注焦點。然而，面對著白人異性戀男性主導的藝術世界中，團體創作則在許多以女性和性少數為主的藝術社群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要素。舉凡1985年成立於紐約的游擊隊女孩，運用匿名至今的團體創作，揭露藝術界的性別不公。或是較少人知的Fight Censorship，成員包括知名的露易絲．布爾喬亞（Louise BOURGEOIS），抗議美術館長年忽視女性藝術家的情慾自主，宣稱假如男性藝術家畫的裸女進得了美術館，那女性藝術家畫的陽具也值得大展特展。
在AIDS/HIV（愛滋）運動史中，團體合作是一種生存的必要條件。1980年代創辦了兩個愛滋錄像團體的美國媒體藝術家格雷格．博多維茨（Gregg BORDOWITZ）便寫道：「在愛滋疫情期間，沒有人可以承擔只跟少數組人馬發展創作。愛滋社運團體雖然有他們的明星成員，他們都是沒有領袖的。」2 換句話說，對於以性別政治作為核心提問的創作者而言，社群網絡的互助合作是不可或缺的前提，「無大台」的組織形式更是挑戰了藝術世界側重明星式的階級制度。甚至可以說，團體創作的共生方式，成為女性和性少數成員抵抗父權體制和社會排除的支持網絡。如此重要的社群連結，卻經常不可見於崇尚個人成就的美術史書寫和展覽呈現之中。
阿爾及利亞女性運動檔案（Archives des luttes des femmes den Algérie） 展出現場。圖／游量凱攝影
團體合作也是15屆文件展的核心精神，雖然在策展論述中，ruangrupa拒絕只有展示團體創作的靜態成果，而是希望傳統的博物館展場可以轉化成團體生活和實踐的活化空間。3 不過，從文件展場館Fridericianum二樓的展示，仍可見到團體組織，如何扮演了各地性別藝術發展的催化角色。除了上述的阿爾及利亞女性運動檔案以外，尚有荷蘭的黑人檔案（The Black Archives）以及香港的亞洲藝術檔案（Asia Art Archive）。其中，後者則展出了印度、泰國和東南亞等地的藝術家組織和藝術節，尤其是泰國1997年開始的Womanifesto，以集體組織的方式來聚集跨城鄉又跨國的女性聲音以及工藝創生。從Womanifesto的檔案案例來看，性別運動的藝術並不特別環繞在少數藝術明星的光環，而是協力開創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社群生存空間。這些群體互助的文化實踐，交互影響了許多藝術家的創作成果。
經由去中心化的文件展，不少酷兒團體獲得了發聲的機會。其中，前文中提及來自印度新德里的After Party Collective所組織的文化空間「派對辦公室」是個引人注目的案例。「派對辦公室」中的party本來就同時具有「政黨」和「派對」的意味，成為派對的「辦公室」，一方面暗示了政黨辦公服務處的行政美學，另一方面又呈現了狂歡派對與公司社畜人生的反差感。透過「派對」集合娛樂、政治、與反生產的美學，After Party Collective主張透過群聚的形式來支持跨性和多元性別的身體政治。相較於主流酷兒政治現身、出櫃、展演自我形象的常見樣態，After Party Collective是透過親密、地下隱密、躺平式的群聚和反生產策略，交織了性別、階級、種族的錯綜議題。
派對辦公室（Party Office）策劃的「酷兒時間：親屬與建築」展場入口。圖／游量凱攝影
佔據了卡塞爾市中心火車站的WH22酒吧空間，本來就是當地夜生活的熱點。After Party Collective選擇改造地下室的拱頂空間，分成兩處展演廳。主要的展演空間，打造成「酷兒時間：親屬與建築」，以雙性戀系統的粉色、紫色、藍色系打光，聚氯乙烯的氣味，佈置成皮革虐戀的暗房型態。運用吊床、獸籠和窗簾交織的元素，若隱若現，創造出觀眾可以游移其中的迷宮空間。如此一來，觀眾也擔負了偷窺者的角色。一處較小、天花板較爲低矮的空間是以「休息」作為主題，大螢幕循環播放錄像作品「急流中的巢居：匿名的酷兒工作狂之二」（Nesting in Rapid Floods: Qworkaholics Anonymous II），邀請跨性友人一起「躺平」、休憩、按摩彼此，營造出跨性身體交纏的關照與情誼。此一處同時是派對之間，參與者選擇休息、不被打擾的靜謐空間。
主要展廳在活動的時候是藝術家表演和BDSM的派對，平時則是展廳和閱覽室。老實說，假如沒有參加到的派對現場，觀者似乎只能毫無頭緒地在夜店般的空間中漫遊。藉由仔細閱讀現場展出的「派對辦公室」出版品，我才理出頭緒。在這本稱之為「被治理的同意：種族、憲法和虐戀」（Consent of the Governed, Vol 1: Race, Constitution & Kink, 2022）的橡膠裝小冊中，「派對辦公室」邀請了來自印度、美國、澳洲原住民的創作者、研究者、脫衣表演者共同探討憲法保障的框架限制以及BDSM的能動性。
「急流中的巢居：匿名的酷兒工作狂之二」錄像裝置現場。圖／游量凱攝影
其中，新德里作家Dhrubo Jyoti描繪了關鍵的交織線索。透過一對跨階級愛侶的故事，Jyoti引出了印度種姓階級的壓迫傳統：不可碰觸性（untouchability），換言之，傳統階級的系統中，被認為是低下的階級不可被碰觸；在這樣禁忌傳統之下，即便1950年代的印度憲法已經廢除掉，社會中的門戶之見仍然嚴重，進而導致愛侶的男方因為階級不相稱而遭到女方的家人打死。Jyoti的書寫同時也點出BDSM行為的反抗性，在合意基礎之下的撫摸、綑綁、角色扮演、高潮控制等身體接觸的愉虐技術，BDSM的派對探索了僭越階級分化的界線，使接觸成為重塑親密關係的可能。
在當代藝術關係美學的脈絡之下，社會互動、交陪、交往、接觸似乎是值得歌頌的參與形式。「派對辦公室」的關係美學實踐更為複雜，強調親密關係之中「同意」的關鍵要素。換句話說，不是所有的社會互動都是正向的，性暴力和殖民統治的權力關係中都充滿著未經同意的接觸。7月2日，「派對辦公室」的合作夥伴遭到卡塞爾當地數名男子追打，事後又遇到警方消極辦案甚至騷擾的情事。「派對辦公室」進而決定停辦所有的公開活動，包含各種演出、工作坊，以及針對檔案和廢除不公制度的討論。對我而言，這樣的停辦，不只是安全的考量，也是出於關愛自身社群的「以退為進」（productive withdrawal），抵抗在資本主義運作的邏輯之下，不斷要求跨性和多元性別的身體在暴力的環境中演出。群聚派對的停辦，是出於預防暴力接觸的終極關愛（radical lo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