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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與藝術的距離:流亡圖博人與他們的產物

Tenzing Tsewang是出生於印度東北的流亡第三代,他試圖用影像創作喚起族人正視並探討社群內部的問題,並持續將鏡頭聚焦在那些亟需正視的的各種社會議題。《Dolma》電影劇照。圖/Tenzing Tsewang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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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日期2022.01.05
撰文 張康儀
人權圖博政治藝術

2012年的3月,我在臺北東區繁華的娛樂商圈,看到一群格格不入的人們正在集結,他們身穿某種民族的傳統服飾、高舉斑斕的旗幟,「圖博人!」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到流亡者與雪山獅子旗,原來,每年的3月10日,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圖博人會在當地組織遊行,以紀念1959年,發生在拉薩,改變了他們命運的一天 1,並呼籲世人關注中共對人權的迫害。「圖博要自由!我們要自由!達賴喇嘛要回家!」也許我跟大部分臺灣人一樣,對中共時而對臺優惠、時而文攻武嚇的錯亂感到麻木,但當時東區遊行的現場能量喚醒了我的危機意識,我突然有些暈眩,宛如是從夢中驚醒:是的,臺灣人一直生活在解放軍步步進逼的威脅中,而流亡者就生活在我們的日常中。這群人聲嘶力竭的從東區邁向信義區,彷彿是正在崩解發出巨響的冰層,一塊塊碎片墜落融化成河,流進商圈的車水馬龍,於是,東區成了一片汪洋,然而,周圍的人依舊低頭忙著手邊的事,任那艘搖搖晃晃,揚著雪山獅子旗的小船,獨自尋求靠岸。

2008年3月,在巴黎舉行的「自由圖博」運動,當時飄揚在街頭的雪山獅子旗和法國國旗。圖/Alain Elorza提供,CC BY 2.0

目前,在世界各處流亡的圖博人約有15萬,是什麼原因迫使他們離開家園?

1949年,國共內戰進入尾聲,節節敗退的國民黨逃亡至臺灣,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隨即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西進圖博 2 開始一連串的「和平解放」,不但搗毀當地宗教文化、進行武力與經濟恫嚇、甚至撕毀雙方簽訂的和平協議,因為共軍夾帶多方優勢的入侵,迫使當時的圖博領袖達賴喇嘛,與他成千上萬的子民,於1959年冒死翻越喜馬拉雅山脈,南向出逃至印度,踏上篳路藍縷的流亡之路,然而時至今日,中國共產黨針對圖博近乎滅族滅教的行動,依舊持續上演。目前,約有40個流亡圖博安置點分佈在尼泊爾與印度,其中,位於北印度達蘭薩拉、成立於1959年4月的安置點,不僅是圖博人民精神領袖的駐錫地,亦是流亡社群的政治心臟所在:由三權分立的「圖博人民議會、內閣、最高法院」所組成的藏人行政中央(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2014年,我帶著鏡頭進入達蘭薩拉,開始記錄流亡者的故事。

願為信念捨身的藝術家

位在達蘭薩拉的Kamru村落,居住著許多流亡圖博人,夏日午後,我和小黃狗窩在五坪大的畫室裡,靜靜看著牠的主人Karma Sicho於油畫布上的每一次落筆,他是我第一位認識的圖博流亡藝術家,工作室裡,僅有筆尖與畫布輕輕發出的磨擦聲,還有小黃偶爾發出懶洋洋的哈欠聲,室外則環繞著山林間的蟲鳴鳥叫,我坐在地毯上環抱雙膝,屏息注視正在滋長的線條與色塊,此刻寧靜閒散的氛圍,和Karma的繪畫成了極大對比,他的心靈正在畫布上劇烈動盪。

Karma Sicho的作品風格強烈,與他溫和的外表形成鮮明的對比。圖/張康儀攝影

我跟Karma住在同個村子,所以經常巧遇,只要瞧見他,大哥哥的招牌咧嘴笑容立即堆上,從眼角蹦出長長的魚尾巴,有一次Karma捧著芭蕉葉承裝的塊狀冰淇淋,在豔陽下像孩子般邊走邊吃的,見我騎車迎面經過,攔路就問:「要不要來一口呀?」,待人親切溫暖是我對Karma的初期印象,但我總感覺,他那隨意綑綁幾近灰白的粗糙亂髮,堅定卻滄桑的眼神裡,似乎藏著許多故事,尤其是看過他的創作之後,不過,Karma從不主動提起過往或私人領域,直到我止不住好奇。

Karma點上一根印度土產香菸,「我仍不確定自己是誰。」他說,關於自己模糊的生世,是30歲以後才湊出的零碎拼圖,1980年代,Karma被安置在西藏兒童村 3,當時的他只有3歲,雖然不清楚自己是怎麼來到這裡的,卻始終相信有朝一日,會有家人出現來接他,然而,填滿整個童年的,卻是陷入希望與落空的不斷循環,伴著這樣的煎熬直到10歲,終於,Karma放棄了,承認不會有人為他出現,自己在世上也沒有任何親人,失望與落寞漸漸堆積成巨大的怨與恨。

Karma Sicho的創作中,承載著他對於人生迷惘的憤怒與無處宣洩的情緒。圖/張康儀攝影

「我的仇恨來自於,不知道自己從哪來、不知道母親是誰,我花了很長很長的時間才接受自己是個孤兒。」Karma一邊說,一邊點燃不知道第幾根菸,他的眼神跟皮膚一樣暗沉,「住在學校,經常聽到同學、老師們親身經歷的第一手故事,像是圖博被佔領前後發生的種種,這些讓我更加憤怒,我的所有仇恨都指向中國共產黨,因為他們,我被迫成為孤兒、難民、沒有任何家人。」對一個青少年來說,與日俱增的憤恨該如何宣洩?14歲時,Karma為了要找解放軍復仇,決定輟學去從軍,於是他向印度政府註冊RC時 4 將自己多報了三歲,以便能立即加入特別邊境部隊 5,他認為,這是殺共軍的唯一合法手段。深信暴力能換取解方的Karma,多年下來在尼泊爾與印度投入各種抗爭,為的是訴求圖博獨立,並採取激進手段與中共對立,Karma為了朝目標推進,願意毫無保留的獻出軀體,其中最令我乍舌的,是為期47天的絕食抗議,行動者每日僅靠早中晚各一杯水,有同伴因衰竭而死去,身心所承受的極端煎熬,實在令人難以想像。

「我人生的兩大主軸,就是繪畫與激進主義。」Karma淡淡地說,朝窗外彈掉煙灰,我腦海不禁浮現他一手持槍、一手畫佛的奇特景象,因為Karma還是一位優異的唐卡師,一般人需要修習六年的唐卡繪製課程,Karma僅花一半的時間就畢業,對繪畫的喜愛不但可追溯至童年,連從軍時也隨身攜帶速寫本,塗塗抹抹中,Karma逐漸意識到,筆尖是他流離失根的著陸點、動盪心靈的安置所,也是自己唯一可以緊握的,「唐卡與創作幫助了我不至於失常瘋狂。」望著腳邊捻熄扭曲的香菸,Karma接著說,「活著,沒有比死亡容易。」

中國對圖博施行的種種壓迫,使得境內外圖博人民的集體記憶旋轉成風暴,不少人像是Karma一樣義無反顧地把自身朝中心點拋擲過去,燃起生命的火焰直搗核心,而那個核心,正是中國極權主義,如此強大的動能與決心,也是中共所懼怕的。

他說:「當有人強行搶走你的國家,佔據它,甚至傷害人民時,你當然會感到痛苦。每個人都會感到生氣,這是很自然的。」他把一頭長長的黑髮披在肩膀上,接著又說:「我並沒有完全恪守佛教精神。戰爭?我準備打仗了。沒有完全忠誠當個佛門子弟。這種自由……我真的想要自由。」6

本該是農夫的寫作者

目前約有八萬流亡圖博人居住在印度,相對本地的13億人口來說,是個極小的群組,而「藝文圈」更是小組中的迷你組,作家、畫家、設計師、導演、編劇、音樂家等創作者,彼此或耳聞或認識,也藉由網路將海內外力量串聯在一起,相互支援。作家Bhuchung D. Sonam在桌案前攤開五、六本書,是他出版的創作與翻譯作品,對我逐一介紹著這些封面,是由哪些朋友所繪製,有在印度、也有在歐美流亡,不難發現,在流亡圖博藝術家各類的視覺創作裡,「佛、神、金剛、火」具有濃厚藏傳佛教與政治意涵的元素經常出現,包覆著Bhuchung文字的書封也是。

Bhuchung的簡樸小房散發著文人的雅致,一張木製長書桌、一片單人床墊、一把圖博六弦琴與吉他、兩個被書籍與日記塞滿的中型層架,離家之後的他,把遼闊的原鄉收斂進六坪居所,然後再從文字無限延伸出去。

1980年代,Bhuchung跟著父親從大圖博的地理中心位置Rivoche(漢語為類烏齊縣)跋涉至印度,當時的他年約11歲,隔年父親就獨自返回圖博,我問其原因,他只輕吐了兩個字「something happened」,從此,男孩再也沒見過家人,也回不去魂牽夢縈的家鄉,後來的Bhuchung也是安置在西藏兒童村直到12年級,少年喜愛閱讀寫字的他,模仿著第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的文采寫詩寫歌,即使大學碩士唸的都是經濟學,但唯有持續的書寫,才能寄託內心對人文的關懷與家國的思念。

千禧年間,Bhuchung有機會赴美進修兩年,他提及一段特別的經驗。

在印度,流亡圖博人的身分是無國籍難民,倘若要踏出國門、申請國際簽證,申請手續是既複雜又龐雜,外加印度政府出了名的行政效率,更是讓整個過程緩慢冗長,對此,Bhuchung不置可否的笑道:「我花了九年的時間,才拿到出國用的證件,還有人申請到自己根本忘記了呢!」我聽到差點要扶住下巴,奇特的是,卻感覺不出Bhuchung有抱怨的意味,彷彿已做好概括承受的準備,因為他明瞭,身為難民是沒有選擇權的。

圖博難民要踏出印度國門,必須持有外交部核發的旅行證 IC 7、以及內政部核發的離境許可,但申請IC的前提是,已領取綠皮書 8、RC,與地方警局核發的良民證,光是跑完這些流程就是一大消耗戰,不過,大魔王還在最後頭呢,也就是前往國的「最終宣判」。當今,仍有許多國家不承認甚至不認識什麼是 IC,所以最終結果極有可能是「簽證不予核發」,或是在邊境被該國海關擋下,這樣莫可奈何的案例層出不窮。就臺灣而言,外交部對 IC 的核准一直以來門檻極高,因此擋住許多流亡圖博人來臺就讀、結姻的機會,甚至無法對尋求庇護者提供人道救援,無國籍流亡者跨越邊境的議題,始終是國際間的燙手山芋。

是否能說是可喜?近年來,拜數位優化行政流程之賜,Bhuchung第二次申請 IC 的時間縮減到「兩年」,爾後也有人「只」花了半年便取得證明,但是別忘了,拿到旅行證 IC 仍不代表你出得去,在我的觀察裡,極有等待的耐心、對變數的容納適應,大概是流亡圖博人最廣泛的共通點。

「身為難民,對你的影響是……?」我問Bhuchung,「全部都是啊!」他座椅上的身體往後一仰、張開雙臂,十指朝天邊散去,「我要不是難民的話,一定是個快樂的農夫!擁有一小塊地與一些動物,會非常快樂。幹嘛寫作啊!寫作真的很不容易呀!我的所見所聞、經歷、行動,全都是身為難民的產物,你看有些人在路邊擺攤,他們其實並不想如此,但身為難民所以沒有選擇。」Bhuchung的語氣從上揚到黯然,彷彿一瞬間撇見正在耕種的自己。

Bhuchung D. Sonam的手稿與出版作品。圖/張康儀攝影

原本應該務農的Bhuchung,現在是TibetWrites 9 的一員,他的寫作專注於兩大主軸:英文書寫與通俗文學,Bhuchung認為,外界對圖博人的觀察與假定,經常限縮在藏傳佛學信仰的框架裡,忽略人性本有的多重面向而造成偏離,「不是每個圖博人都整天念佛、冥想、心中只有慈悲呀!」語氣裡滿是惋惜,他接著說,如果外界對圖博的認識過於單薄,所提供的行動就會建立在偏離的軌道上,產生的實質影響也將非常有限,不論立意多麼良善,其實圖博文化的豐厚多彩蘊含諸多面向,但大部分人的興趣與認識往往止步在宗教領域。「很多人都知道藏傳佛教、喇嘛、冥想,卻不清楚圖博文學、攝影、電影、音樂等,所以我才會專注在通俗文化的寫作,並非每個人都需要冥想呀,冥想的確是很好,但人們的生活經驗也很重要,是吧?」因此,Bhuchung與TibetWrites的作家群,致力於擴張閱讀族群,並且透過各種書寫形式,促進人們對境內外的圖博實況、群體與個體,有更加立體的認識。

散文、長篇、詩集、歌、劇本,成了Bhuchung埋首耕耘的農田,他將作物的根牢牢扎在雪域上。「我覺得對於流亡社群來說,最重要的是,要認知到我們不會長長久久的待在這裡,即使必須久留,我們也得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誰、文化、傳統、語言,設法使其傳承下去,我個人的想望不會比集體未來的續存來得重要,對吧,也許我無法回家,但那又如何?沒關係的,我們要做的,就是為未來留下些什麼,好讓接續的世代建立在此之上。」

Who am I?
Riverbank. Mud house.
My mother's eyes. My father's throat.
Garden of willows. Pigeons pregnant.
Dust that flecks the altar
Invading sacred spaces.
Here is the plains there is
No yak dung. Just empty water bottles
No barley fields. Only smoking cars
Yellow stars look down from my mother's sky
Barley has turned into wheat.
Cabbages steal the fields from round radish
Grandfather's tsampa bag is flat.10

切身體會鏡頭力量的影像工作者

60多年的流亡歲月裡,圖博人努力站穩、避免成為地主國的麻煩負擔,也在國際援助與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行政、教育、醫療、社區發展等內需體系,即便如此,安居樂業仍不實際存在於圖博社群裡,因為他們並不享有印度公民權,無法入職政府單位、無權買房買地、不能任意出國,而生存上的發展也經常發生文件受阻、語言隔閡、地方利益衝突、土地爭議等挑戰,說得更明白些,住在別人家就得看人臉色,加上政治情勢的變動,都讓流亡者的處境充滿極大變數,隨時可能成為政治鬥爭的目標與犧牲品。因此,越來越多的圖博人想盡辦法、前仆後繼移居到相對有保障的歐美國家,不僅如此,社群內部也正面臨人口老化、文化流失、失業、毒品酒精氾濫的嚴峻問題,種種迷惘失落與不安全感,滋長成蔓延開來的癌細胞,考驗著流亡族群的自覺與抗體。

印度東北出生的流亡第三代Tenzing Tsewang,試圖用影像創作喚起族人正視並探討社群內部的問題。編劇、導演、表演、攝影多棲的Tsewang,大學期間在新德里攻讀電影,但具體感受到影像力量卻不是在學院,而是在街頭,他微揚起一邊的嘴角說,「大學時代,我開始參與圖博議題的各種陳抗行動,衝突過程中我們經常遭到毆打,但只要有鏡頭在現場,我們就不會被打。」攝影對少數者撐開保護傘的親身經歷,深刻影響到Tsewang後續的創作,他漸漸將鏡頭聚焦在流亡社群裡鮮少浮上檯面的家暴、性侵、心理衛教等議題。

Tenzing Tsewang是出生於印度東北的流亡第三代,他試圖用影像創作喚起族人正視並探討社群內部的問題。《Dolma》電影劇照。圖/Tenzing Tsewang提供

2018年Tsewang加入非營利組織Tibet Threatre 11,齊力完成兩部長片,他們採集了受害者的親身訪談,考察家暴與性侵案件並進行改編,並在隸屬藏人行政中央的網路頻道Tibet TV播放,藉此來向社群族人喊話,除此之外,有鑒於出生異鄉的圖博小小新世代,大量接收的不是印度、就是西方影視卡通,針對此現象,Tsewang與團隊製作了系列式的兒童故事影集,內容是由全圖博語、真人演出的輕快短篇,刻畫源自本土的民俗文化與世界觀,試圖追趕正在凋零萎縮的母語與傳統。

步入後達賴喇嘛時代,流亡圖博社群正面臨多重面向的內憂外患,這些危機,是否能如號角召喚出各方好漢?還是導致人們紛紛轉向自求多福?

令人憂心的是,幾年蹲點下來,我認識的青壯世代大部分都離開印度,去海外追尋未來,就連呼籲族人留守安置點、認同族群、秉持難民身分的行政官員(人口流失將挑戰到流亡政府的正當性),不少人都諷刺的享有他國護照、或把孩子一個個往外送,其實,對於社群裡的內部分裂、路線之爭、官僚陳腐、人才流失等問題,大家心知肚明,也明白中國政府拒絕對談、虎視眈眈尊者辭世的那一天,當今20、30歲如Tsewang的年輕世代,需要面對的早已不是開疆闢土、填飽肚子的生存問題,而是政治革新、文化續存、民族出路的艱難任務,他們必須要為自己開創出希望,不能像長者們終身都在冀望達賴喇嘛帶領人民回家。

「你想離開印度嗎?」我問Tsewang,他深長地把氣吸進腹腔,視線越過陽台直抵遠方的某一點,「我會待在印度,我的家人都在這裡,作為影像工作者,我想訴說圖博人在印度流亡的故事,而我的一切也都奠基在這,奠基在扁豆飯 12。」

Tsewang已在編寫新的劇本,是關於圖博男孩與印度女孩相戀的故事,他深信,跨越標籤的了解與尊重,不但是身而為人的可貴價值,更是減少問題與衝突的解方,「我有很多故事想說,希望探討人們彼此的依存關係、讓世界變得更好的可能,而藏傳佛教裡的哲學思想,教導人們如何相互尊重、擁有快樂人生,是我學習道路上很好的指引,我們對自己是有責任的。」Tsewang的話讓我想起,被視為達賴喇嘛之後,將接下民族宗教領袖重擔的大寶法王噶瑪巴曾經表示,促進圖博人與漢人直接關係上的了解與和諧,可能是突破政治僵局的希望所在。儘管,在改變與革新的道路上人數稀少,理想又看似遙不可及,然而總是會有人堅持下來、持續開創,他們也將啟發並影響更多的接續者。

嚴格來講,人類事物的領域是由人際關係網構成的,只要人生活在一起,就會有它的存在。透過言說揭露「誰」,透過行動啟動一個新的開端,總是會落入一個既存的網,而可以感覺到它們在其中的直接影響。它們一起開啟一個新的歷程,它最後會形成新進者獨一無二的生命故事,以絕無僅有的方式影響到他接觸到的每個人的生命故事。13

仍在流亡路途匍匐前進的圖博朋友,不只憑藉著各自的創作產出,清楚地揭示了政治處境是如何驅動與影響著生存者的身心靈,也證明了人類是如何從所屬的家庭、性別、社群、國族等不同範疇的集體中,煉造出各自不同的個體意識,並開展出獨特的生命軌跡的同時,又與由群體組成的社會交互影響。不論何種文化風俗建構的社會,人們對於安身立命的需求,普世皆然。
如果我們能牢記人類整體的普世性,是否較易疏通尊重與理解的渠道?是否可免於偏執意識形態所操弄?

圖博以60年來的歷程,向世界揭露共產極權的本質,這些經驗對於身處地緣政治衝突熱區,屢屢「被納入」中國版圖的臺灣,又有什麼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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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日期2022.01.05
撰文 張康儀
人權圖博政治藝術
Footnote 註釋
01
圖博(Tibet)於1951年遭中國武力入侵,因中共統治嚴重種侵害藏人宗教、文化及傳統,1959年3月10日拉薩萬人示威,並蔓延成圖博全境的抗暴行動,這場行動隨即遭遇中國軍隊的血腥鎮壓,死傷無數,達賴喇嘛和八萬藏人被迫流亡海外,於印度成立流亡政府。(資料來源:西藏台灣人權連線
02
「西藏」一詞,意涵著以中國為中心主義的思想,本文採用 Tibet 的音譯「圖博」。
03
為了解決難民兒童的問題,1960年5月在達蘭薩拉建立了兒童中心。當時,這個中心原來叫「西藏難民兒童托兒所」。開始時,只負責看護幼兒,但由於孩子們的年齡增長,行政中央將托兒所擴建成為一個全面發展的教育機構,教學規模類似印度其他藏人學校的教育中心,並改名為「西藏兒童村」。(來源:藏人行政中央
04
RC(India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s for Tibetans),印度政府對國內流亡圖博人所發放的註冊證。
05
特別邊境部隊(Special Frontier Force),又譯特種邊境部隊,是印度的一個準軍事部隊,創立於1962年11月14日,最初是由流亡印度的前西藏抵抗力量及難民所組成,其主要目標是在中印再度爆發戰爭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進行秘密行動,主要是由藏人,以及一些同樣適應高海拔氣候、講尼泊爾語的郭爾喀人所組成的秘密部隊。(來源:維基百科、美國之音)
06
葛瑞格.布魯諾(Greg C. BRUNO),《來自北京的祝福 :流亡逾六十年的藏人,要如何面對後達賴喇嘛時代的變局與挑戰》,臺北:時報文化出版,2020,頁42。
07
IC(Identification Certificate),是印度政府核發給居住國內的無國籍者的身分證明,IC 簽發須經外交部(領事、護照和簽證 [CPV] PV-III 部門)批准,此外,還需要獲得州政府(內政部/警察部)/ FRRO 的批准,才能簽發不反對返回印度(NORI)證書並蓋章在身分證書上。(來源:印度外交部)
08
綠皮書(Green Book),也稱「流亡藏人自由捐獻手冊」,是藏人行政中央自1971年以來向居住在西藏以外地區的藏人發行的文件,簽發組織將其稱為「西藏流亡政府發布的最正式文件,超過90%的流亡藏人擁有著本證件,它被用於學校錄取、學校或大學獎學金以及流亡社區內的就業,支付自願捐款則是在議會選舉中獲得投票權的條件。(來源:藏人行政中央、維基百科)
09
TibetWrites,致力於匯集圖博人詩歌和著作的非營利組織,起源於使用英語創作的圖博作家群,並擴大聯合精通漢語、英語和藏語的翻譯人員、電影製片人、藝術家、漫畫家、編劇和研究人員的跨界跨國合作。(來源:TibetWrites)
10
節錄自 Bhuchung D. Sonam ,〈I...〉部分段落,詩選《Songs of The Arrow》,Dharamsala: Blackneck Books,2018。
11
Tibet Theatre,將組織定位在一個「業餘的當代劇團」,透過本土戲劇的發展,反映流亡社區存在的利弊。主要依靠諷刺和喜劇,力求揭露真相並挑戰規範,通過表演來建立社區意識、激發辯論和推動社會變革。(來源:Tibet Theatre)
12
扁豆飯,印度極為普遍、家常的平民料理。
13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58,頁272。
Author 作者
張康儀深度鬼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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