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3月，我在臺北東區繁華的娛樂商圈，看到一群格格不入的人們正在集結，他們身穿某種民族的傳統服飾、高舉斑斕的旗幟，「圖博人！」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到流亡者與雪山獅子旗，原來，每年的3月10日，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圖博人會在當地組織遊行，以紀念1959年，發生在拉薩，改變了他們命運的一天 1，並呼籲世人關注中共對人權的迫害。「圖博要自由！我們要自由！達賴喇嘛要回家！」也許我跟大部分臺灣人一樣，對中共時而對臺優惠、時而文攻武嚇的錯亂感到麻木，但當時東區遊行的現場能量喚醒了我的危機意識，我突然有些暈眩，宛如是從夢中驚醒：是的，臺灣人一直生活在解放軍步步進逼的威脅中，而流亡者就生活在我們的日常中。這群人聲嘶力竭的從東區邁向信義區，彷彿是正在崩解發出巨響的冰層，一塊塊碎片墜落融化成河，流進商圈的車水馬龍，於是，東區成了一片汪洋，然而，周圍的人依舊低頭忙著手邊的事，任那艘搖搖晃晃，揚著雪山獅子旗的小船，獨自尋求靠岸。
1949年，國共內戰進入尾聲，節節敗退的國民黨逃亡至臺灣，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隨即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西進圖博 2 開始一連串的「和平解放」，不但搗毀當地宗教文化、進行武力與經濟恫嚇、甚至撕毀雙方簽訂的和平協議，因為共軍夾帶多方優勢的入侵，迫使當時的圖博領袖達賴喇嘛，與他成千上萬的子民，於1959年冒死翻越喜馬拉雅山脈，南向出逃至印度，踏上篳路藍縷的流亡之路，然而時至今日，中國共產黨針對圖博近乎滅族滅教的行動，依舊持續上演。目前，約有40個流亡圖博安置點分佈在尼泊爾與印度，其中，位於北印度達蘭薩拉、成立於1959年4月的安置點，不僅是圖博人民精神領袖的駐錫地，亦是流亡社群的政治心臟所在：由三權分立的「圖博人民議會、內閣、最高法院」所組成的藏人行政中央（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位在達蘭薩拉的Kamru村落，居住著許多流亡圖博人，夏日午後，我和小黃狗窩在五坪大的畫室裡，靜靜看著牠的主人Karma Sicho於油畫布上的每一次落筆，他是我第一位認識的圖博流亡藝術家，工作室裡，僅有筆尖與畫布輕輕發出的磨擦聲，還有小黃偶爾發出懶洋洋的哈欠聲，室外則環繞著山林間的蟲鳴鳥叫，我坐在地毯上環抱雙膝，屏息注視正在滋長的線條與色塊，此刻寧靜閒散的氛圍，和Karma的繪畫成了極大對比，他的心靈正在畫布上劇烈動盪。
Karma Sicho的作品風格強烈，與他溫和的外表形成鮮明的對比。圖／張康儀攝影
我跟Karma住在同個村子，所以經常巧遇，只要瞧見他，大哥哥的招牌咧嘴笑容立即堆上，從眼角蹦出長長的魚尾巴，有一次Karma捧著芭蕉葉承裝的塊狀冰淇淋，在豔陽下像孩子般邊走邊吃的，見我騎車迎面經過，攔路就問：「要不要來一口呀？」，待人親切溫暖是我對Karma的初期印象，但我總感覺，他那隨意綑綁幾近灰白的粗糙亂髮，堅定卻滄桑的眼神裡，似乎藏著許多故事，尤其是看過他的創作之後，不過，Karma從不主動提起過往或私人領域，直到我止不住好奇。
Karma點上一根印度土產香菸，「我仍不確定自己是誰。」他說，關於自己模糊的生世，是30歲以後才湊出的零碎拼圖，1980年代，Karma被安置在西藏兒童村 3，當時的他只有3歲，雖然不清楚自己是怎麼來到這裡的，卻始終相信有朝一日，會有家人出現來接他，然而，填滿整個童年的，卻是陷入希望與落空的不斷循環，伴著這樣的煎熬直到10歲，終於，Karma放棄了，承認不會有人為他出現，自己在世上也沒有任何親人，失望與落寞漸漸堆積成巨大的怨與恨。
Karma Sicho的創作中，承載著他對於人生迷惘的憤怒與無處宣洩的情緒。圖／張康儀攝影
「我的仇恨來自於，不知道自己從哪來、不知道母親是誰，我花了很長很長的時間才接受自己是個孤兒。」Karma一邊說，一邊點燃不知道第幾根菸，他的眼神跟皮膚一樣暗沉，「住在學校，經常聽到同學、老師們親身經歷的第一手故事，像是圖博被佔領前後發生的種種，這些讓我更加憤怒，我的所有仇恨都指向中國共產黨，因為他們，我被迫成為孤兒、難民、沒有任何家人。」對一個青少年來說，與日俱增的憤恨該如何宣洩？14歲時，Karma為了要找解放軍復仇，決定輟學去從軍，於是他向印度政府註冊RC時 4 將自己多報了三歲，以便能立即加入特別邊境部隊 5，他認為，這是殺共軍的唯一合法手段。深信暴力能換取解方的Karma，多年下來在尼泊爾與印度投入各種抗爭，為的是訴求圖博獨立，並採取激進手段與中共對立，Karma為了朝目標推進，願意毫無保留的獻出軀體，其中最令我乍舌的，是為期47天的絕食抗議，行動者每日僅靠早中晚各一杯水，有同伴因衰竭而死去，身心所承受的極端煎熬，實在令人難以想像。
「我人生的兩大主軸，就是繪畫與激進主義。」Karma淡淡地說，朝窗外彈掉煙灰，我腦海不禁浮現他一手持槍、一手畫佛的奇特景象，因為Karma還是一位優異的唐卡師，一般人需要修習六年的唐卡繪製課程，Karma僅花一半的時間就畢業，對繪畫的喜愛不但可追溯至童年，連從軍時也隨身攜帶速寫本，塗塗抹抹中，Karma逐漸意識到，筆尖是他流離失根的著陸點、動盪心靈的安置所，也是自己唯一可以緊握的，「唐卡與創作幫助了我不至於失常瘋狂。」望著腳邊捻熄扭曲的香菸，Karma接著說，「活著，沒有比死亡容易。」
中國對圖博施行的種種壓迫，使得境內外圖博人民的集體記憶旋轉成風暴，不少人像是Karma一樣義無反顧地把自身朝中心點拋擲過去，燃起生命的火焰直搗核心，而那個核心，正是中國極權主義，如此強大的動能與決心，也是中共所懼怕的。
目前約有八萬流亡圖博人居住在印度，相對本地的13億人口來說，是個極小的群組，而「藝文圈」更是小組中的迷你組，作家、畫家、設計師、導演、編劇、音樂家等創作者，彼此或耳聞或認識，也藉由網路將海內外力量串聯在一起，相互支援。作家Bhuchung D. Sonam在桌案前攤開五、六本書，是他出版的創作與翻譯作品，對我逐一介紹著這些封面，是由哪些朋友所繪製，有在印度、也有在歐美流亡，不難發現，在流亡圖博藝術家各類的視覺創作裡，「佛、神、金剛、火」具有濃厚藏傳佛教與政治意涵的元素經常出現，包覆著Bhuchung文字的書封也是。
Bhuchung的簡樸小房散發著文人的雅致，一張木製長書桌、一片單人床墊、一把圖博六弦琴與吉他、兩個被書籍與日記塞滿的中型層架，離家之後的他，把遼闊的原鄉收斂進六坪居所，然後再從文字無限延伸出去。
1980年代，Bhuchung跟著父親從大圖博的地理中心位置Rivoche（漢語為類烏齊縣）跋涉至印度，當時的他年約11歲，隔年父親就獨自返回圖博，我問其原因，他只輕吐了兩個字「something happened」，從此，男孩再也沒見過家人，也回不去魂牽夢縈的家鄉，後來的Bhuchung也是安置在西藏兒童村直到12年級，少年喜愛閱讀寫字的他，模仿著第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的文采寫詩寫歌，即使大學碩士唸的都是經濟學，但唯有持續的書寫，才能寄託內心對人文的關懷與家國的思念。
千禧年間，Bhuchung有機會赴美進修兩年，他提及一段特別的經驗。
在印度，流亡圖博人的身分是無國籍難民，倘若要踏出國門、申請國際簽證，申請手續是既複雜又龐雜，外加印度政府出了名的行政效率，更是讓整個過程緩慢冗長，對此，Bhuchung不置可否的笑道：「我花了九年的時間，才拿到出國用的證件，還有人申請到自己根本忘記了呢！」我聽到差點要扶住下巴，奇特的是，卻感覺不出Bhuchung有抱怨的意味，彷彿已做好概括承受的準備，因為他明瞭，身為難民是沒有選擇權的。
圖博難民要踏出印度國門，必須持有外交部核發的旅行證 IC 7、以及內政部核發的離境許可，但申請IC的前提是，已領取綠皮書 8、RC，與地方警局核發的良民證，光是跑完這些流程就是一大消耗戰，不過，大魔王還在最後頭呢，也就是前往國的「最終宣判」。當今，仍有許多國家不承認甚至不認識什麼是 IC，所以最終結果極有可能是「簽證不予核發」，或是在邊境被該國海關擋下，這樣莫可奈何的案例層出不窮。就臺灣而言，外交部對 IC 的核准一直以來門檻極高，因此擋住許多流亡圖博人來臺就讀、結姻的機會，甚至無法對尋求庇護者提供人道救援，無國籍流亡者跨越邊境的議題，始終是國際間的燙手山芋。
是否能說是可喜？近年來，拜數位優化行政流程之賜，Bhuchung第二次申請 IC 的時間縮減到「兩年」，爾後也有人「只」花了半年便取得證明，但是別忘了，拿到旅行證 IC 仍不代表你出得去，在我的觀察裡，極有等待的耐心、對變數的容納適應，大概是流亡圖博人最廣泛的共通點。
「身為難民，對你的影響是……？」我問Bhuchung，「全部都是啊！」他座椅上的身體往後一仰、張開雙臂，十指朝天邊散去，「我要不是難民的話，一定是個快樂的農夫！擁有一小塊地與一些動物，會非常快樂。幹嘛寫作啊！寫作真的很不容易呀！我的所見所聞、經歷、行動，全都是身為難民的產物，你看有些人在路邊擺攤，他們其實並不想如此，但身為難民所以沒有選擇。」Bhuchung的語氣從上揚到黯然，彷彿一瞬間撇見正在耕種的自己。
Bhuchung D. Sonam的手稿與出版作品。圖／張康儀攝影
原本應該務農的Bhuchung，現在是TibetWrites 9 的一員，他的寫作專注於兩大主軸：英文書寫與通俗文學，Bhuchung認為，外界對圖博人的觀察與假定，經常限縮在藏傳佛學信仰的框架裡，忽略人性本有的多重面向而造成偏離，「不是每個圖博人都整天念佛、冥想、心中只有慈悲呀！」語氣裡滿是惋惜，他接著說，如果外界對圖博的認識過於單薄，所提供的行動就會建立在偏離的軌道上，產生的實質影響也將非常有限，不論立意多麼良善，其實圖博文化的豐厚多彩蘊含諸多面向，但大部分人的興趣與認識往往止步在宗教領域。「很多人都知道藏傳佛教、喇嘛、冥想，卻不清楚圖博文學、攝影、電影、音樂等，所以我才會專注在通俗文化的寫作，並非每個人都需要冥想呀，冥想的確是很好，但人們的生活經驗也很重要，是吧？」因此，Bhuchung與TibetWrites的作家群，致力於擴張閱讀族群，並且透過各種書寫形式，促進人們對境內外的圖博實況、群體與個體，有更加立體的認識。
散文、長篇、詩集、歌、劇本，成了Bhuchung埋首耕耘的農田，他將作物的根牢牢扎在雪域上。「我覺得對於流亡社群來說，最重要的是，要認知到我們不會長長久久的待在這裡，即使必須久留，我們也得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誰、文化、傳統、語言，設法使其傳承下去，我個人的想望不會比集體未來的續存來得重要，對吧，也許我無法回家，但那又如何？沒關係的，我們要做的，就是為未來留下些什麼，好讓接續的世代建立在此之上。」
60多年的流亡歲月裡，圖博人努力站穩、避免成為地主國的麻煩負擔，也在國際援助與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行政、教育、醫療、社區發展等內需體系，即便如此，安居樂業仍不實際存在於圖博社群裡，因為他們並不享有印度公民權，無法入職政府單位、無權買房買地、不能任意出國，而生存上的發展也經常發生文件受阻、語言隔閡、地方利益衝突、土地爭議等挑戰，說得更明白些，住在別人家就得看人臉色，加上政治情勢的變動，都讓流亡者的處境充滿極大變數，隨時可能成為政治鬥爭的目標與犧牲品。因此，越來越多的圖博人想盡辦法、前仆後繼移居到相對有保障的歐美國家，不僅如此，社群內部也正面臨人口老化、文化流失、失業、毒品酒精氾濫的嚴峻問題，種種迷惘失落與不安全感，滋長成蔓延開來的癌細胞，考驗著流亡族群的自覺與抗體。
印度東北出生的流亡第三代Tenzing Tsewang，試圖用影像創作喚起族人正視並探討社群內部的問題。編劇、導演、表演、攝影多棲的Tsewang，大學期間在新德里攻讀電影，但具體感受到影像力量卻不是在學院，而是在街頭，他微揚起一邊的嘴角說，「大學時代，我開始參與圖博議題的各種陳抗行動，衝突過程中我們經常遭到毆打，但只要有鏡頭在現場，我們就不會被打。」攝影對少數者撐開保護傘的親身經歷，深刻影響到Tsewang後續的創作，他漸漸將鏡頭聚焦在流亡社群裡鮮少浮上檯面的家暴、性侵、心理衛教等議題。
Tenzing Tsewang是出生於印度東北的流亡第三代，他試圖用影像創作喚起族人正視並探討社群內部的問題。《Dolma》電影劇照。圖／Tenzing Tsewang提供
2018年Tsewang加入非營利組織Tibet Threatre 11，齊力完成兩部長片，他們採集了受害者的親身訪談，考察家暴與性侵案件並進行改編，並在隸屬藏人行政中央的網路頻道Tibet TV播放，藉此來向社群族人喊話，除此之外，有鑒於出生異鄉的圖博小小新世代，大量接收的不是印度、就是西方影視卡通，針對此現象，Tsewang與團隊製作了系列式的兒童故事影集，內容是由全圖博語、真人演出的輕快短篇，刻畫源自本土的民俗文化與世界觀，試圖追趕正在凋零萎縮的母語與傳統。
步入後達賴喇嘛時代，流亡圖博社群正面臨多重面向的內憂外患，這些危機，是否能如號角召喚出各方好漢？還是導致人們紛紛轉向自求多福？
令人憂心的是，幾年蹲點下來，我認識的青壯世代大部分都離開印度，去海外追尋未來，就連呼籲族人留守安置點、認同族群、秉持難民身分的行政官員（人口流失將挑戰到流亡政府的正當性），不少人都諷刺的享有他國護照、或把孩子一個個往外送，其實，對於社群裡的內部分裂、路線之爭、官僚陳腐、人才流失等問題，大家心知肚明，也明白中國政府拒絕對談、虎視眈眈尊者辭世的那一天，當今20、30歲如Tsewang的年輕世代，需要面對的早已不是開疆闢土、填飽肚子的生存問題，而是政治革新、文化續存、民族出路的艱難任務，他們必須要為自己開創出希望，不能像長者們終身都在冀望達賴喇嘛帶領人民回家。
「你想離開印度嗎？」我問Tsewang，他深長地把氣吸進腹腔，視線越過陽台直抵遠方的某一點，「我會待在印度，我的家人都在這裡，作為影像工作者，我想訴說圖博人在印度流亡的故事，而我的一切也都奠基在這，奠基在扁豆飯 12。」
Tsewang已在編寫新的劇本，是關於圖博男孩與印度女孩相戀的故事，他深信，跨越標籤的了解與尊重，不但是身而為人的可貴價值，更是減少問題與衝突的解方，「我有很多故事想說，希望探討人們彼此的依存關係、讓世界變得更好的可能，而藏傳佛教裡的哲學思想，教導人們如何相互尊重、擁有快樂人生，是我學習道路上很好的指引，我們對自己是有責任的。」Tsewang的話讓我想起，被視為達賴喇嘛之後，將接下民族宗教領袖重擔的大寶法王噶瑪巴曾經表示，促進圖博人與漢人直接關係上的了解與和諧，可能是突破政治僵局的希望所在。儘管，在改變與革新的道路上人數稀少，理想又看似遙不可及，然而總是會有人堅持下來、持續開創，他們也將啟發並影響更多的接續者。
仍在流亡路途匍匐前進的圖博朋友，不只憑藉著各自的創作產出，清楚地揭示了政治處境是如何驅動與影響著生存者的身心靈，也證明了人類是如何從所屬的家庭、性別、社群、國族等不同範疇的集體中，煉造出各自不同的個體意識，並開展出獨特的生命軌跡的同時，又與由群體組成的社會交互影響。不論何種文化風俗建構的社會，人們對於安身立命的需求，普世皆然。
如果我們能牢記人類整體的普世性，是否較易疏通尊重與理解的渠道？是否可免於偏執意識形態所操弄？
圖博以60年來的歷程，向世界揭露共產極權的本質，這些經驗對於身處地緣政治衝突熱區，屢屢「被納入」中國版圖的臺灣，又有什麼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