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及拉丁美洲的日常又像又不像。人的長相、文化、節慶、食物、氣味、地貌、植被完全不像，但有兩個處境讓二者相像：首先是跟大國比鄰會造成的各種異常，好比因為美國就住在樓上，毒品交易儘管非法且招致的犯罪問題叢生，卻是拉美各國生計的重要支柱，或好比東南亞各國的族群政策更多是因應著中國而非該國需要的「正義」作調整；其次，因為殖民歷史的影響並不會在殖民國離去之後就消失，直至今日，對這些國家而言，關乎生存更重要的事情不是認識自己是誰、需要什麼，而是指認出正確的大哥、盟友及敵人，而這樣的選邊站不僅影響了行動，更重要的是影響了言說，意即對外及對內的歷史建構。相對於日常，「凡是打斷正常工作或狀態的」則稱為事故，但對於全球南方而言，事故的數量已經太多，多到常常不再被以「事故」而是「故事」、不再被以「異常」而是「正常」指認，指出這兩個情境，是試圖重新強調其「打斷正常狀態」的特徵。我以兩個關鍵情境來歸類東南亞及拉美在日常上，之所以相似的原因：「富人的鄰居」及「敵人的敵人」。
這兩年的跑跳蹦讓我發現，當觀光客沒有什麼不好，哪有可能什麼一到陌生地方就開始「做研究」，觀光客的身分會提醒自己作為一個外來者該有的純粹好奇心，以好奇心為基礎，才開始調整問問題的姿勢。除此之外，尤其在一些相對危險的地方，跟著一群人走也比較保險，一隻扛相機跟大包包的亞洲雌性烏龜走在路上簡直是招呼人來攻擊。後來我就很愛去跟大大小小的團：城市的導覽團（比方巴西里約）、墓地的導覽團（比方新加坡咖啡山）、遺跡的導覽團（比方秘魯馬丘比丘）等，趁機觀察其他觀光客也蠻好的，通常大家會問問題的地方就真的是有問題的地方，這些尋常問題會棒打自以為知道的錯誤假設。導覽員的角色非常有趣，事實上，意識到「為誰導覽」並「如何導覽」的導覽員，可以算是廣義的獨立出版者，差別只是在於他們的材料是空間，所寫就的是話語。
里約南部伊帕內瑪（Ipanema）一帶的海灘，是每個人想到這個字的時候，腦中會浮現的那個典範海灘（請點播巴薩諾瓦 [Bossa Nova] 經典歌曲《來自伊帕內瑪的女孩》[Garota de Ipanema]），想像一下：海岸直且長，黃沙細且軟，在上面打球曬太陽的都是白人，乾乾淨淨清清爽爽。但當沿著海岸線往更遠的地方看，一整片立面鮮豔的住宅貼著山坡蔓延開來，就在富人區的隔壁再隔壁，座落著巴西最大的貧民窟（Favela）羅西尼亞（Rocinha）。導覽員Marco從小到大都住在羅西尼亞，當小巴士載所有人到達貧民窟之後，Marco以嚴肅又促狹的方式告訴我們，很多來看羅西尼亞的導覽團都是坐在車上聽外來的導覽講說，這個地方怎樣毒梟聚集、怎樣槍戰、怎樣危險，「但這趟導覽我們會下車走，我們會從羅西尼亞高的地方走到低的地方，這是我的貧民窟，我要你們自己看這裡發生什麼事，我要你們來看我的家。」羅西尼亞的住宅非常緊密，下行的樓梯也很陡，有些地方幾乎全暗，虱目魚腸而不只是羊腸小徑，我們走過市場、學校、小吃店，最後一站是賣雞的店。店裡的地上濕滑，一邊是屠宰區，掛著一隻隻已拔毛、將拔毛、未拔毛的雞，另一邊則是被關在鐵籠的雞。「看到這些雞了嗎？」Marco說，「牠們就要死了。既然就要死了，為什麼不逃走呢？因為人們給了食物。但人類不是雞也不是狗，我們要有能力度量自己落在什麼樣的處境中，並做出行動。」突然間，Marco最一開始的貧民窟簡介與最後的屠宰場景象交互震盪起來，他解釋，白天的貧民窟是很安全也安靜的，因為大家都得要搭佔工資絕大部分的小巴士往伊帕內瑪去當清潔工，每個月賺得很少但還可以過，但近年巴西政府的政策讓情況迥異，政府每個月會給津貼，那點錢不是維持一個人能作為人生活的額度，卻會導致人們生出惰性，再也懶得改變現況，再也不想逃走，「因為人們給了食物」。
導覽員Marco。圖／張紋瑄攝影
「看到這些雞了嗎？」導覽員Marco帶著我們去看雞。圖／張紋瑄攝影
最富有的與最貧窮的比鄰而居，在里約並不是特例。在此，我好奇的不是都市貧窮的現象為何發生，而是發生之後，窮人們會如何看著鄰居富人表演「日常」，並基於此重新定義自己的版本，儘管那是個與自身實際處境完全無關的日常。吉隆坡的秋傑區（Chow Kit）也存在兩個世界，莪麥河（Gombak river）的一側是太子世界貿易中心，另一側則是吉隆坡主要的紅燈區之一，居民並不是商務人士，而是移民社群、性工作者、非法移工，以及他們的孩子。西蒂．拉哈尤．巴哈林（Siti Rahayu Baharin）說，有時候會有善心人士或團體在街邊發放食物，排隊的人潮會延伸到大老遠，但一時的餵飽肚子不僅不治本，反而可能將「我很窮」與「比較有錢的人得要給我東西吃」連結為理所當然。都市貧窮對孩子的影響尤其明顯，那些整天餓肚子的無國籍孩子們，在好不容易累積起一小筆錢之後，會做的事情不是買食物，而是去雙威普特拉購物中心看電影。換個角度來看，鄰居是資源多到滿出來的人的話，那麼資源少的人如果不事生產，或所從事之事不被認為是合宜的生產，基本上不能以「懶惰」來定罪：他們其實是勤奮於模仿的好學生，悲劇、鬧劇之所以成為日常，不是因為不動，而是在於（偷Marco的話）沒有能力度量自己的處境，因此沒有能力做出嚴格意義的行動。
如果談的不只是錢的資源多寡，而是內容、文化上的資源多寡，文化殖民當然不只是因為富人的傾軋，都市貧窮會有的症頭總是在全球南方各處發作：以為「富人」的立場、基礎、立足點、傳統、歷史是自己的。當從大前提就已經完全失準，傷口該長肉的地方不僅沒能長肉，不該長肉的地方卻冒出肉芽。為了告訴所屬雞群真正的處境，而不是誤以為自己和貴賓狗分享同種嗜好及目標，RRD和Automatica必須出書，Paulo Silveira必須寫史，akumassa和Bisagra必須「辦學」，The Reading Room和Aeromoto必須開圖書館。
吉隆坡秋傑區（Chow Kit）路邊一景。圖／張紋瑄攝影
前馬共殺榴蓮給我吃，榴蓮長在外面樹上，不是買的。圖／張紋瑄攝影
陳彬彬（TAN Pin-Pin）的《星國戀》（To Singapore, With Love）在新加坡被禁，通訊及新聞部長雅國（Yaacob Ibrahim）在2014年說，這部片不僅粉飾非法組織的暴力行徑，同時片中不客觀的意見試圖混淆民眾視聽，對於打擊當前恐怖主義的新加坡政府而言，會削弱民眾對政府的信任。2將某人或某群人打造為大多數人的「人民公敵」，一直都是建立向心力的有效句型，敵人總被描述得可怕、充滿威脅且無所不在，但為了使目標明確，敵人也不能太多、太模糊，最後，敵人的形塑成為非常矛盾的修辭：他很壞，他很強，儘管他只有一個；我們縱使有很多很多人，但是，呃，我們很弱很危險。2018年，上上個世紀的劇目在當代中國被禁3，大概就是因為亨里克．易卜生（Henrik IBSEN）點出了讓所有人都不舒適的真相，「真理及自由最危險的敵人就是多數派」，這句話尖銳地意味著，就算現在有一個（群）人被指認是公敵，但因為數量少，他（們）會比多數派更接近真理及自由。
因為不曉得該信哪一種版本的馬共――危險的？無辜的？殘暴的？英勇的？――所以我決定自己去看看三個馬共村。泰國也拉省勿洞縣（Betong）位在泰馬邊界，從勿洞市區到第十和平村得要開將近一個小時的山路，住在這個村子的是馬來亞共產黨中央派（陳平一派）。郭明珠auntie幫我導覽馬共歷史文物館，過程間一直傳來旁邊施工的聲音，她說，他們在準備蓋新的博物館，會有兩層樓，目前這一棟不太夠用。那次旅行在村中遇到的所有人，恰巧幾乎都是女性，後來才知道，這位是老師、那位是醫生、另一位是戰士。郭明珠auntie是馬來西亞人（雖然她的說法是「我原來是屬馬來亞的」），到新加坡讀南洋大學（Nanyang University），直到某天突然發現自己被通緝，報紙、電視上都公布著自己的居民證，只好開始逃，回馬來西亞之後同樣受到當局政府追捕，「我們當時並不是說對這個共產黨有什麼太多的認識，是給追到沒有辦法，只好上山。」她一直到現在都還不能回新加坡，即便李光耀去逝都還是一樣。李光耀生產了多少敵人呢？易卜生也好，郭明珠auntie也好，他們所說的「故事」及「事故」的重點，都不是少數被誤認為敵人的委屈及苦情，而是「敵人是如何煉成的」。導覽過程中，我和auntie說我上一站有去了第一友誼村（馬共馬列派）和第五友誼村（馬共革命派），那邊的歷史展示有提到了馬共中央錯誤的肅反行動誤殺了很多人，您怎麼看這件事，auntie說，他們現在是覺得領導上的確有犯了一些錯誤，森林裡通訊很不方便，收進來的同志也不知道是真的支持共產黨還是臥底，過程間就有誤殺同志的情況，「他們（馬列派及革命派）就是對肅反有意見，但後來我們出來之後才了解，他們也肅反，他們也殺很多馬來人。本來這些發生在上一輩的錯誤，不必挖出來再分裂，可是他們現在還在破壞，但我們是覺得不要再破壞，都這樣久，三十年了。所以如果你去到那邊，他會講的是另外一套。」auntie說。
馬共村的販賣部都會賣一些明信片、特產、藥膏、藥酒，我最感興趣的是前馬共自己書寫、編輯、出版的書，第十和平村（馬共中央）的書除了自傳性質的寫作之外，也有不少以組織歷史、檔案為主的出版；第一友誼村（馬共馬列派）和第五友誼村（馬共革命派）的出版、展示中，則有極大部分在處理1969年開始的肅反。為馬共作史與為馬共的肅反作史，敵人的書寫與敵人的敵人的書寫。如果敵人的形象必須是奸詐狡猾冷血無情，那敵人的敵人該有什麼樣的臉面？第五友誼村有個三層樓深的考南康地道（Khao Nam Khang Historical Tunnel），看顧地道的女人非常安靜，不主動和人攀談，但可能看我隻身一人去也覺得好奇吧，就開始聊起來。她已經在那裡做了快二十年，父母都是馬共，生下她之後抱到山芭外給其他家庭養，到後來才相認。但大姐說，其實當時很多附近居民會選擇將孩子送上山，因為外面的世界又窮又餓，馬共那邊至少有得吃，甚至還能學寫字、上音樂課。第一代的馬共到現在如果還活著，也90多歲了，當週才又有一位去逝，寫書的人漸漸消逝，販賣部的書如果賣完之後，也不會再出了。可能因為習慣了山裡的生活，每次去到大都市都覺得那邊的人好複雜，要離開時，那位大姐再三叮囑載我來的司機，一定要好好照顧我、把我載回旅館喔，然後把手機號碼給我，說如果有狀況就打給她，「你自己一個人怎麼敢這樣子跑。」大姐說。我覺得太可愛了，我媽習慣我趴趴走以至於放棄這種埋怨，卻讓我在遙遠的叢林內遇到。
那天去完考南康地道（Khao Nam Khang Historical Tunnel）的晚上我就被鬼壓床了。圖／張紋瑄攝影
無論是富人的鄰居或是敵人的敵人，兩組事故之所以成為事故，就是因為由「的」所連結起的兩端是先天的鬥爭關係，這使得真實的主詞所云為何難以指認，「富人的鄰居」指向了脫離實際處境的錯誤模仿，「敵人的敵人」指向了拒絕自剖導致的虛假認識。承擔對「我們」的自剖任務，就意味著將自己暴露在「不合群」、「窩裡反」的指責之下，但若是為了維護多數派，而拒絕真切理解真理及自由正在集體宣稱之下受到什麼樣的挑戰，再正氣凜然的「我們」也不過是羅西尼亞裡的雞隻，這是為什麼Marjin Kiri及Tenda de Livros必須出版，Tum及Loh Kah Seng必須書寫，草根書室及Escena Libre Libros必須賣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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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因為極度害怕被傷害，以至於以一種幾近等待傷害到來的狀態在旅行，所有的感官和思考都會變得非常敏感，這樣的敏感讓人絕對的分心，你會開始注意到一些回到熟稔的地方絕對看不到的東西：在聖保羅稱不上巴士的廂型車停紅燈時，你會看到路邊小吃攤門口的地上坐著一位小妹妹，看起來似乎有智能障礙，她非常專注的看著手上一張撕成不規則錐形的紙片，捏著尖端看紙旋轉，好像看著全世界最魔幻瑰麗的演出；在破爛的計程車上，明顯有著原住民血統的司機大哥沿路一直聊著墨西哥足球踢贏德國的事情，熱切地用Google翻譯說要帶你去喝酒，但你不知道這種邀請該不該接受，有可能去了就可以了解更多網路上、資料上絕對不會知道的當地，但也有可能去了就回不來了，儘管後者的擔憂同時讓你對於不信任這位眼睛漆黑濕潤的大叔感到罪惡。
會有那麼一瞬間，你以為自己洞視到整個系統運作時的破口，那條永遠漏黑油的管，那處所有人為了維持機器運轉所以視而不見的缺陷，直到過了啟示般的一刻，終於回到相對安全的地方，才會想：還好，出門之前我以為我什麼都不知道，過程間以為自己知道了一些，到後來才發現，我知道我什麼也不知道。但至少已經從「以為」跨到「知道」了，這令人終於感到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