貢幼穎（Yoyo）前往歐洲實習的那一年，已在臺灣工作了約莫十個年頭。大學畢業後，她當過兩年小學老師，也曾赴荷蘭唸藝術管理，多數時候擔任表演藝術相關的製作企劃工作，生活卻在不知不覺間失去熱情，不確定下一步該怎麼走。抱著一試的心情，她以自己感興趣的「現地／限地藝術」（site-specific art）為題，申請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第一屆「藝術經理人出國進修專案」獎助，用將近半年的時間走訪歐洲各個藝術節。計畫過程中，她走訪了一些知名的展演組織，餘下時間宛如她個人的「流浪者計畫」，哪裡有趣，就往哪裡去。
「那半年改變了我的一生。」Yoyo笑著說，那是2009年。
在瑞士的小鎮上，Yoyo獲得計畫之外的情報，決定接下來前往維也納，看一個「公寓裡的展演」。她找來朋友一起參加，兩人搭乘地鐵前往通常不會有外國遊客出現的移民區域，報到、戴上手環，忐忑又興奮地沿著路線指引在街上穿梭，尋找一站又一站的民宅，完全沒有概念自己將會遇到什麼――連路邊恰好發生行車事故而聚集的人潮，都令他們懷疑，會不會也是演出內容的一部分？
2009年，參加「公寓計畫」（X Wohnungen），戴著活動手環，沿著路線指引在街上穿梭，找尋演出的公寓。圖／貢幼穎攝影
在「公寓計畫」（X Wohnungen）的指引下，尋找一站又一站舉行演出的民宅，對於自己將會遇到什麼完全沒有概念。圖／貢幼穎攝影
按電鈴，上樓，進門。工作人員讓兩人穿上護膝，沒有任何預告，一對小姊弟出現，要他們跪下。一切都發生地很快，Yoyo只記得眼前一黑，自己變成四肢著地，被人拉著往前爬行（事後看到照片，才知道被套上了牛頭馬面的頭套）。重見光明時已身在客廳，小姊弟要他們擲骰子，選到「恐怖屋」：那是一個暗暗的臥房，棉被從上舖蓋到下舖，形似漆黑山洞；一片寂靜中，手電筒忽然由下往上照出兩個鬼臉大叫，兩人也不甘示弱地叫回去，直到忽然有人掀開棉被，宣布表演結束。
「我覺得我非常幸運，第一組就遇到小孩，是一個完全可以放下戒心與自尊的開始⋯⋯」充滿細節的回憶歷歷在目，Yoyo說得眉飛色舞，話語中有翼飛翔，彷彿又回到十多年前那個震撼自己的晚上。造訪第一所公寓之後，雖然還來不及細細思考方才的經歷，她形容自己「啪」地一下被打開，當晚連續走訪了七個演出：在教堂圖書室裡聽宗教訪談錄音帶、與藝術家談心的「秘密服務」、待在樓上不斷傳來腳步聲的房間⋯⋯全然陌生的環境中，日常生活化為沒有解釋的一道道衝擊，有的表演不知所以然，越回想卻越喜歡：「我那時在想，這到底是什麼？跟以前在臺灣看過、玩過的表演或戲劇都不一樣，可是怎麼那麼有趣。」
這趟旅程，成為Yoyo開啟另一段旅程的契機。回臺灣後，「原型樂園」（Prototype Paradise）就此誕生，雖然定調為當代表演團體，實則引介並策劃各種新型態的展演，讓藝術家和非藝術背景者互動協作。就像是為了延續當年那一夜的深刻體驗，往後數年間他們有過許多嘗試，以多變的藝術行動探索社會框架，不變的是對人事物保持好奇，以及永遠記得享受箇中樂趣。
「在臺灣沒有接觸過這樣的東西，乾脆自己來做。」與友人秦嘉嫄聊天的過程中，原型樂園有了雛形，他們憑著一股衝勁就跑去立案。Yoyo回憶道，這個名字由另一位友人顧心怡所取，最初的核心理念只是想以未曾嘗試的形式，進行「跟現實互動」的藝術計畫：以戲劇比喻，不是在黑盒子裡演出寫好的劇本，更像走上街去有機地發展，一切都可能是未被定型的「原型」；而「樂園」，自然是要保持快樂與玩心了。
當時臺灣以空間為要素的藝術創作，多是利用其地理或物理特質發想，例如舞者以身體回應景觀、創作者以視覺媒材回應環境脈絡，與Yoyo在維也納經歷的出發點並不相同。發生在真實生活空間裡的「公寓計畫」（X Wohnungen），每個展演皆為藝術家與當地參加計畫的公寓主人經由認識、討論並共同創造而來，呈現出該地的某種切片――雖然策展人馬蒂亞斯．李林塔爾（Matthias LILIENTHAL）有戲劇背景，但大部分的演出都難以定義――在這裡，表演和日常生活綁在一起，「現實」（reality）就是展演本身，是擬人化的展演者。
吸引Yoyo的，是「site-specific」（現地／限地）中的「site」（場域），代表物理性的「地方」；而原型樂園想操作的，彷彿正是去發現：為什麼會有這個「地方」呢？
2012年，原型樂園正式開始運作，依照每次計畫的不同，Yoyo會尋找適合的夥伴一起工作。第一個活動「新店串門子聯展＋摩托車劇場」屬於團隊的內部嘗試（網站紀錄尚以「beta」（測試）稱之），顧名思義，請觀眾參與新店三處的展演，而接駁期間的摩托車互動過程，也成為表演的一部分。
2012年「新店串門子聯展+摩托車劇場」其中一站來到友人安原良家，與他及他的父親一同參與演出。圖／傅裕惠攝影
彼時，Yoyo以朋友家作為展演的處所之一，聽他父親講述當年的故事；幾年後，朋友告訴她，父親失智了，但那天一群年輕人造訪、玩得非常開心的回憶，曾讓父親的好心情持續了好一陣子。「一方面我們好像有介入現實，另一方面也讓現實介入我們，觀眾跟參與的情境彼此間互相滲透。」多年後回望，她自認更能理解「跟現實互動」的真實意義：「如果把他們父子叫做表演者，我們這群觀眾的參與跟互動，也回過頭去影響了他們真實的生活。」
同年舉辦的第一個公開活動「種子芽學堂」，也對原型樂園影響甚巨。學堂請來藝術家舉辦工作坊與示範演出，包括Yoyo當年在歐洲認識的巴西藝術家古詩大佛．奇瑞亞可（Gustavo CIRÍACO），他與夥伴奧地利舞者安卓雅．索伯格（Andrea SONNBERGER）僅僅靠著一條寬版鬆緊帶，將十多位參與者圍在一起，上街走路一小時；沒有任何規定或技巧，唯一的要求是不要說話與照相。
「本來是要看藝術家表演，一起圍著鬆緊帶走上街，發現行人都在看我們，會清楚意識到自己從觀看者變成被看者。」他們在臺北捷運芝山站一帶移動，宛如變形蟲走過大街、鑽進窄巷，望向美麗的關渡平原或髒污的排水溝。兩位藝術家默契十足，有時會一起轉身、動作或站到某個街角引導觀看，Yoyo將兩人形容為「用身體帶領大家踏查城市的人類／考古學家」。而每次的成員組成、在鬆緊帶內的反應主動或被動，甚至路上遇到的人事物，都會影響整場體驗。有一次，他們在公園遇見好奇的里長，對方因為詢問未果（活動要求不能說話），竟請來警察問話，成為一段有錢也買不到的特殊插曲。這個Yoyo心中完美的參與式展演，就叫做《當我們走在一起》，歷經不同地方的駐村才發展出由繁入簡的形式，乍看單純，卻有效而精準。
當然，如同過去在維也納的經歷，以及未來原型樂園會一再遇到的問題：這樣的展演到底是什麼？該如何定位？既不是舞蹈、也非劇場，後來決定就叫做表演（performance）。或許可以說，那之中具有某種「日常生活裡的展演性」，是人與人在真實空間中，經由框架而出的參與和互動方式。此後，「參與」和「真實空間」兩項要素，幾乎便是原型樂園固定不變的基調。
透過廣義的表演，原型樂園連結起現實中的人與環境，各種趣味就在其中發生。但為何以表演作為媒介？「我們以前比較熟悉戲劇，專業演員（actor）在你面前創造虛構；現在則比較像表演者（performer），不是扮演，而是在一個情境當下發生的事。」Yoyo這麼解釋：「我不會用沉浸式去形容，因為我們想去回應或展演的，就是那個地方，所以就只能在那邊（發生）。」
進入日常，進入現實生活。比起「取材」，原型樂園在做的更像是「擾動」。
2015年《跟著垃圾車遊臺北》，原型樂園與清潔隊員沿線出勤，在街頭進行不同形式的表演與互動。演出的背後充滿細節，因為發生在真實場域的事情，必須得把所有隨機跟意外視為理所當然，當成內容的一部分來考量。其中，最難處理的可能是道德倫理議題：作為藝術創作方，尤其得注意自己不能影響到清潔隊員的工作，現實中，他們可能會因為大小問題被市民檢舉投訴，團隊為此必須付出相應的溝通成本與配套措施，確保一切都在知情同意的情況下進行。
Yoyo表示，這種社會參與式的計畫，經常會被問到：那有促成什麼改變嗎？的確，藝術計畫難以迅速促成明顯改變，但過程中總會有些小事讓人發現「好像有些改變正在發生」。舉例來說，計畫其中一個單元名為「故事小巴」，類似於資深隊員為觀眾分享清潔作業中個人經驗的特別導覽。剛開始，清潔大哥認為大家不會對這些事有興趣，介紹起來不太順暢；但這個單元裡與清潔大哥密切工作的劇場創作者蕭於勤發現，到了第二次、第三次呈現時便越來越有條理，聽得出有經過思考轉化。「小轉變發生在過程中⋯⋯至少他願意花時間去整理並分享自己的工作，這應該是他以前沒想過要做的事，」她說，「我覺得光是這個就還蠻有意義的。」
對原型樂園而言，除了參與計畫的創作者，清潔隊員也像共同合作者，路人和丟垃圾民眾則是第三方。Yoyo以德國里米尼紀錄劇團（Rimini Protokoll）發明的詞彙「日常生活專家」（experts of everyday life）來形容這些「素人」：他們不以藝術為職業或專業，也並非真正的表演者，只是因為主題而被加入。而原型樂園的出發點，沒有要去改變他們的生活，更像「提供一個機會嘗試沒做過的事，用新的眼光看待習以為常的東西」。
「我還蠻常跟一起工作的創作者、邀請來的素人說：『我們來試一個大家都沒做過的事』。大家真的都會想，做這個要幹嘛？有意義嗎？有好處嗎？我會回應：『要幹嘛』就是我們一起來討論決定的。」她笑著說，然後大家就會超級沒有安全感，但往往還是願意嘗試。「我覺得大部分素人都還是有一點『玩心』，各自有不同目的，而我們則是去把冒險的那一面喚出來。」
原型樂園運作至今十年，回顧歷年來舉辦的藝術計畫，有的是經費較為確定的委託案，有的則是Yoyo自己寫企劃案申請經費，最後能有多少預算往往都是未知數。身為主要創作者與負責人，是什麼樣的內在驅力，推著她不斷往前？
「好像真的要對其他人、對這個世界很好奇。」Yoyo坦言，自己也想知道這樣的驅力能走到多遠，但是過程中的確有很多樂趣――藝術計畫成了某種打探的藉口，能因此去到新的地方、認識新的人與生活型態。至於營運上會遇到的困難，通常是以不超支為主旨，按照經費多寡把事情做完，且由於計畫都不售票，宣傳變成內容的一部分，要思考的是如何讓公眾接觸到訊息，沒有賣票壓力反而開心。
2021年，原型樂園在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C-LAB）舉辦「未來相談室」。Yoyo以英國藝術家約書亞．沙發兒（Joshua SOFAER）的原創概念為始，兩人共同發展出這項公眾參與式展演，邀請各行各業的非藝術領域工作者擔任「人生預測師」，從各自的專業出發，和報名觀眾展開關於未來的一對一交流，整個現場更被打造成兼具隱私卻又可供旁觀的展場。
多位人生預測師之中，有一位長年從事人資工作的職涯規劃諮詢顧問，由於此次接受預測的觀眾多為藝文從業者，令他接觸到和以往完全不同的客群，帶來某種文化衝擊。「他以前覺得對的人生就是要有企圖、一步步去實現，」Yoyo分析著別人的分析，「這次遇上許多人說不滿意工作、又不知道怎麼辦，真的在轉職的人卻也少之又少，赫然發現原來還有別種人生可以過。」
這或可謂間接分析出了藝文從業者的普遍困境？她露出採訪中經常出現的笑容，彷彿再次為自己多年來的樂園之旅寫下註解：「所以才說，很多有趣的事都發生在過程裡。」
原型樂園「未來相談室」展演現場。圖／林育全攝影
我們在C-LAB結束訪談，朝出口走去，遠處傳來藝術裝置的奇異殘響，迴盪於偌大的場地中，一年多前「未來相談室」即在此舉辦。出於好奇，我請Yoyo回到更久遠的過去，預測自己的另一個未來：「如果2009年沒去參加維也納的展演，你覺得自己現在會在做什麼？」
「也許是在某個場館裡，擔任專案經理之類的藝術行政工作吧。」她想了想，很快答道；頓了一會兒，又認真地說：「這樣的話，我的收入應該會比現在來得高。可是現在的我會比較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