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於對物件劇場表演形式的好奇，由六位背景不同創作者組成的「囝仔人」，共同探索物件表演的可能性，成員透過「物與其他――物件劇場探索計畫」一起唸書、分享、討論、排戲及演出。在「CREATORS創作／研發支持計畫」進駐後的某天下午，我旁觀團隊發想過程，看著他們拿出照片、自由書寫的練習和小便條貼紙，一個個物件討論對於物件的想法時，突然冒出以如此形式採訪的念頭。
本次採訪我選擇了計畫發想時成員提出的五個物件，並邀請成員各選一個與自己相關的物件作為起點，輪流分享各自對於物件的想法 ，由王詩琪、羅婉瑜、温思妮、何睦芸、Rübezahl（Ruben RÜBE）為主要採訪對象。
Rübezahl：盜版光碟對我來說是現在已經沒有、不重要的東西。過去盜版光碟很流行，大約是我10至12歲的時候。在德國，我們比較常自己燒錄CD，專門坐在街頭賣很少見，因為營業是會被抓的，但是捷克就賣很多盜版衣服和光碟，班上同學週末會跟父母去那邊的市場逛，把很酷的衣服和音樂帶回來，但是從我住的地方到捷克差不多需要四、五個小時的車程，我爸媽並不想去。那時候的我很羨慕，很想要有這些東西，雖然偶爾會拜託朋友買，但是我的錢也不多⋯⋯。
何睦芸：從小到大，盜版光碟在我記憶中是一個很巨大的量體。臺中老家是四層樓的透天厝，某個時期每層樓都填滿了東西，我爸還在世時，二樓像是間填滿正版和盜版光碟的亞藝影音或百視達。這是因為我爸很愛看電影，他退休前在臺北工作，週間下班就去出租店裡尋找電影，並燒成光碟等週末回臺中的家時和我們一起看，這件事逐漸成為他的興趣，甚至後來還會燒好在網路販賣。以前過年時家族成員很仰賴父親這個行為，甚至他還會特別多燒幾片發送給大家。
我爸過世後，Netflix和手機逐漸流行，某個時間點我突然意識到我爸這樣聖誕老人的地位已經失去了。他在世時我們會一起坐在那看電影，雖然我爸觀影過程中會拿著遙控器快轉、倒轉或暫停，強調哪段他不喜歡或哪段我們要注意看。我爸走後至今，我們還是對這批收藏束手無策，其實一度也想送去二手店。但我爸生前希望收藏能夠整批讓識貨的人帶走，或許某種程度上他也意識到他的收藏很讓人困擾。至今，隨便打開一個抽屜裡還是滿滿的光碟片，每年大掃除時我們都會消化一些情緒，把光碟慢慢處理掉，有幾年這些光碟還能賣錢，我們曾經把得到的錢拿去買他愛吃的冰棒。
温思妮：我剛去德國學偶戲第一個學得就是面具。面具課在學其他偶種的前面，這樣的順序其實很實驗、並非學校固定的安排。面具很有趣，對我這樣一個表演者來說，操偶其實很困難，但從表演進到面具、再進到操偶對我就是合理的，雖然對很多人來說不是。
面具對我來說是在身上置換一個死物，我的脖子和身體怎麼跟這個死物連動，要怎麼產生一致性？怎麼不會斷裂？我花很多時間去觀看那個死物。最開始我們用來練習的面具是賈克．樂寇（Jacques LECOQ）的幼蟲面具，其實蠻抽象，你會花很多時間去判讀那個抽象的線條是什麼樣的感覺和情緒。不過在快樂的抽象練習之前，我必須坐在那聽一週的面具理論課，我像是一塊肉把自己運去學校，經過了八小時什麼都沒聽懂，又把自己運回去。然而我是唯一的亞洲人，混在十個人裡太明顯了，根本翹不了課，我每天假裝自己專心地在那裡，聽跟看所有我聽不懂的東西。
最後課堂呈現的面具則是絲襪套頭，而且是雙層的。表演的劇碼是《特洛伊》，我們的角色則是禿鷹。老師讓我們用兩層絲襪套頭後，再將禿鷹面具戴在頭頂，這樣既難以呼吸又看不到，還會滿臉鼻涕和口水。你必須想像頭上還有另一個頭，還要操控它。剛開始排戲時，我們會先笑個五分鐘，後來完全笑不出來。為什麼是兩層呢？因為一層老師覺得太輕鬆吧，而且只套一層時人的輪廓和肌膚仍舊能透過絲襪被看見。那個過程很有趣，人的五官必須被消弭掉，彷彿禿鷹的脖子，同時作為人你也被消弭掉了，在那一刻只能當隻禿鷹努力活下去。而且那場戲很暴力，我們在三個展檯上放小玩具象徵村莊，你必須毀滅它，可是你又看不到，只能用本能去感受。
羅婉瑜：我們上上禮拜有一堂製偶課。我們從最基本的雕塑學起，要雕刻出一個偶，老師特別強調製偶時要去呈現臉的不對稱，不然偶的臉會很死。當時詩琪雕了我們家貓的臉，老師走過來後就把那隻貓改得更精緻漂亮，但其實就不像我們的貓了。
王詩琪：這件事情牽扯到我們做的是執頭偶，而我的偶做完後比草圖小很多，因此要把它變大，原本的細節凹折都要重新處理。老師跟我一樣是自己動手比指導別人還快的類型，幫別人做時不知不覺就會做完了，我的偶也被老師捏完了。那時候我覺得那就是貓的臉，但不是我的貓的臉。
羅婉瑜：還有一件關於臉的事。我是一個很容易做夢的人，但所有人都不會以真人型態出現在我夢中，而是幻化為不同動物。不過有天我的夢裡出現了一個人臉，但對象是我們家的貓，幻化成人形。我之所以認得出來是因為牠的臉還是有呈現出我們貓咪原本黑白胎記的紋路，不過牠就是變成很帥的女同志，保有貓咪傲嬌的姿態。
羅婉瑜：我們家每個人都有潔癖，我總覺得我應該是最沒有的人。我的阿公每天都從一樓擦到五樓，擦到85歲。他的工具是抹布、一桶水加漂白水，再用Double A的白紙把所有東西擦乾，為什麼是Double A的白紙？因為那在他心中是最乾淨、最白的，只要上面沒有髒污就一定乾淨。我們家地板永遠都是閃閃發光，像是樣品屋。我阿公後期有點強迫症，會一直數抹布，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他不斷說再數一次就好，我們家也都不覺得這件事奇怪。
疫情開始後，我發現我也有強迫症。我的酒精用量很大，4,000ml的酒精一個月就能用光，買菜回來後我會把所有東西噴濕再放乾。剛開始沒覺得怎樣，直到我的手噴到起紅疹和脫皮後，才終於發現自己其實也有些潔癖。另一方面，我發現冬天時我會刻意像夏天一樣洗澡，有點過度清潔，直到因為皮膚發癢就醫，醫生跟我說我才知道問題。可是理性上知道自己不可以，下意識又會這麼做。
Rübezahl：說到消毒水，我想到酒精。我曾經騎腳踏車旅行經過伊朗，伊朗是不允許喝酒的，但人還是會想喝酒，所以一個方式是他們會在家裡自己釀酒，另一個方式則是去藥局買酒精，配很甜的東西加冰塊這樣喝，很可怕。是也不會死掉，但我不知道這樣是不是不太健康，不過自釀的酒可能也不是太乾淨，大部分時候他們就是70%酒和30%的水混雜，雖然我也沒有嘗試。
王詩琪：因為另外一個計畫的關係，我們最近瘋狂蒐集柑橘類的皮。柑橘其實細分很多種，上上週我們的夥伴所打工的水果店進了最後一批柑橘，我們扛了半箱橘子回家，狂剝橘子皮和做果醬到凌晨兩點。
其實這個計畫我們兩年前就開始思考，現在則是開始密集做，因此我們有一批放了兩年、已經成為深褐色的橘皮。即使放這麼久，橘子皮仍是一種活物，持續有黑化和發霉的可能。保存活物不是件簡單的事，當然可以快速人工風乾，果皮會變得比較脆、顏色比較死黃；如果用化學藥劑和鹼水泡過、破壞纖維讓果皮死掉，果皮則會變得很暗，上面的斑點擴大，顏色和顆粒都無法保存。
只是天然風乾的話，遇到持續下雨的天氣就會發霉。在我們家果皮會長出灰色和黑色的黴菌，灰的比較噁心，黑的黴鬚長得很快但整齊，雖然蠻漂亮可是也會影響那一區的果皮收集品，我們必須要持續整理。果皮不是我們平常處理水果時會想到的主題，大多數時候都以果肉和種子為主，果皮常被忽視，但當我們突然仔細觀察和保存的時候，會發現跟果皮搏鬥和制衡的眉角其實非常多。另外，因為果皮很濕，當我們拿廉價的廣告傳單來壓果皮後，果皮纖維裡面的水份被壓出來，傳單的顏色會逐漸透過去將果皮染色。之後我們可能會把果皮們縫成影偶，失敗機率蠻高的，不確定能不能成功 。
因為一個演出計畫，我們蒐集了許多柑橘類的果皮。圖／囝仔人提供
而這個計畫發想於兩年前，當時便開始蒐集的橘子皮，放到今日已成為深褐色，且仍持續黑化和發霉。圖／囝仔人提供
温思妮參與內本鹿人文工作室舉辦的工作坊，學習採集山棕並製作成掃把。圖／囝仔人提供
温思妮：從我有印象以來，掃把就是包著紅色綠色塑膠皮，而如果去外掃區就要用竹掃把。竹掃把通常很大支，對我來說不好施力。但在去年跨年時，我竟然做了一把掃把。那時我很沉迷織布，看到內本鹿人文工作室舉辦的工作坊教採集苧麻取纖維捻成線就跑了過去，不過三天的營隊中，第一天我想學的苧麻織品就結束了。接下來兩天我們採集山棕、分類剝開後一束束曬乾製作成掃把。那支掃把蠻有紀念性的，但山棕的葉子長度都是兩隻筆那麼長，在平坦的家中不好用，比較適合戶外粗糙的地，因此我的山棕掃把完成後沒多久後，我就背著掃把爬上山，送給另一個我駐村部落的阿姨，雖然阿姨認為那是藝術品要掛起來，但我真心希望她能拿來掃地。
Rübezahl：我現在住在花蓮瑞穗，那邊有很多柚子。在瑞穗你不用買柚子，中秋節後到處都是柚子被丟在路邊等著爛掉，我們騎腳踏車經過時會把柚子撿走，反正也沒有人要了。尤其中國對臺灣水果下禁令後， 包含柚子和釋迦很多都賣不掉，甚至有幾個月我們整個房子擺滿柚子。那時候每天一顆柚子這樣吃，吃完的柚子皮裡有很多油、很好燒，我們會把它曬乾放在火中，產生很多火焰，整個家都香香的。瑞穗人對柚子蠻有認同，春天還有「柚花節」，柚子是地方共同的記憶。
何睦芸：我們之前自由書寫的練習一開始在談論死亡，而我想到和死亡有關的物件是衛生紙。我爸過世時我們整理了很多東西，到處都有衛生紙的痕跡，那些衛生紙是沒用過的，放在抽屜的深處，很像我爸的惡作劇，好像跟我們說他還在。衛生紙到處放的原因是他嚴重鼻子過敏，我爸很節儉，把衛生紙撕成很多份使用，而沒用完的衛生紙就會被塞在各式各樣的縫隙。
我們其中一位陪伴觀察員鄭陸霖老師來找我們時也提到了衛生紙，我想到衛生紙和人的關係很緊密，這個物件本身面對各種髒污不堪或是難堪的場面。人在哭泣、排泄時都會用衛生紙，但它本身又很潔白。鄭陸霖老師也提到，如果思考物件本身有生命時，衛生紙的生命週期其實非常短，馬上進入另一個循環裡。衛生紙在劇場中也很好用，我們在試材質時發現它也有很多可能性，我們把電風扇拆掉，將衛生紙和馬達綁在一起製造出波動。衛生紙在劇場裡面是成立的，但擺在藝廊中可能就不成立，劇場裡面會運用稀鬆平常的事情開啟另一種想像空間。
囝仔人團隊進駐C-LAB期間，持續蒐集來的部分物件。圖／囝仔人提供
王詩琪：兩年前我忽然變得會認床，以前我無論在哪裡都可以睡很好。在任何地方睡很好這事在巡迴演出中是有很大優勢的，但在那個瞬間、在某個外地，我突然發現我會失眠。真正開始思索失眠是今年農曆年，我在回老家睡覺的第一個晚上就失眠了，剎那間我開始想，現在我台北的床獨一無二的地方是什麼，是我已經有了一個睡姿，而臺北床上排列出什麼起伏、適應了我身體轉動的角度？而除了這張床外，其他的配置我都無法達到這件事嗎？同時也我注意到我的床上有一個我已經用了快二十年的布偶，它超級普通，就是生活工場的一個豬頭抱枕，雖然抱枕的某些地方都透明到可以看到棉花，但我放手肘又很方便。
我想到跟布偶有關係的一件事，有年我們去法國演出，演出結束之後我們還在收拾，突然有個媽媽和小女孩回來，因為小女孩的玩偶在看戲過程中留在現場沒帶走。這件事在臺灣不會引起全場騷動，但法國當地所有劇場工作人員都停下來，逐排邊找邊喊布偶的名字「Dudu」，大家反覆檢查觀眾席三、四遍，你會覺得大家都知道Dudu的 重要性遠遠大過布偶，值得所有人停下工作尋找它。最後並沒有找到，小女孩很失落，所有人也一片哀戚。
羅婉瑜：我其實一開始想到的物件是一個LED鏡子，它像是電梯鏡子那樣，兩側貼滿LED貼條，照鏡子時會看到有很多個自己，那是之前在牯嶺街小劇場搬家時的二手市集拿回來的，我們從其中一個人那接收的。這鏡子很fancy，一插電裡面會有很多個你跟著動，這是送我們的那個人自己做的，拿回來時我想說要這個幹嘛，就把它塞到某個角落。中間某次拿出來實驗，又覺得無用，就收回去了，直到那個鏡子的主人過世。
這個鏡子的主人是演員黃民安。他平常身強體壯，但在一次飾演流浪漢的過程中過世了。我跟他也不是特別熟，只是他的東西就在我家。他過世時我在花蓮，但當我回到臺北看到那些從他那接收的東西時，覺得自己好像和這個人重新產生連結，好像傳承了某種精神。我們後來有去他的告別式，告別式的影片裡他也拿著那個鏡子，他好像無限延伸在那個鏡子裡面，我忍不住去想他會不會存在某個虛擬空間，像是鏡子裡一樣，到了一個很華麗的世界。但很奇怪的是，從他過世後那個鏡子突然就不會亮了。我有換過線，不會亮就不會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