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城市中的我們何其幸運，能和藝術及設計如此接近。
城市人早習慣活在視覺符號之中，身上扛起各式各樣的文化包袱，場所為美學提供了最大的空間，設計品如風隨影地出現，努力調和生活的一切。每當凝視物件時，其實就是凝視設計本身，看見的招牌、廣告、日常使用的各式包裝、螢幕中的圖形、路標及印刷品等等，通通都和設計相關；一個負責任的設計，有其共通的目標，於作品與使用者或觀者之間，建立一個能獨立判斷美學的能耐、詮釋系統功能和高於美學地位的群體關係。
談論平面設計在城市中的角色前，先要理解藝術、美學和設計的關係，一般設計有其特定的指涉對象，關聯的重要程度比兩者都更甚。俗套會說，藝術是藝術，設計是設計，前者與靈感的關係比較密切，後者是「形式服從功能」（Form follows function），即客觀與主觀的關係，設計是服務，接近人的距離，藝術充滿著疏離感――以上都一錘定音在共同以審美作為主體下兩者的利害關係。然，主流論述的二元分立，讓我們在城市中理解三者時的思考變得侷限且混濁，在詮釋各種設計上出現不足。設計和社會的關係也被簡化成一種娛樂及消費商品，這種無害的、不實用的歸類往往就是設計最實在被利用的地方，因為階級的存在、權力的掌握和文化的意涵，三者都共同影響著設計的方向。
美學和人學作為設計的基礎，兩者的比重從來關鍵。藝術從啟蒙運動時期走過，類似議題早就經歷不斷辯論，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及劇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都認為藝術中的美，是一種純粹的淡漠無私，藝術本身就是一絲不苟的美，唯美是藝術的最終目標，批評藝術被任何目的的使用都是濫用；馬克思主義（Marxism）試圖把這些都推翻，將社會和技術作為重大關鍵因素，藝術只是一種形式，由經濟主導的下層結構所推動，後來德國的包浩斯學院（Bauhaus）以其嶄新的工作坊形式作為主要教學方法，強調工藝，奠定設計師為藝術家工匠；法蘭克褔學派（Frankfurt School）徘徊在主觀和客觀兩者之間，同時對兩者都提出質疑和批評。
我無意去闡述教科書式的設計歷史，而目前的視覺憂鬱症也沒法從中找到答案。設計對社會現實不能被動地接收，但也不應只淪為任何政治和社會的工具。
設計一直在尋找使用者和藝術之間的所有的共通語言，但在資本社會中，設計的溝通由上層到面世，環環都出現對立的情況讓受眾都感到無比疲累，有些設計師會把追求藝術作為創作的最高指標，要能詮譯「驚為天人」才是好設計。2021年出現在臺灣金點設計獎競賽中獲獎的《三面旋轉快速復位圍棋》就是個好例子。1 在顧及美感時忽略圍棋的基本規則，出現視覺與現實應用的羅生門，該設計突顯了設計師認為「純粹的凝視」比日常生活中的現實更為重要，也是某種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因為社會上對於美的選項仍然不足夠，在構建文化的能力感知不足時，盲目湊熱鬧，只享受能主導的視覺美學，厭惡俗氣的商業形象和傳統。
如果能把熟識及容易理解的日常事件，適當地重新為他建立陌生的環境及距離感，才能在藝術和設計之間取得最美好的平衡。
現代主義的建築風格可上塑到俄國的構成主義，上世紀初期十分流行的平面設計風格，特別強調功能及為政權服務。圖／思崎井攝影
現在流行的平面風格常被人看作可笑的潮流，在被菁英或其追隨者所控制的美學品味圈內，與民眾的習慣認知產生了巨大的隔閡，鴻溝本應由設計師親手填補，但橋梁失靈，文青們堅拒在庸俗的商業行為中妥協，不斷自行建立獨樹一格的潮流，使命再不是與事物之間建立關係，更多是與受眾區分開以作為自身美學的彰顯，設計不再是種手段，而是它自己本身。誠然，每個時代的設計師都會被當時複雜的社會環境所影響，而現在我們面對的，大抵也是差不多。
在資產階級和消費至上的導向下，以「異色」和「新鮮感」成為至上的設計觀念，脫離了傳統的設計方法，你說一旦這件東西看得明白，就不是一個好設計，太現實也不好。保持一種積極的距離，隔離現實痛苦、漠視社會異化，「反設計」大行其道。一般人痛罵是「故弄玄虛」，以大眾美學的前衛者自居， 狠批設計宛如藝術，一樣沒有妥協空間，如安迪．沃荷（Andy WARHOL）般豪語：「……這就是我，我的裡面什麼也沒有藏著」（…there I am. There’s nothing behind it.）。
䆺美和通用是設計的兩大山脈，但卻常存在誤判，你的美到底是誰的美，你的所謂好用，於我其實根本沒用。「通往地獄的道路通常由善意所築成」，溝通的方法眾多，設計師如果能拿捏並取捨每一項決定才是關鍵，非關說教，在於彼此所欠缺對美學的共識，設計師被夾在中間亦動彈不得，在社會資源分配問題的推波助瀾下，愈多的資源就成了愈好的審美，服膺長官意志下的不尊重專業，大家都是美感的加害者同時又是受害者。
有時所謂設計就是日常中簡單的視覺傳達，照片攝於臺北街頭。圖／思崎井攝影
過度流行的視覺風格成了大家對設計的誤區。這誤區很多時候是由設計者自身所發起，認為普通就是俗，似於城市中某熱鬧的一角，熱門景點連望都不想望一眼，太靠近眾人心中的期望，就不好看，其他因素都不是阻礙「美」的理由。設計師被養成太集中創造偏鋒，想努力成為擁有特權的其中一人，用特殊的審美眼光去區分我者與他者，討論早就已經於設計本身跳躍，用文化偏好去定義設計的優劣。法國學者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區分：趣味判斷的社會批判》2 一書中恰恰就分析了用文化實踐、生活品味等作為人對階級的分類，能欣賞這些的都是「尊重設計的同路人」，反之就是「粗俗的大眾」，在同一場域中，「重」和「輕」之間的對立是有用途的，因為他能精準地分開幾種不同品味的階級，作為設計師就能在不同關係之間作出片斷式的支配，通過共有的價值簡化地否定對方給予的批評，「先鋒派」和「守舊派」的設計非關作品對錯，不斷强調彼此不一樣的這個「共同體」才是重要事，掩蓋了社會上對美學認知的不足，文化資源分配不平等的種種原因。
在設計過程中多少會因個人意志造成一些過度藝術化的危機，不斷否定過去，否定作為時代重要參與者的舊有設計作品，只覺得自己的美學才稱得上當代設計，自己的觀察才是應該被理解的通用準則，這點跟學院派式的城市規畫有點類似，一些公營部門總是由上而下，在冷氣房中創造一個有可能他一生都不曾踏入過的社區，美國作家珍．雅各（Jane JACOBS）就曾反對這些一廂情願的規畫。3
《蒙羅麗莎》永遠不老，因為每個世代欣賞西畫的人都會用自己的方法去觀看，但討論《洛神圖》就顯得落伍，可能我們對自己的文化都沒有信心。
如果設計是大眾和藝術的橋梁，那麼流行語「藝術嘅嘢我識條鐵咩」（諷刺藝術是象牙塔的產物、資產階級的遊戲）就揭示了這平台的失效，美感的衝突不可怕，不懂得去處理才是最致命。美醜的定義漫天紛飛，何處不是庸俗的商業塵埃？
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指的文化實踐包括參觀博物館、聽音樂會及閱讀等喜好，都是獲得「文化貴族階層」的方式。照片攝於臺南市美術館。圖／思崎井攝影
近期在香港的M+博物館落成，作為經歷逾十年的規畫，世界上最具規模的視覺藝術博物館之一，本應對文藝界來說是一件大事，但在選擇藝術品過程中卻爭議聲不斷，難免會引起藝術是為誰服務的思考，當藝術受審查制度威脅確鑿，以設計是工具的角度思考，是否為了服務，設計師就可以獨善其身？到底設計師在為誰服務？如果官方對美學失語時，而藝術亦因為種種不方便介入社會的話，設計就是一個很好的媒介。
撇除贊助人制度，藝術對於有其服務對象就備受爭議，「為社會而藝術」源自社會主義的思考衍伸而來，指藝術家應當是社會的前衛者。如現在政權需要藝術而做設計，用於國家機器對人民的壓逼，宣傳國族思想、展示政見、歌頌主旋律的表演，都為設計作為社會介入做出了很好的反面示範，設計師同時是兼具洞悉美學價值及讓社會變得更美好的能力，以道德層面來說，更無法像藝術般抽離現實。
別人在革命時，讀醫科可以治療外傷，寫字的人可以撫平心傷，勇敢的人當先鋒，組識者當後援。那麼做設計的人呢？不就是憑敏感的雙眼去接收訊息，從眾多倒影中重塑傳達效果。同樣是「用筆的人」，設計師有責任把生活及生命的感覺，注入更立體的視覺能量，讓要表達的概念變得有方向；在社會發生動盪、公義被挑戰或革命發生時，透過簡單的機能，如海報、標語等，同樣極為重要地等待被製造出來，喚起社會的興趣與目光。
香港近年的社會事件激發大量由下而上的設計作品，重奪被主流佔據多年的視覺話語權。圖／思崎井攝影
有人為了生計在做設計、有人有遠大的理想、有人覺得吃飽沒事才會做設計，但面對世界，設計師總是站在第一線，有憧憬、有懷疑、有感情、有反抗；在感性上的身分認同太奢侈，有時活在人間煙火反而更能像個老朋友般，坐在街邊吃大排檔，哭過笑過就有氣力繼續前行，要定義當代的設計風格是否合宜，時間又好像不夠長，距離不足以去憑微少證據去證明任何事，當下時刻在藝術發展的長河之中只不過才一兩天的事情，在定案拍板前總覺得有點懸念，我看到的情況，設計師於門裡，門縫透著暗暗的光，門外漢在外面張望，總是看不清裡面，半掩的門偶爾有人經過，一瞥眼神耐人尋味。
轉過眼，我看到路邊張貼著兩張廣告，在一排排的舊樓之中，水管生鏽，電線外露，有安全風險，牆上貼著一張因為生意不佳所以減價促銷的海報；另一張描述人們如何憧憬在中國南方一個新開發地區置產的廣告。其實誰有心情理會這些東西是由誰在做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