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陳哲偉對精神疾病經驗者（簡稱「經驗者」）的關注，可以說是從2013年作品《我的心與你同在羅克蘭》開始。多年來，陳哲偉持續探索在藝術創作中將精神疾病經驗「顯影」、「現聲」的方法，收斂為二：一是直視其身，如「養神院」展覽（2016）讓觀者近距離凝視疾病身體；二是觀其周邊，如「時光之舟」展覽（2017）呈現病友的美術創作，以及精神病院與地方社區之間的鄰里關係。
不同於過往對精神疾病的關注光譜，這次陳哲偉在「CREATORS創作／研發支持計畫」（簡稱CREATORS計畫）聚焦的對象從精神疾病經驗者本身轉移，擴張至經驗者們可以選擇前往、具有復健功能的「會所」（clubhouse）。陳哲偉以進駐本身內建的「有限時間」、「外部創作者」兩個條件，向C-LAB提出「臨時精神會所」計畫。我認為陳哲偉找到頗為合宜的方式，扭出C-LAB這一個訴諸文化實驗的公共空間一道臨時的、期間限定的縫隙，把向來多半是當事者與家庭成員或是社福組織分擔的疾病經驗，透過話語，往公共空間「推拿」⸺既是讓私人的、內心的、感受性的課題以話語揭露，更讓不特定的、不一定有經驗甚至難以有病識感的公眾，得以近身聆聽、思考與談論精神疾病。僅就精神疾病當事者、照護者經驗分享與感知描摹的談話空間的展開，對我而言，「臨時精神會所」便是一項具有衛教與社福性質的公共計畫。
在這個計畫裡，陳哲偉作為概念發想與制度設計者，實然是滾動式協調多位參與者加入計畫方式／時機的「計畫主持人」。換言之，藝術家陳哲偉在「臨時精神會所」中社會性質的工作也遠多於純粹的創作探索。近年，陳哲偉在精神障礙者會所「活泉之家」從事藝術創作教學工作，不僅累積自身對精神疾病的觀察，也有一些當事者、照顧者等人脈。「臨時精神會所」的團隊組成與屢次皆異的參與者名單，便是從陳哲偉近年在會所的工作經驗所「運轉」而來。這好幾層隱而未顯的關係，也是陳哲偉在這個計畫中，「我」的色彩最強烈之處，其餘都是由不同的「他」所構成。
「臨時精神會所」定期舉辦之內部討論「一起聊聊」圓桌討論會。圖／陳哲偉提供
不同於多數CREATORS以團體（而非個人）提案，且團員多屬藝術工作者背景，陳哲偉在啟動「臨時精神會所」計畫初期便邀請四位夥伴共組團隊（兩位經驗者、一位社工師與一位影像紀錄者），共同討論聚會與講座的議題、人選。計畫後期，陳哲偉的角色退到更幕後，譬如，交由團隊夥伴主持活動、帶領討論。每一次的聚會為半開放式，除了不特定報名參與的公眾，一定會有的是經驗者當事人、照顧者（親友或專業工作者）與社工，每一次人選都不重複，並盡量是由先前的參與者所推薦。一方面，這樣的方法一定程度地預判下次聚會的對話默契，另一方面，這也將疾病經驗的社群差異性拉到最大。包含團隊成員，每一次約莫十位的與會者聚集在C-LAB的進駐空間，分享各自與精神疾病的關係、在疾病經驗下的心路歷程。聚會尾聲，參與者們寫下對會所的「一百種想像」，多數是具有既定功能的場域，如畫室、書屋、小憩區等，或是活動，諸如：讚美大會、夢境分享會、躺平族聚會、會所攝影比賽等。由於多數參與者本來對會所已有專業認識，計畫初期，團隊便有意識地將會所從國際準則中脫鉤，在命名上輻射至「聚會所」、「俱樂部」等複數想像。拋開既有的認知框架，「臨時精神會所」目的清晰地指向常民社會，探索經驗者治癒自身的可能前景。
一般定義中，會所作為經驗者相遇、相識、共同生活的平台，提供會員自主前往相聚的空間。在會所，會員們共煮、共食，也一同勞動，形成像是社團團員、互助會夥伴的社會關係。一方面，會所構築會員形塑自我認同、彼此信任的場域，自然地發展對其他經驗者的關照關係，間接構成會員的社會網絡。另一方面，這份關係也有可能進展為生活中的友人，進而培養經驗者們自主生活、互相扶持的復健機制。在「臨時精神會所」推衍聚會所、俱樂部等開放圖譜中，疾病與非疾病之間的界線反倒跟著進入解構一般的待定義狀態。
對我而言，陳哲偉與他的團隊在此「臨時」時空所測繪的，不只是未來會所的多樣性，每一項提案也都顯現參與聚會者對臺灣如何健全民間社會與福利國家的想像，以及社會大眾如何與精神疾病共處的庶民觀點──這恰好是精神疾病經驗者得以自主互助的起點，無論你我是不是疾病當事人。
「臨時精神會所」公眾活動，講座「醫外：在岔路上遇見的精神疾病經驗者」活動紀錄。圖／陳哲偉提供
除了上述觀察，「臨時精神會所」揭露的三個議題也值得關注，分別關於空間、話語與公眾。
如前所述，相較於其他CREATORS計畫，「臨時精神會所」成立的前提，是具體的、位於C-LAB園區內經常向精神疾病經驗者們敞開的房間。它提供一間出席者身分或許接近會所的自主空間，其場域性質更接近公眾領域，屬於一半社群性一半公共性的「中間地」。在一次次的聚會裡，「臨時精神會所」形同將會所架構在一個未來進行式的特殊狀態：將行未行，在想像中已然多次共同前行的理念型空間。
無論是會所或是聚會所、俱樂部，計畫進行過程中，我一度反思「類公共空間」是否經常帶給人歸屬感？那些我們都會有的「想去咖啡店一個人讀書／工作」、「想去健身房一個人運動」的動機，出自什麼慾望、要解決什麼心理狀態？這些提供群聚，但是人人自主的類公共空間，是否在日常社會中穩定地提供某種治癒功能？倘若這方向的設想沒有太大的偏誤，那麼，對於非精神疾病經驗者的我而言，設想「臨時精神會所」的可能性也同樣具有積極意義。我設想：是否公共的或是自己的空間，本來就能夠功能性地影響心理狀態？倘若「空間—心理狀態」的變因參數普遍存在，我們是否有機會更不特殊化精神疾病病灶一些，而是細緻地為心理所產生的各類負面意識定義、命名，讓內在無以名狀的「鬱」得以被辨認，讓自己與他人可以因應？換言之，位於C-LAB的「臨時精神會所」作為「中間地」，將經驗者們從會所的目的性中鬆綁開來，那麼，現代人長期罹患的文明病，是否也需要「中間地」來紓解？
陳哲偉於開放工作室期間，展出工作坊與參與者共同完成的繪畫及文字記錄。圖／片子國際，呂國瑋攝影
「臨時精神會所」高度仰賴參與者的話語表述能力，既是關於自身心路歷程的描述，也是關於將自己帶離現實、投射多種會所可能性的想像能力。誠然，對參與者而言，除了表達能力，還有一些外部限制，諸如「進入『C-LAB』這個陌生空間」並且「在初次會面的陌生人面前談論自身經驗」，以及「在已知談話將被團隊記錄的前提下，分享己見」。諸如此類的條件，無疑地會對話語產生導引力量。
某日，參與其中一場聚會時，我才明白，原來「多年無法走出家門」（自然也完全無法前往會所）的經驗者們，才是多數經驗者的日常。也就是說，「臨時精神會所」的參與者恐怕是經驗者當中的少數。
在這些提醒下，「臨時精神會所」在C-LAB所扭開的共情空間及其侷限，更顯清晰。我逐漸認識到，「臨時精神會所」所議論出的另一種會所想像，來自經驗者中的少數人。他們在C-LAB的現身、發聲，向公眾拋出對會所的想像，對應到大多數未能現身公共場域，以致我們無法聆聽其聲音的廣大群體。換句話說，透過這些勾勒想像的話語，恰恰反射出無法被話語照見的龐大暗面。
與所有指涉「焦點團體／對象」的報導／研究／創作相同，如何取樣與再現他人疾病經驗的倫理課題，是「臨時精神會所」啟動之前便要理清楚的工作。再者，同樣是應用公共資源、進入公共場域，但是，由於進駐的數個月期間希望非預期且不重複的參與者加入，相較於其他CREATORS計畫，「臨時精神會所」需要兼具的公眾性更強。與此同時，與其他CREATORS計畫相同，「臨時精神會所」在進駐期間也需要辦理一定次數的公眾活動，向關注C-LAB的觀眾引導、介紹進駐狀況與階段成果。
受限於時間，「臨時精神會所」所產生的各式提案中，只有一場在進駐期間舉行，即「影像與現實交會的精神世界」。那場活動中，我與其他參與者們一同聆聽、觀看疾病經驗相關的影片片段（如《我們與惡的距離》、《怪胎》、《瀑布》），並分享觀後感與自身較接近的生命經驗。由於我們每一位參與者都頗熟悉這幾部影集、電影劇情，我們那一次的談話直接建構在對劇情、角色的認識，意外地順暢。現場，我強烈地發現在大眾之間、日常生活中，其實已然隱含諸多得以共情精神疾病經驗的親身經歷，但是問題總在於：如何發現、向誰聊呢？事態嚴重者，該向誰求助呢？
近年，高齡化社會讓隨順善終、預立醫療等構想逐漸成為一項必須正視的生命課題，這挑戰我們的生死觀，這些集體意識也將反饋至醫療制度與社會保險結構。同樣地，我在想，我們有沒有可能讓精神疾病的「病識感」進入公共論壇，讓感受與人格的修辭不再只是情緒性的（emotional）現象命名（例如「社恐」、「社牛」與「emo」、「（職場）霸凌」、「煤氣燈」、「婚內失戀」），而是有更多細緻、準確的精神與心理的（mental）反應描述詞彙。進而，讓精神疾病徵候如發燒、喉嚨痛一般，即使不是可被視覺化的病症、必須透過言說表述，卻也能夠被病患本人辨認，判斷是否逼近就醫的臨界點。否則，目前社會對精神疾病的輕症因應方式多半停留在親友之間的話語分憂，以及對當事者「放寬心」、「不要想太多」這類訴諸自癒、自療的期待，往往直到病症嚴重到讓當事人無法自理生活的程度才就醫，屆時已有許多不可逆的破壞產生，為時已晚。
陳哲偉於開放工作室期間，展出工作坊與參與者共同完成的繪畫及文字記錄。圖／片子國際，呂國瑋攝影
計畫期間，我與陳哲偉幾次笑稱，他在「臨時精神會所」的工作已經從創作者滑移至「計畫主持人兼專案經理」，校長兼撞鐘，雜事繁多。尤其，屢次聚會從討論議題到邀請人選，動輒是處理大約十人出席的協調工作，其中的情緒勞動勢必很大。事實上，陳哲偉所著力處都是在於如何將精神疾病連結到公眾，這有賴於計畫當中幾層細膩設計，才能有力地權衡這樣的倫理難題。
首先，如前所述，陳哲偉選擇以組隊的方式主持會所，這在大結構上稀釋他個人作為唯一主導，同時強化兩位病友與一位社工師夥伴的參與權限，構成「類合議制」的決策機制。二來，如前文提及，每一次聚會的參與者都由先前參與者推薦，這讓參與者的取樣在可控的範圍內最大程度地從公眾取樣。計畫尾聲，陳哲偉按原計畫，沒有如多數進駐者同樣在C-LAB舉辦展覽／演出，而是整理進駐期間累積的想法（包含各場參與者的提案及聚會期間所分享的經驗、建議），規劃在下一階段的工作中，將這些想法傳遞給各個會所⸺精神疾病經驗者與照顧者們一直是「臨時精神會所」最核心的公眾，其次才是計畫期間得以進入C-LAB的不特定公眾。
或許是陳哲偉過去十年來發表的作品完整度相對高，以及C-LAB的主事者、觀眾多為當代藝術背景，進駐期間，陳哲偉不只一次被提問「臨時精神會所」與他下一件作品的關聯性，雙方的對話便在「認識藝術家如何啟動創作」的語境中展開⸺無論陳哲偉如何理清「臨時精神會所」與創作的關係。面對「藝術家—社會行動」這樣的理解方式，我察覺在CREATORS計畫中，這樣的認識論應該還要再鬆綁一些。或許，當我們不把發動「臨時精神會所」的陳哲偉視為正在前往「臨時精神會所—作品」創作路上的藝術家，而是具有藝術創作背景的會所工作者，那麼，我們可能更有機會逼近疾病經驗的話語，從中感受精神疾病的徵候與自身日常生活的潛在關聯。我想，這應該是「臨時精神會所」給予我「避難所」一般的核心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