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入五週年的「CREATORS創作／研發支持計畫」（簡稱「CREATORS計畫」）以「CREATORS 五週年：將來形狀」扣題，舉辦三場圓桌系列討論會。第二場「後台書寫：計畫過程的觀察寫作」於2022年8月28日於C-LAB展開，由「CREATORS創作／研發支持計畫」該年統籌暨C-LAB策展人游崴主持，邀請2019-21 CREATORS年度觀察員謝鎮逸、2020 CREATORS年度觀察員沈克諭、2022 CREATORS年度觀察員陳晞與2022 CREATORS年度觀察團召集人秦雅君作為與會嘉賓，聚焦於「CREATORS計畫」過程的觀察寫作，從創作過程中的第三人視角書寫展開，就觀察書寫者的角色、書寫中的倫理與政治來共同思辨與討論。

游崴：近年來，無論是C-LAB、國家兩廳院、臺中國家歌劇院、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或一些民間單位其實都有推出一些類似的創作支持系統。這樣的情況有點像是臺灣從1990年代以來漸漸邁向體制化跟產業化的必然狀況，好像原本獎補助或藝術進駐的機制在這幾年間開始變得愈來愈以一種有機的方式在推動，更關注藝術家創作的前期，並試著在這個階段提供支持。

隨著創作支持系統在近幾年的發展，我們能觀察到一個現象，首先就是幾乎每一項創作支持系統都有一個觀察員、陪伴者或陪伴顧問這樣的角色，這個角色過往是很少見的。此外，有了這樣的陪伴者，也開始有了關於陪伴者的書寫，從陪伴者的角度看到的每個創作計畫發展過程，而這樣的角色定位其實滿曖昧的，有時候好像從旁抽離地記錄、觀察狀態的人，另一方面好像又與創作者們有一種占有的關係，好像共同朝一個未知去推進一點什麼。

而本場希望就這個主題，去討論觀察者的書寫到底意味著什麼，以及它還有哪些可能性。與我自身過去的採訪編輯經驗不同，觀察書寫本身似乎混合了評論跟對藝術家深度報導的爬梳。這樣的書寫有一種視野的轉換，不同於以往藝術評論處理的對象多是「結果」的產物，聚焦展演呈現或是作品；觀察書寫像是一套機制讓書寫者在創作過程中就參與其中、提出觀察，最後變成一種包含很多視野與寫作方法的書寫狀態。想請各位分享針對觀察員任務所觀察到的改變有哪些？

「CREATORS創作／研發支持計畫」彰顯了階段性創作與計畫性創作的生產過程，那擔任觀察員的書寫者又是以何種角度進入呢？圖©C-LAB，王世邦攝影

謝鎮逸：因為各種補助機制的關係，階段性創作與計畫性創作是目前當代藝術創作的一種生產過程。當然若所謂藝術評論是在回應藝術創作的話，藝術評論就必須要因應目前當代藝術生產的向度去做相應的調整。譬如說「CREATORS計畫」在過去五年來，講求關注生產過程而不強調最終成果發表，我想這件事情對目前很多藝術創作者或團隊而言是非常理想的。那麼，當評論者或者觀察者的角色進來時必須要面對什麼樣的問題呢？想當然必須面對的是作品成形、結果樣貌的描述，但該如何去描述過程當中的某一種形狀呢？將來的形狀會變成什麼模樣目前我們都還不知道，評論或觀察書寫能夠變成什麼樣的反饋或觀察紀錄是我今天會比較強調或彰顯的部分。

我想對下一位發言者提出一個問題，過去的藝術書寫是一種基於作品以後，一種時序上的後者去做文字上的回饋或評析。此外，近十或二十年臺灣也隨著全球藝術的潮流轉向一種藝術田調或所謂計畫型創作的風潮。這除了是全球藝術語彙的生成，另一個方面也跟補助機制相關。過去作品成形已經是個名詞了，但當代作品還在發生當中，還在不斷變化生長當中，所以變成了一種時態變化。那評論寫作如何去從這個時態變化當中去面對時態不斷的改變，變化它的角色、路徑跟方向。

沈克諭：評論和觀察書寫這件事情，有趣的是觀察書寫能不能去描寫一些失敗的人的事？就像剛剛鎮益提到的評論都是在作品之後，可是在藝術家沒有任何產出的情況下，到底能夠寫什麼？可以寫失敗這件事嗎？如果是這樣觀察書寫的定位就很尷尬，一方面我們預設觀察書寫要如實呈現計畫的進行，有上軌道，可以跟補助的單位交差，也可以跟關心創作計畫的觀眾們交代計畫有在運作；但事實上可能有些藝術家是沒有在這個軌道上，例如因為2020年疫情剛開始的關係，很多創作者都沒有辦法開展他們原訂的計畫。

因此，我認為觀察員的個人風格是重要的；它是一種新的問題或文類，如果在一個還沒有受到文體或文類規範的狀況下，其實我們很仰賴寫作者（觀察員）的風格。例如當時鎮逸就寫了一篇有趣的文章，內容從頭到尾都是亂碼。我覺得那就是一個有趣的嘗試，因為某種程度上觀察員的身分不僅是時序上的後者的角色，某些時候更像是創造一種對事情的描述方式。

擔任2020年CREATORS年度觀察員的謝鎮逸將觀察的短介寫成亂碼，是一項有趣的嘗試。圖／C-LAB CREATORS粉絲專頁

陳晞：我目前是媒體從業者與業餘研究者，我關注的問題是：評論和策展在機構化後在這個制度裡面的位置是什麼？從1990年代至今，其實每個機構都還在嘗試策展、評論乃至觀察書寫等該如何去支持創作系統。1980年代開始有美術館、1990年代一開始先有責任藝評，然後開始策展。藝評和策展在機構化的狀態下慢慢被分成越趨明確的狀態，直到現在從這個觀察員書寫的過程中去觀察這些創作的時候，其實會讓我回想到在機構化之前有很多記者或評論家他們會去藝術家或創作者的工作室觀察，只是那是一個非公開的狀態。這好像有些什麼可以拿來當作「CREATORS計畫」的參照，本來是個私下的工作室參訪或參訪筆記，在機構化的狀態下公開，不得不做成一種表演性質的書寫，我們要怎麼進行這個書寫過程？

謝鎮逸：若用體育賽事來比喻觀察員的角色。譬如說有個賽場跑道是很多藝術家在練習跑步、鍛鍊肌肉，那我們觀察員的角色不是像體育記者那樣去評析整個運動或體育賽事的表現，而是必須要走進跑道當中，去看著他在跑步的時候每一個肌群的變化與身體某種幅度的律動。觀察書寫慢慢偏向某種行動式的書寫，觀察員必須要主動地投入這一場賽局，我們要如何做一種還在發展當中的行動式書寫？就必須要走入藝術創作生產的軌跡裡頭去看他的幅度、動線、律動、運作的過程；所以我們不再是位於末段的一種評析和分析的角色。

C-LAB就是一個實驗室，想像一下如果「CREATORS計畫」是一個實驗箱的話，觀察員就像一個研究員一樣從這個實驗箱去觀察與記錄植物的生長，但有一天突然發現到觀察的不是植物而是一隻毛毛蟲，勢必要馬上因應改變觀察方式，觀察方式的大轉向肯定是要因應當下所看到的樣態去做適度的調整變化，我覺得書寫跟觀察能成為某種藝術創作或生產過程的建檔或存檔。

游崴：現在很多觀察書寫的機制是由機構平台所推動的，意味著這樣的觀察書寫跟理想中自主書寫好像不太一樣，好像觀察員們被賦予了一個任務，好像創作過程就一定要被檢視，這樣的檢視好像反映了機構對於創作計畫的支持，要看到一個階段性的軌跡，讓一切變得可以被測量或記錄，這裡面會有一個機構的意志在裡頭。

剛陳晞提到早期對於像這樣創作過程書寫的狀態，我認為蠻接近策展人跟藝術家的交往方式，特別是從上個世紀現代藝術的脈絡來看的話，很多藝術理論的推進其實是靠在藝術家創作過程中的那種觀察，把它知識化、論述化、理論化後生成，但這個生成好像是跟藝術理論比較有關，反倒是跟藝術評論又沒有那麼的相近，反倒是當代的觀察書寫機制比較是以評論作為參照，會有視野參照點不太一樣的感覺。若從機構的角度來討論，想請教雅君有沒有一些對擔任CREATORS年度召集人的想法。

秦雅君：這場討論會副標題的「後台」兩字對我而言蠻有趣的，我覺得觀察員們不是創作者的後台，比較像是一個外來者，自己去決定或被決定他跟創作者的互動關係，以及在這當中能生產出什麼。所以我甚至覺得做為「觀察」觀察員的角色，有時會發現觀察員們好像比創作者還迷惘地尋找自己的位置或狀態。這裡面很大程度跟觀察員對什麼有興趣、是什麼背景、接下這個任務想要完成什麼有關。

挑選觀察員的主要前提就是「是要對這件事情很有興趣的人」，而這次我邀請的觀察員甚至都有點是服務性質。他們未必有充裕的時間去為觀察對象的專業背景做準備，就得直接進行機構發派下來的任務；有時觀察員的角色也有點尷尬，其實創作者也是一群剛起步要做事情的人，並不是一個已經準備好的狀態，不清楚如何向觀察他們的人揭露自己，更何況這個觀察他們的人可能也不知道是從何而來的，創作者們可能覺得這就個是一個機構安排的制度。前陣子跟我的觀察員們在聊天的時候，有提到創作者覺得觀察員是一個官方派來的監督者。

左起分別為：陳晞（2022 CREATORS年度觀察員）、沈克諭（2020 CREATORS年度觀察員）、謝鎮逸（2019-21 CREATORS年度觀察員）。圖 © C-LAB

沈克諭：我覺得機構方應該是單純希望補助對象的計畫是有上軌道的，然後按照當初提出申請書的步調來完成他們的作品或計畫，從這個層面來看觀察員有一個任務就是去回報，可是我覺得觀察員同時擁有一個特權，這個特權是在於我們能夠透過機構的力量去參與這個生產過程。以我自己的狀況來講，我接觸到的藝術家們其實滿在意生產關係的，他們會反過來詢問觀察員自己有沒有在生產軌道上、觀察員的看法是什麼，就是一種良性的生產關係。

對我來講除了生產關係外還有一點蠻重要的，就是生產的焦慮，但就像先前談的，我們能不能接受實驗有失敗，因為實驗如果成功，其實就不是實驗，而是一種應證。如果說實驗必然代表著某種不確定性的話，在生產關係裡面重新思考這種焦慮是有意思的問題，我們必須接受失敗的可能性。觀察員同時有一個特權就是親眼見證了作品的成敗，因為以機構方作為最末端檢視的角色，他只會知道藝術家沒有把東西做出來，可是作為觀察員的我們在場目睹這個失敗，我們的工作不是迴避這個事情，而是去闡述這個失敗。

我想，理想中的觀察員角色不會跟藝術家站的太近，也不會真的跟機構方站的太近，畢竟我們不是要逼他們生產出東西的角色，所以我們的角色可能在一個曖昧的位置。

陳晞：最源頭的問題可能是機構方在看待這個創作支持系統的時候，這句話的主詞是什麼？對我來說，創作可能在這個書寫裡面，我會把它想像成創作是支持某一個系統的東西，所以系統才是主體。這個時候我覺得書寫跟創作之間的關係相對來說比較平等，假設我作為觀察員沒有辦法與藝術家有很好的交流，我們之間其實因為身分的關係而有隔閡，或者藝術家本身比較不喜歡被介入他的思想狀態時，那我書寫橋接的對象可能就是我自己過往本來就會關注的議題。有點像是我跟創作者剛好搭上同一台電梯，在那台電梯裡面我們可以聊些什麼，但搭完電梯後我們就各自散去；我本來就預設跟創作者的關係不可能那麼緊密，這是一個可以讓彼此保有隱私的狀態。

「CREATORS計畫」裡，創作者嘗試拓展計畫的可能性，而觀察書寫者也在過程中被形塑成不同的面貌。圖©C-LAB

謝鎮逸：曾經有好幾個團隊的狀態，會觀察到他們生產幅度是極低的，低到他們沒有辦法產出一個能夠被我當作書寫素材的材料，在完全毫無材料的情況下，觀察書寫者該怎麼辦？我只能透過腦補，在談論風格之前，必須先腦補和通靈，去揣測這個藝術家或創作者到底在想什麼？一方面我覺得還有另一個問題是雅君剛剛提到觀察員彷彿是機構派來的外來者，在我面對的實務經驗裡頭也有不少的團隊或藝術家會把年度觀察員當成是一個報導記者，他們會覺得我們可能是來報導一下，做個訪談或文字紀錄，不會當一回事。我們該如何面對當團隊對觀察員沒有什麼概念的時候，該如何描述自己在做什麼。在生產關係中，還要面對某一些藝術家可能不太願意分享或曝光更多還在生產當中的過程；一方面是他可能還沒準備好、不想要透露太多；二方面可能是覺得說這就是一個長線計畫，是一個某種節點當中的過程，未來可能還要去別的地方，那我可以透漏這麼多嗎？

到第二年擔任觀察員時，我參與「CREATORS計畫」的時候就很清楚一個概念，我要掌握一下這個藝術家的個性或屬性，如果他是一個不太想多聊、分享太多的人，那我就可以自己找到一個節奏或方法，選擇適可而止，找到一些素材，找到某一種距離感的書寫，用另一種立場和態度去描述這個計畫作品。到頭來，我覺得極盡所能的去了解創作生產過程是虛妄的，但同時這個建檔的過程，無論如何，觀察屬性還是帶有一種解答的行為。

沈克諭：如果觀察書寫具有一個功能性的定義，在這個文類還沒有被定下來之前，是否非評論、非報導、非採訪性的文章，就能歸納為觀察書寫？但這樣會產生一點麻煩。我覺得今天作為曾經擔任觀察書寫的角色，我們可以提出一些比較抽象化的理論回饋。要介入多少、陪伴多少？跟創作者相處的狀態會有點像是在拍紀錄片，那一定會有不堪的時刻，你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決定要不要繼續拍下去、或到底要不要揭示出來，尤其是碰觸到爭議議題，跟現實之間或美學、倫理之間可能無法同時並存，可能就需要透過我們的方式――就像我前面說的可能一種風格――來去弭平這個問題。

秦雅君：其實選擇作為一個陪伴者是比較舒服的，可以跟自己的觀察對象有一個比較溫和的關係。（…）我的觀察員有反饋說，站在什麼樣的位置也會影響到他們與創作者之間的關係。我從中觀察到，好像有評論員這件事對於創作者來說未必是對他們創作的支持或陪伴，這可能取決於創作者本身有沒有要開放這個狀態，如果他從頭到尾都覺得這是一個機制上的設計，某種程度上要配合，不太會覺得這件事情對自己有什麼幫助，即便是如克諭剛剛說的某種失敗，那也是觀察員自己本身覺得失敗這件事情是有價值的；並且，書寫要維持猶如拍攝紀錄片這樣的姿態其實不容易的，尤其在我覺得各方面條件都不那麼支持這件事情的時候。

陳晞：在「CREATORS計畫」的制度裡面，變成觀察員自己要去找書寫的目的是什麼，就像剛剛提到的紀錄片模式，導演一定有自己的拍攝動機，作為觀察者，很多時候動機是我們自己要尋找的。

謝鎮逸：我其實一直嘗試避免用「陪伴」這兩個字，因為我覺得觀察書寫很難用陪伴這個字眼描述或囊括，非得說觀察有所謂的方法的話，我常會對這段經歷開玩笑說，當文化實驗有個那麼大的實驗場，那評論有沒有那麼大的評論場呢？大家可能會知道「CREATORS計畫」是創作支持計畫，但我們評論觀察員其實也在潛移默化中被培力，我們不只是支持、培力藝術家團隊，我們評論人其實也是被支持的對象。

「CREATORS計畫」五周年，終於讓我們這些後台的人也能夠出來發聲，我覺得C-LAB扮演著文化實驗場的角色，有個更重要的前提是具體的工作方法會慢慢的被形塑出來。我們這些評論者可能無法一一去了解創作者，但我必須說正因為我們這些評論者無法了解各種領域的知識，在書寫文章的時候常常會需要橫貫與重新排列組合當代藝術關鍵詞，可能要被迫去寫我們不完全了解的領域，甚至不完全是藝術語言的某種計畫時，其實都是在逼著我們去活絡這個書寫的筋骨，有很多潛移默化的培力是作用在我們身體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