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難怪整個澳門的藝文圈都隱形於眾多華文化之中。
不被看見的澳門文化本來就沒有所謂要討好誰，我想先說一個轉捩點，就是那個龐大資助系統的誕生，2014年起，每年以億澳門元作預算的文創基金相關項目開始了常態申請，政府開始更明瞭無形之手直接或間接伸入市場的重要，這也是長期以來引人詬病的政策，真正的推手由市場導向轉為以資助金額的多寡來衡量。
市場規模的大小，往往是每個發展藝術文化的地區最常遇上的問題。以藝術為例，一般所理解不管藝術品有多崇高，商業市場的價格反映了它自身的市場價值，所謂藝術無價，但大都有標價。其中的買賣宛如工廠生產線，在一個健康的生產循環中，政府作為市場的看守者，應該是以政策去保護市場，做一個好的文化推手，鼓勵各式各樣的品味，保護創作不受打擾，而不是統一工廠，各人的競爭事實上是為了在獨裁制度下多瓜分些補助。
在政府贊助的圈養框架之中，不論是藝術家、表演者還是創作人，沒有了危機感，文化的想像力全然集中在申請表上的空白填充處；在澳門，每當我們在討論藝文領域發生的任何議題時，也難怪主流聲音首先會把藝文工作者貼上「這規模一定拿了很多錢」的標籤，因為任何創作也並不是在尋找自己的觀眾，而是誰能更聽話、精通世故，只要把意識形態做得更好，在圈養中就能拿到更多，惡性循環，因為觀眾早被排拒在體制之外，我也毋需要討好觀眾，作為一個既得利益者，壟斷主流發言權就是保證自己有更多工作的權利，有能力去討好審批的那些少數人才是得到更多褔利的關鍵，獲得更加完整的生計保障。
「地少人多」一直是澳門長期引用的藉口，文化設施在城市的佔比亦因此不太被市民放在討論的優先次序之中。圖／思崎井攝影
澳門關於文化資助的名目眾多，澳門基金會、文創基金、文化局主辦的常態及其轄下不同單元的補助等，都大同小異。其中以文化局設立相關藝文的常態補助為例，主要分為年度及單項計畫資助，前者需要在前一年某個特定時間，把明年（或之後數年）所要完成的項目都詳細敘述，審批者再以項目的評分批出每個計畫的預算百分比，只要是寫在計畫之中，不能無故取消或修改，否則要面對冗長的文書解釋，或會影響來年繼續申請補助的分配。所以有輿論認為名氣大、有人脈關係網、出色的遊說，有時更能得到資源；單項申請則最少需要兩個月前提出。另外，根據文化產業基金數據統計，2017至2019年，總資助額高達1億4,000多萬澳門元，其中單一公司無償資助總額可以高達900萬澳門元，如此數字在國際上也算罕見，但「這些公司似乎都不是活躍於我們的時空中，無須向外界宣傳，也無須面對本地客戶」。
藝術的補助不等於經營生意，前者根本不能用成本效益、市場去衝量，但創意工業可以，兩者根本不能混為一談。在文化政策混亂的澳門，商業模式和藝術成效掛勾，主宰文化活動補助的部門沒有和藝術家建立良好的溝通機制，用消極被動的資助方式做文化資源的發放，一錘定音，決定藝術活動來年的生死；而另一個擁有巨大資源的文創基金，理應像一個投資銀行，去慎選值得投資的公司去資助其內容，了解什麼產業環境才能維持穩定的生意，什麼產品有好的故事。邏輯上應與藝術不同，但實際我看不出有什麼界線在領域之間區分。
以上制度都體現政權對文化的看法，就是數字的量化，當政府涉入文化生產，就必定使用量化的數據去衡量創作者的方案，沒有人能保證藝術的靈光乍現能有市場，但只要在申請表中打造一座富麗堂皇的宮殿，就自然能讓人膜拜，一切都跟隨指引做事，看似一絲不苟但官僚感覺明顯。
這座城市的競爭並不在於自我創意的提昇，而是花不完的錢就在眾人面前，有本事就把它全拿光，文化資源浪費的確是最大的隱憂。
高額的藝術贊助資金，催生了很多在這之前沒有的事物――職業化，職業化讓創作者更加離不開被圈養的狀態。以往在澳門要當一個全職藝術家不太可能，很多所謂資深的藝文工作者背後，都有另一份穩定的收入，白天可能是個公務員，和那些同事一起談論結婚、房貸和休假規劃，他們有固定的生活規律，相同的生涯規劃，差不多的朋友圈子，藝術工作則視為興趣，在下班後做點什麼來平衡一下生活。和一般認知的藝術家生活形態的捉摸不定不太一樣，有人說，藝術家不愛上班，因為生活變得機械化後會讓創造力僵化而衰竭，長期待在制度中蒼白而枯朽，我們何其幸運，藝術文化只是我們平時消遣娛樂的其中一部份。
澳門的藝術家都入世，觀看世俗裡的浪漫遐想。
他們當然知道，自己的手能變出一個屬於自己當主宰的世界，但離不開現實，要生活、要吃喝拉撒，以往的業餘生涯一去不返，所以當文化變成一種承包工程下的產業，就如同潘朵拉的盒子被打開了，剎那變成服務於世俗的娛樂事業，體會優先於文化，質疑、追尋通通失靈，排山倒海的任務壓得渾身不對勁，因為你只能不斷地被說服：沒有了這些文化節慶，你的表演、藝術品只是一堆道具。
市場太小是原罪，但諷刺的是在疫情前，澳門每年就接待了3,000萬外來人到訪，誰還敢說我們市場小。頃刻，城市在瘋狂蓋賭場之餘，同時也在進行昂貴而華麗的文化工程，兩者被捆綁在一起，都需要大量人力資源，一樣渴望創造符號以便進行各種儀式，所以我必然想到用建築工程來比喻文化工程，大膽肯定澳門對藝文的標準，娛樂事業和藝文創作中間已經劃上了等號；因為計畫、外包制度、招標等都一模一樣的流程，才會引起戀愛．電影館的價低者得外判風波，輿論認為文化工程需要有另一套更客觀的看待標準。
澳門政府推行的「負責任博企」計畫鼓勵博企對社會的資源投放，雖然常被質疑為賭牌續期的重要因素，但無疑能讓澳門藝文活動更加活躍。圖／思崎井攝影
每道光線、每扇窗戶、每張臉孔、每個刻度、每個符號、每次的演出、每一張賭桌、每一個藝術節慶，都是為了收買遊人的靈魂，只要能勾住來者的心，就是一個成功的文化工程。這樣才能實現城市的一端是用來消費，另一端是為了滌淨心靈的承諾，好讓遊人有氣力再繼續消費。即使在法國，被喻為藝文創作之都，也經歷過文化補助的種種爭議，最具影響的藝術成就都不是在體制內誕生，如今還能讓所有文藝青年所推崇的新浪潮電影，就是為了抵抗體制，發展到最後也是中止於政權文化政策的伸手，短暫而燦爛。
如果金錢的助養是藝文工作者失智的表演，那麼文化政策的落後就是那薄薄的入場門票。
制度是把雙刃劍，如果被利用就成萬惡的根源，但公平的規則、良好的機制才能鼓勵藝文的成長。當代哲學家勞思光曾就一個成熟獨立及能自足運作的文化系統，提出「三層建構」的觀點，最低層由我們的生活及習俗組成，簡樸、部落式的；第二層是制度，某種程度能發展出主宰，讓表現自覺提高；最上層是價值規範的意識層，比如獨立思考、自足及國族等，我可以看成是現今流行所指的身分認同。所以通常大多數的極權國家，很喜歡高舉文化，因為控制了文化，大部份民眾只能霧裡看花，任由被指定的親政府或其特定社團去經營文化，控制來自地方的其他反向失控的想像力，受資助者的創作無時無刻都在自我審查。顯然，澳門由低層的發育不良，至上面的斷層，再由政權去作出所有文化定調，都明白掌握了話語權就能讓不聽話的人餓死，觀念層和制度層都在同一個價值及判斷標準，獨立思考變成了零星的價值，早被排拒於主流，被主流所唾棄，好的思考根本沒能在意識結構之中集成，更遑論創作。
一般而言，面對洋洋灑灑的金錢收買，往往會讓藝文工作者陷入一種困局，雖然經濟上可以依靠金主脫困，但創作的高度所涉指的問題非關金錢，做出好的作品很需要不卑不亢地讓自己看見社會的不公義，否則在制度中遊走只淪為例行儀式，缺乏中心思想，但我看不見想抗議的人，人也不知不覺遺落了很多該有的野心。
本來不存在的文化，催生了不存在的制度，也讓很多本來不存在的利益滋生。可能在澳門，藝術與社會間毫無關係。
澳門在2005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此後在文化資源分配上便向此傾斜。遠處發光物為聖保祿教堂遺址。圖／思崎井攝影
這座城市缺乏對文化的渴望，關於藝術文化的相關論述更是少之有少。這情況最初與前殖民管理者有關，可以試著把時間推前到葡國政權還在澳門行使之時，藝文活動一直分庭抗禮，葡語系和中文語系互不干擾――所謂中西交融的完美示範，這個澳門主旋律一直沿用至今，但諷刺的是，維繫兩種截然不同文化的根本是互不認識、互不理解，所以互不排斥――前者無論在地理位置或階級都位於權力中心以內，由政府主導的藝文活動所面向的都不是當時佔超過九成的華人社區，後者的零星藝文活動通常都是由民間所推動，業餘的藝文工作欠缺公共設施配套，沒有規劃及分佈不均。草根的文化活動雖然能見雛形，但階級讓兩者形成了只限於一個圈的框框，如同擺在美術館的作品，放進去的就是藝術，屋外的通通不是。在澳門深耕多年的藝文工作者莫兆忠早在《空間》一書已經點出這個問題所在，他以藝術表演場所作為引子，以城市藝文空間去評論包括建築、街區、文化及生活習俗，他直指文化公共設施的不足，文化策政的落後，在權移交後情況也延續了這個傳統，讓市民與文化藝術產生強大的隔閡。
如果要崇拜藝術，就必定要進入指定的場域，歷史流到此刻，為什麼澳門人仍不去爭取應有的文化話語權，間接拒絕各種權利，對周圍的事不發出疑問、去追根究柢？或者可以歸究於在地對公共參與的漠不關心，澳門從來沒有經歷過什麼危機，雖然不是真正的平靜，但在這座城市，我聽不見多元社會應有的眾聲喧嘩，處處是決心隨波逐流的人，對身分認同極其模糊，以平靜過活主義來挾持彼此。政權過渡前被淡化的國族認同，經歷十月革命後的葡國，宗主國由極權走向共和，殖民地紛紛受惠，民主政制從天降下，澳門出現華文世界中首個由直選產生的議席，但通通沒能讓人民覺得自己是土地的主人，四、五百年走來，澳門做過世界中心，也經歷邊緣，面向過現代化，從最貧窮到世界最富有，但仍然單純、保守、自私，活得更像一個通常定義下的中產階級。我沒有理由打擾那些人認真地過生活，澳門演得更像「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所指，他們不甘做社會進步的受害者，要做既得利益者，所以才選擇了這片土地。
有了光線才有影子，有人的地方才能有文化產生，《十日談》裡中的哲學詩人古意朵．卡法澄第（Guido Cavalcanti），總是拒絕與其他一眾的富家子弟玩樂，所以他常被嫉妒排擠，宛如澳門目前的寫照，當然澳門人並不是那個思想已經超越同儕的卡法澄第。
藝文工作者成為那些沒有拒絕玩樂的人，雖然存在著種種的不合理，但只要願意加入就能輕易得到他們的舞台，在澳門過度而不透明的文化保護下，眾人可以跳過市場機制，忽視全球化，不用跟島內外的人競爭，形成了一種畸形的生態，另類的文化孤島，嚴重拖慢了本該和社會同步發展的文化步伐，此舉亦合理化了種種不合理：藝術不一定要站於政權對面，藝術的本質就是誇誇其談，利潤成本與危機質量脫勾，只做大眾作品，所謂的市場無非是為了符合金主的口味，擴充規模就是為了跨入中國的珠三角地區。處處舞台下，即使還沒準備好的作品，只要硬著頭皮就能獲得掌聲，不需要用商業交易來增加聲譽，不需要考慮成本就能源源生產。誠然，迄今為止，澳門長期獨佔最大文化預算的人，或者並不怎麼為人所認識及認同，雖遭外界詬病，但從來不用為你及自己負責。
與澳門一河之隔的珠海市橫琴，正規劃「粵港澳文化創意產業園」，加上受澳門政府資助澳珠聯營的設計中心，加速中國與澳門的文化融合。圖由澳門蓮花口岸眺望橫琴。圖／思崎井攝影
他們代表了體制，所有人都只代表體制，沒有聲音去質疑政權由上而下的政策，通過金錢去誤認世界創意工業，對文化教育更是嚴重誤判，以致所謂文創被大量粗製濫造，完全迥異於藝術的獨立自主，結果什麼行業都等著被披上了文創的大衣，陸續出現「文創魚蛋」、「文創功夫」等笑話出現，在沒有公民監督的制度下，笑完了，補助還是跑進了他們的口袋，作為生意，在討好審批者方面顯然非常成功，如果有人能將他們自身所代表的觀念整合，再把它獨立作分析，就能輕易看到過程中的文化危機，是觀念和制度所引起的問題，當然這些都不是一時三刻能改善，也難怪澳門只能坐在冷氣辦公室去討論文化，沒有產業何來文化產業提升，本來澳門就幾乎不用課稅，減免文化稅也難實行，文化設施更是土地問題，牽涉另一種政治角力……用金錢換取勞動變成唯一快捷可行方案。總有些人在體制之外，真正需要金錢去維持生活的藝術家最終也不能堅持，因為創作時間本來就很長，不能再自命清高，索性一起跳進這個品味不會起衝突的花圃中，一起當其中的快樂園丁就好。
藝術是我們抱怨的證據，藝術家都以為自己是自由的……但一旦有了錢，價值就會消失，說穿了，澳門其實並沒有任何藝術家，僅有的證據也隨之煙消雲散。
那麼文化的想像力是不是真能憑空想像出來？非關經濟和金錢狀況，而是你與制度的距離所決定，要站得遠才能思考我是誰？什麼是我們的文化形象？現實的澳門，是金光燦爛的，那些賭場折射的鈔票光芒早就沖毁了人們對理想的幻想，也沖壞了制度，剛剛我們就接受了城市安排給我們的面貌，習慣了四下呼吸的空氣，享受了一場美味盛宴……一座城市的文化缺失，誰會花心思去在意。
住慣了澳門，誰能不變成紈褲子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