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城現場」團隊由王正祥和林彥翔組成，從2021年至今持續關注「桃園航空城」的開發事件。作為臺灣史上最大規模的土地徵收案，此處地景的大規模劇變、人口搬遷，影響上千戶的居民、上百家的廟祠與無數座的「石敢當」。尤其在開發範圍內的沙崙、竹圍、坑口與海口等傳統聚落，皆受到土地徵收與開發的衝擊，一些地方甚至形同滅村。團隊的計畫實踐與行動大多於現場進行，嘗試為邁向消亡的地方及其依附的社會網絡進行支持與重構，並妥善利用地景在消逝前所遺留下的「殘值」，將之帶給公眾、未來，甚至以此作為回返於現場的媒介。他們也期待自身不只是旁觀的研究者，更是持續看守地方的行動者。
團隊舉行「走盜綠捷彼端的遍地烽火：介入空城現場行走行動」，帶領參與者至坑口村一座即將拆除的土地公廟前。圖／梁廷毓攝影
除了航空城開發案的各式參考資料之外，本文的寫作基礎，來自一份團隊於「CREATORS創作／研發支持計畫」的提案計畫書；兩次在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參與CREATORS分享會之筆記與錄音檔；一次大約五小時的「走盜綠捷彼端的遍地烽火：介入空城現場行走行動」參與經驗；一次陪伴顧問康旻杰的諮詢會議，以及會後飯局上的談論；一次線上通訊形式的對話；一份團隊的「地景與環境修復：《空城現場》紀錄的遺忘與新生」演講活動錄音檔和簡報；兩本《空城現場》的紙本刊物；第一至六期的《空城現場》報刊。在現階段有限的訊息、認識、觀察和參與經驗裡，對團隊的階段性工作進行反思性的描述。是故，這並非一篇針對該計畫簡介、創作脈絡、團隊背景資訊的一般性訪談，而是將評議性內建於觀察員和團隊的交流與對話過程中的提問及其關注面向的評述。另一方面，也因應航空城開發案現場至今仍在持續變化的複雜情勢，目前此計畫也在持續修正及調整自身的執行方式，而筆者亦試圖在此種動態關係及變動因素下，進行本文的書寫。
因此，在桃園航空城、「空城現場」團隊與觀察員之間，必然處在「現場變化中⸺計畫進行中⸺書寫觀察中」至少三層式的浮動關係裡，並在每次的對話和談論中，持續地換位理解、對焦和捕捉彼此之間的時差、視差與體感落差。任何將這項計畫安置在一種靜止、不變的狀態來進行評述的預設，都有其危險性。可以理解的是，在一項至少三至五年的時間單位為基準的長期性計畫，進行過程從初始、中繼階段至不可預期的結尾，每個執行環節必然會有不同的工作重心、面對及察覺到不同的情況和事件，並且因應各種條件的發展而設法調整、擴充或修正其實踐的路線與做法。因而筆者僅能以有限的認識，進行對「空城現場」現階段工作的描述和探問。
「空城現場」團隊與陪伴顧問康旻杰討論如何執行石敢當退神儀式。圖／梁廷毓攝影
團隊將自身視為「處於地景與橫刀般夷平既有地景之開發計畫間的緩衝介質」，期許以介入現場的各項實踐「使註定破碎的地景及其間的感性碎片，壞得不那麼慘烈，還能在持續線性向前的開發工程中，創造可能轉寰的餘裕」。在和團隊的幾次對話當中，至少在現階段，航空城開發案的現場，對王正祥和林彥翔而言仍是極重要的部分。團隊認為當地的開發機器已經失靈及失控，衍生出各種各樣的疑難、矛盾與情緒，所欲回應和面對的仍是要如何解決這些存在於現場的問題（例如，如何面對「離開」或「道別」）。在他們同時進行刊物書寫、影像拍攝、實地田野與現地行動（如海口村陳阿姨的搬家離別式、走盜綠捷彼端的遍地烽火行動等）的多重實踐當中，筆者相當關注團隊正在籌劃的石敢當退神儀式。1
團隊聚焦在海口村這處傳統聚落內的一座石敢當及其周遭社區。若將此地所在位置對照航空城土地開發案的未來規劃圖，過不久將有一條道路橫切於此，並將百年來形成的村落紋理清除，重新構造一處格狀化的城市空間。地方上的石敢當原本維繫著地方居民、風水地理觀（擋煞）與溪河環境（水患）之間的緊密關係，卻可能在人口搬遷之際，面臨不經任何處理的鏟除或移置。因此，面對正在搬遷中的居民、劇變中的地景環境、消失中的石敢當，他們試圖策動幾場發生於現地的行動展演（表演藝術、影像投映等形式），為開發過程中急遽變形的人地關係進行緩衝、遲延與再感知，延緩人與環境之間過於快速與粗暴的斷裂時刻，並且能夠「好好地告別」。
桃園航空城開發區域內的大園海口村石敢當。圖／「空城現場」團隊提供
作為結合傳統退神科儀的地景告別儀式，這場石敢當退神儀式預計邀請道士、藝文工作者、政府文化部門的官僚、怪手工程人員與聚落居民共同參與，一方面緩解相關人員對於破壞信仰的恐懼；另一方面也開啟公眾討論石敢當去留的對話管道。甚至，為避免其未來成為「死文物」（如航空城博物館內的展示品），而構想一種公民參與式的「活文化」保存機制（如文化—生態社區中的石敢當）。現場行動往往是具有時機限定性的感知實踐。在此意義下，團隊一直念茲在茲的「好好地告別」，並不是一種結束，而是透過創造出眾人能夠「告別」的時空場，在緩衝與延遲的時空當中尋求對環境地景的共感、公眾討論與未來再連結的契機⸺開啟退神儀式之後的下一步實踐。
換言之，退神儀式為的是不讓搬遷前後的時空橫斷過於巨大，並緩解人、靈與環境之間的斷裂傷痕及離別關係；更重要的是，團隊選擇在此時籌劃一場退神儀式，正是意識到航空城開發案處在持續「加速度」的資本時間流，而退神儀式恰巧是可能將「時間暫時減速」，並騰出一處讓現場的各式感覺與知覺條件，重新以另一種型態來配置的政治時機。這些人未必共享同一種信仰和宇宙觀，但石敢當本身同時作為「鎮物」（環境風水）、「信仰物」（居民祭祀）及「歷史遺存物」（文化保存價值）的多重性質，可能藉由這場以退神儀式為名的「告別式」，將眾人對石敢當背後維繫的環境脈絡、地方知識與交際網絡，重新組配成某種「新」的共感及知覺型態。
「空城現場」團隊於航空城開發區域現場進行講述。圖／梁廷毓攝影
如果這是一場流變中的行動，團隊對於自身的定位，明顯意識到時機的問題。若「抗爭與衝撞」（初期）、「緩衝與延遲」（過渡時期）、「後延與殘響」（結束之後）是三組面對事件現場勢態變化的不同行動方針及時間政治學，此時的「緩衝與延遲」似乎更指向一種伴隨此刻政治時機的感知重新配享之現地行動。然而，關於「行動」在團隊實踐過程當中的意涵，可能有幾個部分有待追問。例如，團隊於關注航空城開發案的過程中，其實得知到不少其他鄰近地帶的石敢當、萬善祠和土地公廟，皆面臨拆除的命運。因此在CREATORS相關的分享及諮詢場合中，團隊一直被問及「是否應該要製作一張石敢當與相關廟祠的分布圖？」等問題。筆者認為，此種製圖政治學所蘊含的檔案化意識，在面對資本及其歷史權力時確實有其政治性，但以現在航空城的急遽開發速度來看，以此種檔案化策略來對抗遺忘的欲力，似乎來得太遲。面對開發的速度與地景劇變，圖誌幾乎成為一種預先失效的行動方針，已然無法回應全面變動的環境局勢，成為一項相當棘手的難題。
另一方面，在團隊舉辦「走盜綠捷彼端的遍地烽火：介入空城現場行走行動」之後，筆者問及參與者的反饋及感受時，有部分參與者以走讀之收穫作為回覆。對走讀的感受之所以產生，顯然並非源於團隊當天面對開發案的批判立場和論述態度，使參與者有所認知；以筆者當天參與的觀察而言，關鍵應該在於走讀與行動之間，兩者具有身體感及對「法」的逾越張力之差距。例如，活動過程當中，其實暗藏參與者可能因為現場瞬息萬變的施作工程，而臨時成為異議社群的行動時刻。在坑口村捷運綠線開發區附近行走時，眾人因為偶然瞥見開發區內某一座待拆的廟祠與一棵老樹，選擇暫時離開原訂行走路線，集體地非法闖入開發區域內。因此，如何讓參與者感受並意識到此種具臨時性、異議性與非法性質的行動時刻，可能是擺脫走讀的安適感之關鍵。換言之，返回開發現場的各種行動，在面對相關單位、活動參與者與當地居民時，可能需要更細緻的臨場操作，針對可能形成的感知力量進行一定程度的布局、設計與話語策略。而這也是筆者關注接下來團隊於海口村現場，如何進行退神儀式之重點。
現階段對團隊而言，行動於航空城開發案現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團隊在實踐當中開展出的多樣可能性與感知潛能，亦無庸置疑。但如何更細緻而敏銳地行動，而不會在多樣的實踐當中消弭掉行動的力道，或是錯置了各種感知行動的意義，不僅是拋給團隊在目前行動中的進一步追問，也刺探觀察員的書寫在面對變化中的行動時，如何更準確地聚焦於行動中重要的特定環節和狀態，以及究竟要採取何種角度，並且持續質問觀察書寫與這項行動之間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