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成上、下兩篇。上篇，將討論2022年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影展選映的幾部重要影片。下篇，則聚焦在電影院放映之外的其他展映形式，以及影展的其他產業機制，對影展的策展與紀錄片產業運作提出觀察。
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影展（IDFA）是世界規模最大的紀錄片影展暨產業活動。圖／謝以萱攝影
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影展（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Amsterdam，簡稱 IDFA）是世界規模最大的紀錄片影展暨產業活動，於每年11月舉辦，12天的展期，於阿姆斯特丹市區數十家影院展映來自世界各地共277部紀錄片。1 此外，還有供片商、選片人等紀錄片專業人士參與的市場展「Docs for Sale」、供製作中紀錄片企劃案尋求買家與跨國合製的創投論壇「IDFA Forum」、培育創作人才的紀錄片學院（IDFAcademy）、強調紀錄片與新興媒體整合互動的展覽「DocLab」，以及視紀錄片為一種擴延電影之可能性的「IDFA on Stage」。
IDFA於2022年邁入第35屆，隨著各地疫情降溫、產業回春，影展與市場展皆全數回歸實體舉辦，儘管目前尚未有確切的統計人次，但現場明顯感受到觀眾與產業專業人士回流的人潮。2 臺灣今屆成果頗豐，有三部作品於IDFA展映，其中包括蕭美玲導演的紀錄長片《平行世界》（Parallel World，2022）是臺灣紀錄片暌違18年再度有作品入圍國際競賽；黃邦銓與林君昵執導的《甘露水》（Kam Loo Tsui，2021）入選觀摩單元「Luminous」。另外，甫在威尼斯影展「沉浸式內容」競賽單元（Venice Immersive Competition）獲得「最佳VR體驗獎」（Best Experience）的陳芯宜《無法離開的人》（The Man Who Couldn’t Leave，2022）亦在近幾年相當關注虛擬實境技術與美學發展的DocLab VR Gallery中展映。
臺灣導演蕭美玲的紀錄長片《平行世界》（Parallel World）入圍第35屆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影展（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Amsterdam）國際競賽。圖／謝以萱攝影
2022年的開幕片，是荷蘭籍導演妮基．帕迪達（Niki PADIDAR）的《All You See》（2022），影片描繪移民／難民在看似開放、進步的西歐社會中仍普遍在生活各層面遭遇的歧視與偏見。這是七歲時隨著家人從伊朗來到荷蘭定居的帕迪達的親身經歷，她邀請另外三位有著不同背景的移民現身說法，在鏡頭前傾訴他們即便已成為荷蘭公民，但依然無法真正融入當地社會的切身感受。這些因著膚色、外表而根植人們心中的歧見，看似是來自鄰人無傷大雅的問候，往往比起顯而易見的歧視舉止要來得幽微，話語間隱含的「我群」與「他者」的壁壘分明，更突顯出對外聲稱包容多元的荷蘭社會，其根本上對「不同於己者」認識之匱乏。移民／難民議題是西歐許多國家需要積極應對的課題，也是IDFA高度關注的主題。無獨有偶，2021年IDFA的開幕片《四次旅行》（Four Journeys）也是關於移民的多元面貌，由旅居荷蘭多年的中國導演劉毅（Louis Hothothot） 3 回溯其家族秘密與自我認同的過程，呈現一段跨越世代、國界、文化、語言，如何回望自身的同時而不傷害彼此、不失去自我的移民故事。
2022年的開幕片是荷蘭籍導演妮基．帕迪達（Niki PADIDAR）的《All You See》，描繪移民／難民在看似開放、進步的西歐社會中仍普遍在生活各層面遭遇的歧視與偏見。圖©2022 IDFA
從連續兩年都以擁有多重文化背景的荷蘭導演作為開幕片之舉可看出，IDFA高度意識到開幕片作為一影展對外宣示其社會責任與政治立場的重要性――讓移民的故事被看見、讓移民自己發聲說自己的故事，乃是IDFA作為一世界性的展映場合，將口號付諸實踐的策展選擇。而這對2021年改革節目架構時取消荷蘭紀錄片競賽單元，以期許原先已相當國際化的影展更加面向全球產業的IDFA來說，亦是種持續支持在地紀錄片工作者的做法。
綜觀今屆的節目，仍是以來自歐陸，特別是西歐為主的紀錄片佔多數，依據影展公佈的數據（至2021年），來自亞洲的作品約佔每年入選影片的5%至15%不等；4 影展最具指標性的國際競賽裡，各有一部臺灣和南韓的作品入圍。
臺灣導演蕭美玲繼《雲的那端》之後，費時15年拍攝的紀錄片《平行世界》記錄她的女兒向昀（Elodie）從小學到高中畢業，往返於臺灣（的母親）和法國（的父親）之間的生活。蕭美玲貼身記錄被診斷為亞斯伯格症的女兒在日常生活中面對外界各種挑戰，她如何透過繪畫與烘焙嘗試與社會建立溝通語言的成長過程，展現母女之間既親密又緊張的關係，彼此相互依存，但又是獨立的個體，而當個體的存在必須與外在社會接軌時，主流社會認定的價值觀如何對這對母女帶來衝擊。蕭美玲的攝影機像是手術刀般，銳利且冷靜地探入她和女兒同處一個屋簷下或相隔兩地的時光，再以細膩地剪接層層梳理、反覆凝視，從日常的瑣碎中萃取情感的張力，從平凡的喜怒哀樂折射出看似無傷大雅的世俗眼光如何積聚成傷害，但《平行世界》不輕易為現實歸因、給出簡易的答案。相較於片中向昀總透過她的玩偶羊「咩咩」傳遞訊息，作為其內心世界對外在的投射，蕭美玲的攝影機則是她的「咩咩」，鏡頭作為她理解自我與女兒的管道，這部紀錄片不僅是種梳理彼此關係、自我療癒並和外在社會對抗與和解的過程，更是一封獻給女兒與家人的深情書信。
另一部入圍國際競賽的亞洲作品是南韓導演朴赫之（PARK Hyuck-jee）的《Girl Who Dreams About Time》（2022），這部亦是跨時多年拍攝的紀錄片，描述一位承繼奶奶薩滿身分與技藝的年輕女孩，在當代社會面臨學業、就業等人生階段時該如何在傳承文化與維繫現實生活條件之間取得平衡。影片一方面呈現傳統民間信仰在當代的變體――女孩運用數位科技、網路直播，讓她得以跨越地理限制，吸引各地年輕的信眾；另一方面導演也記錄女孩和奶奶之間動人的情誼，彼此顧念對方，為了對方著想而做出改變。然而，可惜的是，影片雖展現傳統／現代、鄉野／城市之間的矛盾，但卻沒有足夠的影像素材描繪在看似對立的兩者之間那隱晦、模糊的複雜樣貌，使得人物的豐富與精彩只點到為止，甚至流於表層的白描，而奶奶和女孩之間基於「為彼此好」而做出的改變，也簡化成某種符合西方對東方文化想像的刻板模樣。
而類似的問題也出現在另一部同樣是入圍國際競賽的作品裡。美籍日裔導演田尻瑞雅（TAJIRI Rea）拍攝罹患阿茲海默症母親的紀錄片《Wisdom Gone Wild》（2022）呈現母親因症狀加重，將年少時在日裔拘禁營的傷痛記憶與當前的現實混淆，看似無厘頭的言語吐露的其實是當年隱而難言的家族秘密。導演將家庭影像搭配舊照片敘事，以不同章節勾勒著母親的性格與人生境遇，呈現母親和子女之間真誠的互動。而這些屬於家人間的美好回憶也隨著母親記憶的流失，逐步帶出日裔美國人在二戰前後遭受的歧視與非人道對待，影片試圖藉由個人的小寫敘事交織出族群與時代的大寫歷史。導演田尻曾在前作《歷史與記憶》（History and Memory: For Akiko and Takashige，1991）重現母親對拘禁營往事的憶述。然而，在《Wisdom Gone Wild》中，導演卻陷入顧此失彼的創作困境――她一方面想要記錄受苦於阿茲海默症的母親晚年，另一方面又想以此記憶的喪失作為長期於國家敘事中缺席的日裔拘禁營歷史的隱喻，而當她試圖以某種懸疑的敘事節奏帶出兩者之間的關聯性，卻又無法充份掌握影像素材時，就使得電影的力道被削弱，既對母親晚年受阿茲海默症所苦的處境刻畫不深，又對母親隱藏已久的拘禁營回憶沒有深入地探究，被拍攝的母親與持攝影機的女兒之間亦無太多張力，再次成為「空有精彩人物，但沒能將故事說好」的例子。
南韓導演朴赫之（PARK Hyuck-jee）的《Girl Who Dreams About Time》（2022）劇照，內容以年輕女孩繼承奶奶的薩滿身分與技藝。圖©2022 IDFA
美籍日裔導演田尻瑞雅（TAJIRI Rea）拍攝罹患阿茲海默症母親的紀錄片《Wisdom Gone Wild》（2022）劇照。圖©2022 IDFA
每一年IDFA都會有幾部中國紀錄片入圍，2022年也不例外。然而隨著中國政治氛圍愈發緊縮、對創作自由的限制愈趨嚴格，再加上密不透風的疫情封控後，這兩年在IDFA展映的中國紀錄片大多來自旅居海外的創作者，影片主題常是從一個相對帶有距離、歸返的角度拍攝，處理自身與親人之間的關係、對家族／家鄉的尋索，例如彭祖強（PENG Zu-Qiang）返鄉拍攝祖父母與叔叔的《難》（Nan，2020）、李蔚然（Viv LI）《我在家中漸漸消失》（I Don’t Feel At Home Anywhere Anymore，2020）拍攝自己於疫情期間從國外返家生活數天的經驗、胡三壽（HU San-Shou）《地洞》（The Burrows，2021）回到外祖父母老家參與建墳工程，從過程中探問生死的意義。2022年入選的中國紀錄片中，旅居紐約的導演陳思毅（CHEN Si-Yi）從母親罹癌的經驗，談及中國醫療困境的《我們在黑夜的海上》（Dear Mother, I Meant to Write About Death，2022）亦是一部海外遊子處理親子關係並帶及社會觀察的紀錄片；甫在金馬獎獲得最佳紀錄短片的作品《當我望向你的時候》（Will You Look at Me，2022）是在紐約唸電影的導演黃樹立（HUANG Shu-Li）從自己的酷兒認同出發與母親展開的對話，呈現典型中國家庭對子女成家立業的期待，以及他和母親之間親密的關係在面臨他出櫃的同志身分時所產生的矛盾。
旅居紐約的導演陳思毅（CHEN Si-Yi）從母親罹癌的經驗，談及中國醫療困境的《我們在黑夜的海上》（Dear Mother, I Meant to Write About Death，2022）。圖©2022 IDFA
至於入圍未來展望競賽（Envision）的《神遊樂園吟留別》（Just an Alien，2022）由來自重慶的華偉成（HUA Wei-Cheng）執導，拍攝當地一座建築風格奇異的園區洋人街，本是為了旅遊業而打造，但在觀光產業沒落後，那區成了社會底層階級聚集的烏托邦。影片圍繞著洋人街的地景與幾位人物而開展。這紀錄片的前身乃是一系列的攝影計畫，此系列曾以裝置的形式於2020年荷蘭「布雷達攝影節」（BredaPhoto Festival）展出，也曾在 2021 年西湖紀錄片提案大會（IDF）中獲得首獎。《神遊樂園吟留別》可以說是這系列的成果。然而可惜的是，影片未能跳脫其以攝影裝置思考的敘事邏輯，未能從破碎、斷裂的影像堆疊有效地轉化成電影的敘事，使得影片內容在時間的積累下並無深化主題與人物樣貌，反而在長片的篇幅裡顯得重複與冗贅，徒留構圖精美的攝影技巧，而無紀錄片最基本該有的：在電影的語言內構建起世界觀，並讓觀眾理解到創作者欲傳遞的訊息。這類缺點與前面提及入圍國際競賽的幾部亞洲紀錄片類似，導演欲處理的題材有文化的特殊性、拍攝的主角也極具個人魅力，但當這些必須回到紀錄片作為一電影的語言時，就顯得導演在素材與敘事語言的掌握力有未逮。
在今屆IDFA選入的影片中，一值得留意的趨勢是，有多達六部影片關於已經解體的前南斯拉夫。這幾年，「南斯拉夫情結」（Yugonostalgia）正隨著經濟民生蕭條、右翼勢力與民族情緒高漲而滋生，不少曾經歷過前南斯拉夫時期的人們，懷念起那在強人高壓統治下而表面承平的時代。在多國獨裁勢力興起，烏俄戰爭爆發後，如何從過去的歷史習得經驗，重新思考跨國、跨族群、跨文化的團結意義，便顯得關鍵。
《門後的秘密》（The Other Side of Everything，2017）導演蜜拉．圖拉莉吉（Mila TURAJLIĆ）的新作《Non-Aligned: Scenes from the Labudović Files》和《Ciné-Guerrillas: Scenes from the Labudović Files》，前者入圍IDFA國際競賽，後者在多倫多影展世界首映。兩部片皆從1950、1960年代擔任南斯拉夫獨裁者鐵托（Tito）貼身攝影師的史提萬．拉布多維奇（Stevan LABUDOVIĆ）拍攝的新聞影像與他的個人日記、影像檔案出發，前者回溯鐵托當時主張的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在解殖思潮風起雲湧的時代對各地造成的影響；而後者則近一步從拉布多維奇未公開的檔案、晚年的訪談，同時也造訪與他一同經歷前南斯拉夫、如今散居貝爾格勒、阿爾及利亞、紐約等地的同代人，透過他們的憶述，揭示時代的複雜性，以及電影作為一種媒介在詮釋歷史時各種説與未說的故事。
盧卡．帕皮奇（Luka PAPIĆ）和薩達．甫喬（Srđa VUČO）的《Invoked》（2022）使用大量電視台新聞檔案進行拼貼，回探1980年代南斯拉夫獨裁者鐵托（Tito）逝世後的政局變化。圖©2022 IDFA
使用大量電視台新聞檔案進行拼貼的《Invoked》（2022），則回探1980年代鐵托逝世後的政局變化，塞爾維亞舉辦首度民選，將另一位充滿爭議的強人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SEVIC）推上總統職位。兩位導演盧卡．帕皮奇（Luka PAPIĆ）和薩達．甫喬（Srđa VUČO）透過影像檔案重新檢視當年參選的五位總統候選人在政治立場光譜的歧異與民意的走向，並帶領觀眾回望甚至試圖探問：倘若選舉結果不同的話，是否1990年代發生於前南斯拉夫區域，包括科索沃、波士尼亞等地的戰爭與屠殺就不會發生。影片對歷史的已然，提出銳利的批判。
另有幾部作品是從創作者與親人的切身經驗出發，探問個人記憶與國族歷史之間的落差，進而處理自我認同與跨文化理解之可能性。荷蘭導演碧賽卡．蘇蘭（Biserka ŠURAN）的《Scenes with My Father》以場景重現的方式，讓父親憶述年輕時因為政治因素離開在鐵托統治下的克羅埃西亞來到荷蘭定居的往事，導演蘇蘭試圖探問自己在成長過程因遷徙、移民經驗而產生的文化認同難題，一方面呈現移民家庭在荷蘭文化融入的困境――雖然導演的母親是荷蘭人，她自己從小接受荷蘭教育，但她的家族姓氏與長相在在透露出她的跨文化背景；另一方面則從父親的角度重現對家鄉的追憶與對鐵托政權的批判。
而納塔夏．厄本（Nataša URBAN）的《The Eclipse》（2022）早先已在哥本哈根「CPH:DOX紀錄片影展」（CPH:DOX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獲得首獎。她透過超 8mm、16mm 膠卷拍攝的家庭電影與家人的口述記憶，從親密的視角呈現經歷過南斯拉夫時期的上一代人為何避談歷史、為何隱遁度日。影片以罕見的日蝕作為隱喻串接起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1961年的日蝕，正是不結盟運動成形之時，南斯拉夫政府將此形塑成某種「全民運動」，鼓勵眾人一同觀賞此難得一見的天文奇景，然而，當下一次日蝕發生時，乃是1999年，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已不復存在，戰爭頻仍、種族遭到血洗，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轟炸塞爾維亞，人民被警告要待在家裡、拉下窗簾。這幾部關於前南斯拉夫的紀錄片，無論是透過檔案影像重新爬梳歷史，從當代的視角給予新的詮釋，亦或是創作者從自身與親人的離散經驗出發探尋那複雜的時代，對應到當前烏俄戰爭與國際局勢的變動，歷史一再重蹈覆徹的諷刺性，不證自明。
納塔夏．厄本（Nataša URBAN）的《The Eclipse》以親密的視角呈現經歷過南斯拉夫時期的上一代人為何避談歷史、為何隱遁度日。圖©2022 IDFA
影展的頒獎典禮上，阿富汗導演、記者阿巴斯．雷薩伊（Abbas REZAIE）以《The Etilaat Roz》（2022）獲得最佳首部長片，他代表著一群在喀布爾為新聞自由、社會真相而持續奮鬥的日報《Etilaat Roz》同行向世界精神喊話：即使獨裁政權奪走人民的權利，只要信念仍在、一息尚存，他們就不會放棄。獲得未來展望單元首獎的《Manifesto》（2022）全片以俄羅斯孩童與青少年的TikTok與YouTube直播畫面剪輯而成，電影以相當個人且私密的視角，呈現出時代之惡是如何殘酷地加諸在那些年幼的孩子身上，因為此題材的高風險，創作者只得以假名示人、以預先錄製好的影片領獎。正如電影片名所示，這是來自年輕世代的宣言：是憤怒的，是恐懼的，是靈活彈性，是懂得苦中作樂，是渴望被看見，是明知不可為而為，是在絕望中仍抱持著希望。
獲得未來展望單元首獎的《Manifesto》全片以俄羅斯孩童與青少年的TikTok與YouTube直播畫面剪輯而成。圖©2022 IDFA
而當來自丹麥的導演莉雅．葛羅博（Lea GLOB）費時13年拍攝的首部長片《Apolonia, Apolonia》（2022）獲得國際競賽首獎時，她和主角Apolonia，以及烏克蘭基進女性組織Femen成員Oksana的故事，在在透過大銀幕告訴著我們，無論這是一個多好或多不好的時代，影像的力量，足以穿越生死、時空。這也是IDFA這立基歐陸、世界最大的紀錄片展映平台在當代試圖向世人傳遞出的訊息：當許多地方仍受困於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遺緒，新一代或未曾死透的獨裁政權持續擴張，紀錄片能夠在此時代的當口，對民主與自由的意義拋出什麼樣的提問與深化討論？此乃影展的社會責任，也是紀錄片作為一藝術表現形式，持續引領眾人探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