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八學運時期「無能哀悼」（Unfähigkeit zu trauern）1的警醒言猶在耳，西德緊接著在1969年迎來了二戰之後的首度政黨輪替。雖然基督民主黨（簡稱基民黨）依舊拿下最多票（佔46.1%），然而社會民主黨（簡稱社民黨）加上自由民主黨（簡稱自民黨）的席次，卻些微勝過基民黨18席（268比250），故兩黨在威利．布蘭特（Willy Brandt）的領導下組成了紅黃執政聯盟。過去基民黨的政策方針下遲遲未能貫徹處理的納粹歷史，這時迎來了改變的契機。
布蘭特仍為外交部部長時，與華沙公約組織諸國的和解即已在醞釀。2就任總理之後，他大力推動「新東方政策」（Neue Ostpolitik），望以多邊關係突破過去西德只與西歐以及英美結盟的「霍爾斯坦主義」 （Hallstein Doctrine）。31970年12月，德國與波蘭雙方就邊界、領土問題4以及放棄暴力等事項達成共識後，雙方簽訂國家關係正常化的契約之事已然確定。簽約的前日，布蘭特前往華沙猶太區義士紀念碑（德文：Denkmal der Helden des Ghettos；波蘭文：Pomnik Bohaterów Getta）獻花致意。
該紀念碑是為1943年居住於隔離區中猶太人的起義反抗事件而立。戰後該地還是一片廢墟時，第一代的圓形紀念碑就已先立起。1948年，第二代的紀念碑在猶太裔雕塑家納坦．拉帕波特（Nathan Rapaport）及建築師萊昂．蘇金（Leon Suzin）的合作下建成。高聳的方牆令人聯想起納粹時期猶太隔離區的牆，嵌在碑體中央的浮雕，則採用了希特勒愛用的建築師、納粹裝備部長亞伯特．史佩爾（Albert Speer）原先規劃要用來建造凱旋紀念碑的材料――瑞典的拉布拉多石。
獻花致意之後，布蘭特無預警地脫稿演出，朝著紀念碑跪了下去。「華沙之跪」（Kniefall von Warschau）在西德之內引起巨大爭議。《明鏡週刊》（Der Spiegel）的編輯赫爾曼．施萊柏（Hermann Schreiber）評論道，布蘭特這一跪於他自己而言是不必要的舉動，卻是為了那些因為不敢跪、不能夠跪或者是連想都不能的人而跪。5週刊民調顯示，48%的人認為此舉過度誇張，然而仍有41%的人認為這是合宜的；若看16至29歲青年族群的區間，支持此跪的人更以46%超過了反對的42% 6，顯見在學運後，年輕世代對於反省納粹過往有著較高共識。
囿於當時的政治情勢，「華沙之跪」並未在西德以外激起太大反響：北約國家以及布蘭特亟欲改善關係的以色列，未有太多反應；波蘭媒體也多集中報導簽署條約，下跪的照片則遭到共黨政府審查，一直要到1989年之後方為人所知7。即便如此，這依舊是戰後西德首次於國際上以最高層級，象徵性地承認納粹過往的罪責。德國國內則在社民黨－自民黨聯合政府顯然較為支持的態勢下，加以民間在1968年前後蓄積的能量，正要逐步啟動新一輪以民間為主體的歷史反省舉措。
在聯邦總統古斯塔夫．海涅曼（Gustav Heinemann）和漢堡柯柏基金會創辦人庫爾特．柯柏（Kurt A. Körber）共同倡議下，「聯邦總統歷史競賽」（Geschichtswettbewerb des Bundespräsidenten）自1973年起於西德開辦。8該競賽的宗旨在於「〔…〕喚起兒童和年輕人對自身歷史的興趣，促進獨立並增強責任感」，方法上的基本原則是「研究式學習」（forschendes Lernen），並且需有「涉及生活周遭環境」，讓青年學子研究「自己家門口所發生的歷史」。9
選定題目後，會有導師從旁協助研究檔案庫中的文件或照片、諮詢專家說法、進行街訪及訪問該主題的歷史見證者――常常直接是參與計畫學生的家人或鄰居。有時也實地走到街上去尋找歷史所遺留下來的證據，甚至會去訪問所在地的政府當局對於該題目的看法。每一項研究計畫通常持續半年，完成研究後，成果展現方式不侷限於書面報告，展覽或影音形式也常出現。基金會不僅提供獎金給獲獎的計畫，更給予後續研究的補助，並且讓學生們有機會在青年論壇中互相論辯。
1970年代的德國學院歷史研究在方法上，仍未完全接受口述史，「聯邦總統歷史競賽」卻起了一個頭，將看似遙遠的「過去」和學生們所處的「當下」橋接起來。當學生進行研究時，採用的資料明顯超出課本的框架之外。從競賽主題來看，第二屆（1977）的主題「日常的社會史：工作、居住、閒暇時間」（Sozialgeschichte des Alltags: Arbeit, Wohnen, Freizeit），第三屆（1980/1981）是「納粹主義時期的日常」（Alltag im Nationalsozialismus），可見歷史競賽一方面將研究的範疇擴展到過去較少受到關注、並不聳動的日常；另外，若以日常和經驗導向的研究方式為核心，當時僅是戰後30年左右，納粹時期必然不會被從見證人的口中略過。對於未曾經歷過那個時期的年輕世代而言，這些研究是他們從事相關的反思及實踐時的重要依據。
時間來到1970年代末。經歷激烈的「德意志之秋」（Deutscher Herbst）10所引發的政治危機之後，試圖推動改革的進步運動走到了另一個轉折點。1978年1月底，柏林工業大學（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裡集結了約莫數千人召開「Tunix」大會（Tunix-Kongress）11，討論運動的實際出路。「Tunix」大會代表的是「另翼運動」（Alternativbewegung）12的起點，它為「德意志之秋」後某種程度上陷入僵局的社會運動開闢了一條新路線，也是進步運動轉向組織化的一個重要時期。13
1980年，西柏林一處著名的佔屋者集結地「梅林大院」（Mehringhof）集結了一群自稱「另類業餘史學家」（Alternativer Laienhistoriker）的人。在柏林「人民大學」（Volksuni）14 1981年時的主題「從歷史中學習－學習生活」（Aus der Geschichte lernen – Leben Lernen）架構下，這群另類的史學研究者舉辦了以二戰時期歷史為主題的展覽，並結成永久性的團體「柏林歷史工作坊」（Berliner Geschichtswerkstatt）。隨後，全德各地類似性質的團體如雨後春筍一般陸續組成。不分專業或非專業15、性別、年齡及政黨傾趨向，形形色色的人聚集到自己居住地附近的這類組織當中。到1990年代時，全德各地約莫有120個這樣的團體。16
柏林歷史工作坊（Berliner Geschichtswerkstatt）成立初期的地方史展覽手冊：左為〈蹤跡保存――夏洛騰堡區法西斯主義時期的抵抗與日常〉（Spurensicherung des Widerstandes und des Alltags im Faschismus in Charlottenburg）；右為〈美麗山區1933年的蹤跡保存〉（Spurensicherung in Schöneberg 1933）。圖／Berliner Geschichtswerkstatt提供
從柏林歷史工作坊的章程來看，工作坊首要的任務，在於將紀錄、研究以及發表的對象設定為社會、文化與政治運動史（Geschichte von sozialen, kulturellen und politischen Bewegungen），以及建制的機構鮮少或未注意到的群體的歷史；同時藉著公共活動，工作坊則希望能夠喚起社會大眾除了歷史大敘事外，對於自身及周遭歷史的意識和興趣。創始成員迪特哈特．克布斯（Diethart Kerbs）17則直言，歷史工作坊不願再將歷史研究只交給國家、既有的建制機構或是黨派政黨以各種形式資助的單位，而是要即刻就把歷史掌握在自己手裡。18
「歷史工作坊」這樣的組織形式與概念，有兩個主要的影響來源。首先是英國1970年代中期由拉斐爾．塞繆爾（Raphael Samuel）等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創立的《歷史工作坊》（History Workshop）雜誌與「歷史工作坊運動」（The History Work shop Movement）。19他們承繼了湯普森（E. P. Thompson）研究勞工歷史的精神――「來自底層的歷史」（History from below）20――並在工人階級以外，將諸如女性等被排斥在主流史學外的視角納入。方法則採口述史――特別是草根階層的陳述，試圖拓展史學的關注面向，並承擔起政治任務――以探究那些剝削或不平等的來源。
撰寫《挖掘你所在之處：如何研究你工作的地方》（Gräv där du står: Hur man utforskar ett jobb）並影響了德國的歷史考掘運動的斯文．林奎斯特（Sven Lindqvist）。圖／Frankie Fouganthin攝影、CC BY-SA 4.0
另一個影響則來自於瑞典的學者斯文．林奎斯特（Sven Lindqvist）。21他於1960年代初到中國擔任文化部門外交官員，當時正處於「大躍進」時期，林奎斯特在文章22 中聲稱，他在中國見到了「挖掘苦根 」運動（Grab die bitteren Wurzeln）23以及「赤腳醫生」（Barfußarzt）24，對他而言是重要的啟發。隨後，林奎斯特進到拉丁美洲調查跨國企業的樣貌。25整趟旅程中，他發現在當地的居民或者工人的聲音不會被記錄。回到瑞典後，他對11本1923至1973年間有關瑞典工廠史的著作進行調查後發現類似的狀況，甚至其中對經理人或股東的描寫不僅遠比工人的部分多，也更為正面。26因為家族中的長輩曾是水泥礦工，他於是著手書寫水泥礦工的歷史。然而，很快他便發覺到，寫出這些歷史光靠一人是無法實現的，必須要透過集體的力量，最好是由經驗了事件的主角，也就是工人們，親自把歷史書寫出來。1978年，他集結數年來的研究與實際操作經驗，寫成《挖掘你所在之處：如何研究你工作的地方》（Gräv där du står: Hur man utforskar ett jobb）。這本書在瑞典獲得的迴響斐然，造就上百個團體前仆後繼研究工廠史的盛況。他的文章陸續於1980年代發表於德文刊物，柏林的歷史工作坊之中也組成工作小組，著手翻譯原以瑞典文寫成的著作。最終《挖掘你所在之處：研究自身歷史的指南》（Grabe wo du stehst: Handbuch zur Erforschung der eigenen Geschichte）27在1989年正式出版，而 「挖掘你所在之處」則成為了德國「新歷史運動」（Neue Geschichtsbewegung）28中很重要的一句口號。
綜以上所述，德國的歷史考掘運動中，帶有深厚的左翼基因――不論來源是英國的工人運動、中國的赤腳醫生，或是拉丁美洲的草根群眾。「由下而上的歷史」、「自己寫自己的歷史」輸入德國之後，也隨即與1980年代的「另翼運動／新社會運動」浪潮結合起來，新的歷史研究主題因而浮上檯面，出現像是以女性視角書寫歷史這樣的實踐。據柏林歷史工作坊成員宋雅．米爾騰貝格（Sonja Miltenberger）29在與筆者的訪談中所述30，長年來協會成員女性確實多於男性。31歷史工作坊在成立之初集結於佔屋亦非偶然，當時的佔屋運動除了攸關居住議題，也帶有保存都市再開發過程中文化資產的意圖，佔屋運動本身就成為歷史工作坊書寫記錄的對象之一。32歷史工作坊運動也在德國長出因地制宜的形貌――作為挖掘反思納粹歷史以及防止極右翼再度崛起的武器。對納粹歷史的考掘，因此不僅只限於駭人聽聞的重大事件：透過考察地方的、一般常民口中的納粹史，進而讓日常生活與納粹過往之間不再是斷裂的，整個社會藉此意識到反思歷史的迫切與重要性。
相對於當時學院歷史學的大敘事模式，歷史工作坊計畫的產出除了聚焦微觀的歷史，也相應地使用了許多與當時學術圈內的研究截然不同的呈現形式。柏林歷史工作坊的兩個經典的計畫正好適合用來說明。
西德各地陸續組成歷史工作坊後，最早組成，也是位於歷史層理最為繁複之處的柏林，負責擔任首屆集結全德歷史工作坊的活動「歷史節」（Geschichtsfest）的東道主。柏林這方不僅提供場地與安排住宿，遠道而來的各地歷史工作坊成員會由在地的成員接待，期間除了參與歷史節的活動，彼此之間的意見交換甚至是後續計畫中的合作，也在這段時間內敲定，甚至還會前往聲援在地進行中的抗爭。「歷史節」日程中表定的活動，則是一連串工作坊、各個歷史議題的討論會、當前計畫相關地點的參訪與舉辦在傍晚、對公眾開放的文教面向活動。除了希望激起民眾對於歷史的關注，也是招收新成員的時機。33
柏林歷史工作坊（Berliner Geschichtswerkstatt）現址外觀。圖／鄭安齊攝影
「移動博物館」（Mobiles Museum）則是柏林歷史工作坊成員伯恩哈特．穆勒（Bernhard Müller）和約根．卡維拉（Jürgen Karwelat）等人組織的工作小組所策畫。他們改裝了一輛柏林市退役的雙層公車，將內部打造為活動的展覽場，車體則漆上大大的「移動博物館」字樣。按米爾騰貝格的記憶，這輛車光是在穿過市區時，就足以吸滿路人的目光。第一個在「移動博物館」展出的主題是納粹時期安樂死受難者的故事，展題「T4」正是當年納粹滅絕傷、病、殘者的計畫代號。這是個相比起其他納粹受難者族群，鮮少出現在公共討論之中的主題。當年發動此滅絕行為的蒂爾公園街4號宅邸（Villa Tiergartenstraße 4）舊址上更已建起柏林愛樂廳。為了不讓這樣的歷史從記憶、城市空間中被抹除，「移動博物館」於是帶著展覽停駐在愛樂廳前，並搭配演說、討論等即時活動。未被立碑的歷史事件，得以透過活動（即便是有時效性的）施予當局應對此進行紀念的壓力。34
「由下至上」主動研究歷史的效應，藉著這些帶有教育以及對話性質的活動逐步擴大。即便各地工作坊關注地方主題，跨地域的合作仍藉由「歷史節」和輪值編纂的刊物《歷史工作坊》（Geschichtswerkstatt）實現。隨著各地政府意識到這類型活動的吸引力，各類像是地方史博物館的機構，逐步被興辦或得到改革。許多歷史工作坊運動出身的成員也進入各種機構任職，機構與工作坊的合作也增加，新歷史運動的效應得以持續地傳遞。
1980年，「移動博物館」（Mobiles Museum）於亞歷山大廣場旁展出的樣子。圖／Detlev Davids 攝影、Berliner Geschichtswerkstatt提供
「移動博物館」（Mobiles Museum）內部展出的樣貌。圖／Detlev Davids 攝影、Berliner Geschichtswerkstatt提供
因為由下而上，歷史工作坊將焦點帶回微觀的「日常」，研究資料的來源也得以多元化。然而這裡的日常絕非是鄉愁式的或浪漫化的。米爾騰貝格於訪問中提及，歷史工作坊所致力的日常，並不僅是去研究比方說一位清潔女工的日常看起來是怎樣的，而是以她的角度（作為主體）來看她所經驗到的世界是如何。藉此，我們便可進一步探究：何以清潔婦是工作，家務勞動卻不是？這種父權的根源如何從歷史的軌跡裡追溯？和極權統治的關係又是什麼？透過換位以及個體經驗層次重要性的提高，每個人都因此被連結上了政治議程，自身周遭的不公義經由歷史研究因而一一被辨識出來。所以說，以日常相對於大敘事歷史的做法，並非放棄結構性敘事，而是要祛除過去阻斷地方與整體、日常與政治之間交互關係的障礙。
歷史工作坊在學院的歷史研究外另闢新局，但並不意味著歷史工作坊的研究即非嚴肅的研究。他們提出新的主題，創造了歷史研究視角的轉換，並有別於歷史學者，稱自己為記憶的工作者（Erinneungsarbeiter）35，希望使歷史研究民主化，同時意味著歷史記憶反省工作的民主化：一方面透過關注過去受到忽略的議題，另一方面也揚棄過去歷史由少數書寫的權力不對等。缺乏民主過程的歷史編纂，正是不平等的權力得以持續隱身的根源。不民主的過往絕不可能用不民主的方式來處理的。正是1980年代開始，俯身貼近地面挖掘，並於整個德國的各個角落四散開花的歷史工作坊運動，為往後德國既廣博又多面向的各種轉型正義實踐――從紀念碑／物的設置到各種行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