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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影展場地,山形市民會館的外圍在活動期間貼滿了宣傳海報。圖/侯伯彥攝影
人們來了:記2019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

1989年,為慶祝山形市建成一百週年,首屆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Yamagat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下簡稱山形影展)由導演小川紳介與其他紀錄片工作者共同創辦,並以雙年展的形式舉行至今。作為亞洲地區少數的紀錄片盛會之一,山形影展三十年來持續面向世界,徵集並展映各式作品,站穩了自身在影展界的重要地位。

2019年,我來到這座位於日本東北的小城,只為親睹風采——從電影中觀看世界,在人群間交換話語,感受影展的面貌及其所能到達的地方。

影展作為藝術中心,山形的視野

山形的10月氣溫微涼,入秋的楓葉剛要開始轉紅,正是舒適時節。地廣人稀的市區裡,性質各異的展館被賦予了新意義,除了電影院之外,在走路可到達的範圍內,從市民會館到美術館,都化身為放映場所。是以影展期間的大街小巷,經常可見身掛證照的參展人士四處趕場,偶有目光接觸,不免會心一笑。在這樣的氛圍之中,整個城市因此更加活躍,人們幾乎不可能不注意到「有事情正在發生」。

於影展期間作為放映場所之一的山形美術館。圖/黃令華攝影;侯伯彥提供

為響應與支持活動,沿街許多店家會張貼影展海報,並提供免費的文宣品供民眾索取,密密麻麻的表單上寫滿了節目與活動資訊。今年照慣例除了「國際競賽」(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與「亞洲千波萬波」(New Asia Currents)兩大競賽,也有相當大量的影片單元,包括地域或時代性強烈的「現實與現實主義:伊朗60至80年代」(Reality and Realism: Iran 60s80s)、「失憶症:被遺忘的大洋洲『群島』」(AM/NESIA: Forgotten “Archipelagos” of Oceania)、「春季之響,火藥之味:來自印度東北部的紀錄片」(Rustle of Spring, Whiff of Gunpowder: Documentaries from Northeast India)、「現實的創造性論述:戰時日本紀錄片之反思」(The Creative Treatment of Grierson in Wartime Japan),也有特殊專題如收錄日本作品的「日本觀點」(Perspectives Japan)、以臺日合辦的災難紀錄片為主軸的「與災難共存」(Cinema with Us)、關於電影的電影「雙重之影2」(Double Shadows 2)、回顧影展歷史與地緣關係的「山形與電影」(Yamagata and Film)等大小單元。另一方面,相關的周邊活動數量也十分驚人,諸如市集、粗剪工作坊、影評工作坊、家庭影像放映、舞踏演出、結合紀錄片內容的食物饗宴,甚至是戶外的芬蘭桑拿體驗……族繁不及備載,圍繞著影展的多重面向同步進行。與其說山形影展是一個電影放映活動,不如說它是個以紀錄片拓展眾人視野的藝術中心。根據官方公佈的數據,今年放映的影片總數為176部,在八天內共吸引了二萬二千八百五十八人參與活動,而初次參與者的數量更是創下歷屆新高。

山形影展提供大量的文宣品供觀眾索取,也售有刊物和專書。圖/侯伯彥攝影

相應於如此大量的節目資訊,山形影展一項顯著的特點即是豐富多元的文宣品,從免費的手繪DM、影片酷卡、影展快報,到販售形式的刊物、專書、影評集,應有盡有。大部分的特殊節目單元也會結合影片內容,推出精心製作的研究專刊,在會場更可見到地圖、報導和其他創意形式的展覽供人參觀,顯見主辦方的用心。這樣的安排不但避免了眾多節目淪為雜燴式的大拜拜,更讓影展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展現其多樣的面向與層次,試圖拉近觀眾與影展之間的距離。

然而,與臺灣影展常見的傳播方式不同,山形影展並未提供資訊詳盡的紙本手冊,容易索取的節目表單資訊又相對簡潔,若透過官方網站查詢,每部電影也僅有劇照和簡短的影片簡介,觀眾對節目的選擇依據因而偏少,在事前較難有充足的準備。此外,山形影展在社群網站如Facebook、Instagram及Twitter上的運作,多採轉發貼文為主,較無資訊彙整的功用。本次活動期間就曾遇上颱風襲來,晚場放映臨時停止,網站卻沒有在第一時間做出任何公告,反而得仰賴參與者的口耳相傳,才能獲取相關訊息的狀況,可見資訊流通平台並未有效發揮作用。

影展現場的海報與文宣品擺設,一旁的觀眾正拿著節目表單確認場次。圖/侯伯彥攝影

幕後的現實條件

「我在山形出生、長大,一直以來都知道山形影展,但學生時期的我總認為紀錄片是困難且嚴肅的,因此從未以觀眾的身分參與。」影展內部的工作人員遠藤徹回憶起自己和影展的機緣,認為自己是幸運的,即使這項工作很辛苦,需要一定的熱忱,卻充滿了創造力,並能讓他藉此更加認識自己的家鄉。「搬離山形後,我開始聽到關於影展的讚譽,甚至是在捷克唸書時,只要提到自己來自山形,其他人也都知道這裡有一項著名的影展,我才逐漸去認識它。」

遠藤徹在影展籌備前期擔任選片委員會委員,之後負責影片報名事項(「亞洲千波萬波」與「國際競賽」皆從2018年9月開放報名,前者截止於2019年5月,後者截止於4月)。另外,他的工作內容還包括與高校學生組成的志工團隊合作,在影展外策劃紀錄片放映。他坦言,山形影展雖受到外界肯定,但也會面臨客群菁英化的質疑,認為影展本身並不面向大眾。因此,團隊實際上所做的並不只關乎影展,更核心的任務是讓人們對紀錄片的概念更加熟悉、開放。他們為此推動了多項計畫,比如為山形市與其他地方的紀錄片放映活動提供諮詢、協助搭建當地人民與紀錄片發行商的橋樑,又或是設立保存歷屆山形影展資料的山形紀錄片圖書館,歡迎所有人借閱影片在館內觀看,更或者是每個月舉辦兩次放映活動等等,都是為了讓人們有更多接觸、理解紀錄片的機會。

為推廣紀錄片,山形影展亦設立山形紀錄片圖書館,開放人們借閱影片於館內觀看。圖/侯伯彥攝影

談到影展的現行規模,遠藤徹認為,現階段的單元數量太多,在同一時間有這麼多項選擇,對觀眾而言不一定是好事。當然,從不同角度出發,就會有不同的觀點,每一種做法,也有各自的優劣之處,這些都端看影展的選擇。不過回歸到實際執行的層面,關鍵還是在於,影展方其實沒有足夠的預算和人力來應付現行規模。「通常要擴大影展規模是容易的,因為每個策展人都會想做自己的單元,因此要縮小規模反而更加困難。即使影展歷年來的影片總數有減少,但場地越來越多,負擔仍然很大。」

山形影展的組織架構之中並沒有總策展人的職位,而是分成東京和山形兩個主要辦公室,這兩個辦公室各有負責人,在節目規劃上也有所分工:東京負責非競賽單元與「亞洲千波萬波」,而山形負責「國際競賽」;該競賽單元一共有十位選片委員,其中有五位來自東京、五位來自山形。這樣的組織架構自影展創始之初即持續至今,主要的原因便是山形市的影視人才和資源,並不足以應付大型規模的影展。1989至2005年間,山形影展曾由市政府組織,有官方資源得以運用;2007年轉為非營利組織(NPO)後,運作上雖有較大自由,但也得從私人公司或其他地方尋求贊助,資金來源因此相對不穩定。

志工的需求和隱憂

山形影展在舉辦期間需要大量人力,主要的組成來源則是志工。影展以對外徵集的方式招募志工,有興趣者都能前來參與,通常有三百位左右的名額,其中約有一半來自山形,另一半則來自東京和其他城市。志工依據工作需求分成不同組別,因應場館數量逐年增加,今年光是戲院的外場執行就有超過一百人,外賓接待則在五、六十人上下。作為志工回饋,影展方除了會提供活動期間的All Pass通行證,也有代步交通券和餐券,顯示出影展與在地商家緊密的合作關係。

志工為山形影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光是戲院的現場執行需求就超過百人。圖/侯伯彥攝影

有趣的是,有不少影展志工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回來協助。比如資深的口譯川口隆夫,負責應對即時狀況繁多的頒獎典禮,二十年來擔任了十屆影展志工,本身則是舞踏表演的藝術家,於本次影展中也有精彩演出。另一位在東京任教的志工岡田尚文則出生於山形,曾赴法國唸書,回國後便以志工身分前來幫忙,至今總共參與過五屆影展;身為接待志工,他需要在影展期間陪同、引導影人,加以採訪並撰稿,光是這一屆就被安排到四組導演。他說,出於研究電影史的興趣,再加上有機會使用自己擅長的法語,這項工作並不會造成他太大的負擔;但他也坦言團隊內部的確存在一些問題,比如由於擅長某項語言,便被指派無酬處理應由專業人士負責的翻譯工作;或者到了影展規模越來越大的現在,工作人員之間的聯繫往往需要經過轉述,當志工遇上了突發狀況,反而不知道該找誰負責。

另一項隱憂是,雖然影展志工的回流率偏高,其豐富的經驗有利於整體運作,但就長遠來看,影展單位仍需新血,尤其是年輕一輩的族群支持。因此,影展自2017年起便從高中校園徵集志工,其中也的確有些人今年願意回來協助,甚至自發性地組織高校學生的放映活動。

影展進入尾聲,參與者在頒獎典禮後的惜別酒會大合照。圖 © 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赤沼明男攝影

影展之心:紀錄片、人與世界

身為參與者,我在山形影展率先感受到的,便是對電影工作者的尊重。這份尊重不僅顯現在典禮儀式的細節,也表現在不同層面上,擴及到每場電影、觀眾與電影工作者彼此之間的關係,最終形成一個以「人」為核心的策展,因而在影展結束後,參與者能夠帶走的不僅僅只是觀影經驗,人與人之間的對話、思考和交流所觸發的,都將持續在回憶和思緒中發酵。

來自各地的創作者帶著自己的作品,飄洋過海來到山形向觀眾展映,如同一塊塊的鏡子碎片,從中映照並拼湊出當代世界的樣貌。創作者是以什麼樣的態度,面對、選擇與回應這個世界?這一類戲裡戲外可能會有的疑惑,在影展現場都有獲得解答的機會,於注重對話的氣氛之中,機緣自然會將人們聚集起來。以主要放映場地的中央公民館為例,六百人大廳的映後交流結束後,影人會被引導至另外的開放空間,和有興趣的觀眾繼續進行對話,甚或延展出新的故事。比如在《在光影中漫步:羅比穆勒》(Living the Light – Robby Müller, 2018)的映後座談之後,有觀眾向導演克萊兒.皮傑曼(Claire Pijman)秀出身為知名攝影師的被攝者的簽名,表示他們曾經一起共事,對導演來說簡直是出乎意料的驚喜;又或者《In Our Paradise》(2019)導演Claudia Marshall與觀眾持續不斷地交流,亦吸引了其他部紀錄片的導演加入對談,詢問她的攝影機何以能與被攝者如此靠近。

《In Our Paradise》導演Claudia Marshall(圖中)在映後移動至其他場地繼續與觀眾交流。圖/侯伯彥攝影

影展期間的每晚至深夜,經過一整天的奔波趕場,人們會聚集在香味庵,一邊享用山形的鄉土料理,一邊和身邊的人暢所欲言。通常店內總是早早客滿,晚到的大夥索性不畏寒風地站在門口談天,而大門始終為所有人敞開,不論你是影展觀眾、紀錄片工作者或是當地居民,在這裡一律平等,沒有身分上的區別,只要繳交低廉的入場費,喝的是一樣的酒、吃的也是一樣的食物。正如山形影展始終強調人與人的交流,這項重要的傳統,足以消弭觀眾與影像創作者在影廳可能仍存在的權力關係,讓他們在這個場域彼此相識並交換意見,言談中不再有藩籬,或許也更能接近作品的真實想法。

山形影展對亞洲、甚至對世界都是重要的。根據調查,前來觀展的群眾有超過五成是來自山形以外的地方,雖然這可能代表本地市民不一定對影展那麼有興趣,但是換個角度來說,這也意味著山形影展能夠吸引大量外地人前來觀光,有促進經濟的效用。推廣紀錄片一直以來都不是容易的事,即使影展票價低廉,可能也不會是大部分觀眾的首選,因此,從教育紮根就顯得非常重要,尤其必須建立起人們對影展歷史的認識,正如那些離開家鄉的工作者們,終究又回到熟悉的土地上付出,也是奠基於對家鄉影展歷史的重新接觸與理解。

迎向三十週年的山形影展,閃耀著紀錄片工作者的光輝,許許多多的人們來了,他們聚集在此,對真實、對紀錄片、對世界提出探問,而後帶著勇氣與更多提問離開。走過艱辛的道路,山形影展仍處於現在進行式,它集結眾人之力,將自身打造為一個回應世界的備忘錄,並且持續成長茁壯、向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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