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你可以考慮不要做這個試驗。」荷蘭皇家視覺藝術學院（Rijksakedemie van beeldende kunsten，簡稱Rijksakademie）客座顧問格拉西亞．卡威望（Gridthiya Gaweewong）1在2019年6月聽完我將要進行的《伸縮耳》（Extendable Ears）2計畫後，和藹地提醒：「我認識許多年輕藝術家為了做作品而傷亡，很令人惋惜。」阿姆斯特丹睡眠中心（Amsterdam Sleep Centre）的神經學家Hans L. Hamburger醫師也要我多加留意：「對自己做這樣的實驗要小心，可別造成聽覺和心理上的損害。」收到大家的關心後，雖已為《伸縮耳》做了許多安全設計，但面臨即將實作的小實驗，我仍感到既期待又恐懼。
恐懼與期待似乎是我這幾年創作時的情緒組合。2017年夏天在荷蘭完成藝術碩士後，參與了幾項短期駐村計畫，例如「北極圈駐村」（The Arctic Circle Residency）3，讓我對這樣的情緒狀態著迷――如同在一片沒有人工道路的森林中探險，不知下一刻會發生什麼、也不知能否走出去。然而我發現短期駐村雖或許能提升效率，但總覺得缺少了磨練、試誤、找尋步調的機會。因此，我申請了阿姆斯特丹為期兩年的Rijksakademie駐村計畫4，希望能持續發展母題：非人生物與當代社會間的關係，以及非人類中心的思考和生活方式。駐村前，我沒有好點子，想先多觀察、保持開放態度，因而並沒有具體的計畫，僅大致給出方向、線索，例如「實驗室中的動物」。
2019年，荷蘭皇家視覺藝術學院（Rijksakademie）的A64工作室窗景與七號電車。圖／羅晟文提供
對空間的編輯與應用能力是我的弱項。原因除了經驗不足外，求學時，學校對此也缺乏訓練。在Rijksakademie內，每位藝術家有獨立的工作室（非居住空間）；這對從未有過工作室的我是全新的概念。記得進駐當天，我撿了一些前人遺留的桌椅放進剛粉刷完、空白的工作室後，不知所措。我好奇地去串門子，想看看一樣是新進同儕們的工作室；結果許多人的空間竟已經佈置地獨樹一格，彷彿已進駐很久似的，有的甚至正準備開始工作，讓我驚歎不已。回到自己的工作室後，和在臺灣的朋友通話；對方一聽，馬上問我是不是在工作室，因為「感覺很好像很空，有回音。」我想了想，以前早已習慣數位工作模式，所以還真不知實體空間和我之間的關係會是什麼。看著窗外難得的白雪與喜鵲，試著往好處想：我還有兩年可以來摸索這件事。
除了和工作室作息不甚熟悉之外，Rijksakademie豐富的技術支援團隊、軟硬體設施也讓我目不暇給，包含金屬、木工、繪畫／化學、陶瓷、多媒體、印刷等工廠（workshops），各由專業且熱心的師傅主持，共同協助創作者們實現構想。繪畫／化學工廠的師傅阿倫德．尼坎普（Arend Nijkamp）說：「和許多藝術學校中工廠不同的是，我們希望藝術家們帶給我們挑戰。」然而，面對多樣的技術支援，我也感到惶恐，深怕浪費了機會，空手而歸。除了對多媒體與數位印刷稍有涉略外，我還真不知該如何運用其餘幾個工廠。即便如此，尼坎普總是苦心地想引誘我去他的工廠試試，見面時總會問道：「你到底什麼時候要來畫畫？」
駐村第一年，我待在位於二樓的A64工作室，窗戶正對大門口。窗景雖美，但整天都可聽見繁忙的七號電車來往時的機械摩擦聲響。雖不是對噪音特別敏感，但仍覺得有點太吵。我心想，若是敏感的人，待在這間工作室應該很難受吧？以往和人同住時，常發覺噪音的感受性十分主觀，有的聲音對某些人來說很悅耳，但對另一些人則形同噪音；有的環境音不影響某些人的睡眠，但卻可折磨另一些人。
這讓我想到一個心中未解的疑惑：「噪音」是不是一個以人類為中心的概念？許多動物可感知人無法聽到的高頻聲響（簡稱超聲波 5），例如貓、狗、牛、馬、昆蟲、蝙蝠、海豚等；然而，在設計電器、載具時，人往往僅會檢測、標示出人類可感知到的噪音分貝值。各國警察偵辦噪音案件時，所持儀器也只能量測人耳聽得到的頻段。然而，世界上存在有許多可感知超聲波、感受痛苦能力6，但卻無法抱怨的動物。我也因此反問自己：「我是否常不自覺地製造超聲波噪音？是否生活在充滿超聲波的環境裡？」
做了些功課後，發現相關的生物學研究寥寥可數，且多是30多年前完成。於是，我找了台可轉換超聲波的蝙蝠偵測器（Bat detector）7，來了解生活中的超聲波音景。此後，我對腳踏車、日光燈、吹風機、吸塵器、水龍頭等日常物件有了新的認知，因為它們都會產生人聽不見的聲響。但問題是，我能做什麼？如何回應這些體驗？卡頓了幾週後的雖然開始想到幾個點子，但都不具說服力，對我來說，科技不是創作的核心8，而這些點子則缺乏轉化、以及容易預知結果。
羅晟文與多媒體實驗室技師基斯．里迪克（Kees Reedijk）於多媒體實驗室實作《伸縮耳》的穿戴式超聲波轉換器。圖／羅晟文提供
在工作室躊躇許久後，發現自己和動物們的差別在於：我可以主動地選擇是否要用偵測器去聽超聲波，而動物們沒得選，牠們的耳朵內建此功能。我心想，若放棄選擇權，會發生何事？或許無法體會蝙蝠的感受，但能否知其不可而為之？若持續聽這些原本聽不見的聲音一個月（無論白天或夜間），人會不會發瘋？若將自己定位為實驗室裡的白鼠，則或許會使結果不可控、且充滿未知。至此，我並不期待做出作品，只想利用這計畫熟悉駐村環境與資源。多媒體實驗室技師基斯．里迪克（Kees Reedijk）和我快速組裝了一台可穿戴式的超聲波轉換器，並進入測試期。合作時，我發現里迪克對電子電路的直覺非常敏銳，無論是類比或數位電路皆甚為熟稔。我雖讀過電機系，但實務經驗仍遠不及他，令我萬分敬佩。同時，我也發現里迪克真心享受電路實作，因為他的休閒之一也是修理老電器。遇到難題時，他不曾立刻說：「這不可能」，而總是說：「我們可以試試看。」當問題解決後則會說：「這真好玩！」
同時，我也結識了Rijksakademie的駐村科學家（Scientist in Residence）伯特．德克斯（Bert Derkx）醫師。德克斯除了專精於身心醫學、精神分析外，也具備藝術史學位。他聽了《伸縮耳》的概念後很興奮，給了許多我不曾想過的思考面向與安全建議。自此之後我們也常交換想法，面對生活的困難時也會相互打氣。德克斯的思路也啟發了我在實驗期間記錄夢的決定，我發現夢境會隨配戴轉換器而扭曲，而記夢是對精神狀態一項巧妙、開放式的探索。雖然夢境有時詭譎，但它們讓我有機會窺探自我（self）。9
《伸縮耳》實作於我熟悉的荷蘭與臺灣進行，為期一個月。10期間收到了許多同儕、顧問與親友的關懷，除了感激外也提醒我，在他人眼中自己是個人類，而非白鼠：若是同樣或更苦的實驗在白鼠身上實踐時，恐怕不會獲得這些關切。
《伸縮耳》作品實作期間以監視器記錄晚上睡眠畫面。圖／羅晟文提供
Rijksakademie開放工作室（Open Studios）是此駐村單位的年度活動，每位駐村創作者會在這週打開工作室大門供民眾參觀。除了來自歐洲各地藝文專業人士外，公眾開放日也會有約8,000位觀眾湧入。藝術家對呈現有完整的掌握權，可展覽作品、表演，或原封不動地展示工作狀態。
然而，因共有45間工作室，一日逛遍常讓觀眾眼花撩亂，甚至走馬看花。以前我在設計展間時，常希望讓觀眾可於短時間了解作品，也未探索過時間對觀者的影響。但我不想為此活動的快步調特製華麗、上鏡的「速食呈現」，而想做一個需要時間與耐心觀看的緩慢、樸實空間，藉此學習未探索過的呈現策略與氛圍。
串聯《伸縮耳》中錄像、燈光與超聲波等素材，構思了時長90分鐘的同步化影音裝置。在多媒體實驗室中，里迪克與我利用兩個月以自製電路，結合老電話系統中的雙音多頻信號，同步每個構件。觀眾並不會看到這些背景技術，黑暗中僅留下接連浮現的素材。展間也播放著錄像的超聲波音軌；有趣的是，因為媒體播放器都是設計給人類使用，無法播放超聲波檔案，所以得自製所需硬體。花了不少心血，但其實沒人聽得到超聲波。觀眾需耐心觀看10分鐘，方能感受到時空安排與節奏。我也仔細觀察了觀眾反應；開放工作室並非展覽，而是另一個試驗與學習的機會。
活動結束後，《伸縮耳》得到兩極化評價。有的顧問認為我迷失在某種呈現作品的障礙裡，有的則看得感動不已，認為這是個美麗的時序呈現，而沒耐心的觀眾沒資格觀看。工作室很少受到當週媒體提及；雖在預期之中，但仍不免失望，懷疑自己是否白費了活動的實質效益。此時許多朋友、同事給我勉勵，提醒我不需要理會一時的反應，要堅持對呈現策略和語彙的發掘。
Rijksakademie開放工作室（Open Studios）中展示《伸縮耳》的裝置，拍攝於2019年。圖／羅晟文提供
開放工作室後，聖誕假期將至時，荷蘭阿姆斯特丹攝影美術館（Fotografiemuseum Amsterdam，簡稱Foam）策展人金．諾波斯（Kim Knoppers）說想來工作室聊聊。因和諾波斯早已認識，原本以為她是想來喝烏龍茶，沒料到她看了《伸縮耳》的一些素材後，問我能否嘗試合作展覽。11然而檔期開幕在兩個半月後，扣除聖誕假期、臺灣投票日等，實際製作展覽的時間不足一個月。除了榮幸外，我喜愛刺激而未知的挑戰，因此答應。
展覽空間牆面有限，光路複雜，但挑高近六公尺；我決定盡量利用挑高的空間做呈現。構想大致是將素材中的360度全景照片製成16個大小互異的圓筒燈籠，明滅與錄像同步。在假期前，我和幾位師傅請教，確定有機會如期實現後，把提案交給了美術館。
假期後，我和師傅們全天合作。師傅們和藝術家之間是合作關係，而非藝術家請師傅實作；因此，這是我夢寐以求的學習機會。而其中的燈籠製作聽似單純，實則不然：全景照片燈籠內部幾乎不得有支架，懸吊系統該怎麼設計？燈箱片要如何穩定黏合，且不影響影像？如何設計電路使燈光明滅可控？如何設安全搬運燈籠用的木箱？這些細節彼此互相牽連：金屬、印刷、多媒體、木工、化學等幾位師傅常需一起討論。而這也是Rijksakademie工廠間跨媒材協作的強項，讓人有可能同時和多個工廠進行交叉試驗，以超乎尋常的效率確立共同方向。
《伸縮耳》於荷蘭阿姆斯特丹攝影美術館（Foam）的展覽裝置草圖。圖／羅晟文提供
Rijksakademie金屬工廠與《伸縮耳》燈籠外層構件，拍攝於2020年。圖／羅晟文提供
製作期間讓我收穫最多的是德國籍鐵工師傅Stephan Kuderna。在他的引導下，天天削切、鑽孔、倒角、打磨，我體會了手作的愉悅感，與他毫釐不差、精密製造的執著。原本Kuderna 想代我完成費時且技巧性較高的不鏽鋼條硬焊（brazing）程序，但不料他因流感，只好抱病將其技巧教我。當天正好是元宵節，我學習完後在工廠做到凌晨6點多，才勉強把所有的燈籠鋼條焊完。Kuderna 隔天見狀似乎有被感動到，從此也更樂意地教我更多技能，終於在佈展前完成所有展品構件的製造。
Foam個展機緣讓我再次練習了空間安排技巧，然而在開幕一個月後，美術館因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武漢肺炎）而暫時關閉；Rijksakademie也依照政府規範，進入了半停滯時期。儘管如此，年初的這段高強度工作無疑是我駐村期間最幸運、紮實的一段時光。我也因此喜愛上金屬工廠，且對其可能性更加好奇。疫情期間，窗外榆樹上喜鵲巢慢慢長大，我也開始研究下一項計畫，有了此次《伸縮耳》的實踐經驗後，我也更加期待未知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