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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複合式攝影藝術空間「Reminders Photography Stronghold」的創辦人後藤由美,以製作攝影書與策展探尋影像敘事的可能。圖 © 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後藤由美:攝影書的策展人

前言

由《攝影之聲》策劃、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共同主辦的「歷史後像:攝影史敘事工作坊」系列,第五場邀請日本東京複合式的攝影藝術空間「Reminders Photography Stronghold」創辦人後藤由美(GOTO Yumi)來帶領「影像敘事製本工作坊」,與攝影創作者一同探尋如何以影像達成一種或一種以上的敘事架構。

後藤由美2014年起於東京開辦製書工作坊「Photobook as Object」,2015年亦開設「Masterclass」,前者由學員帶來欲編輯成書的攝影作品,分享照片背後的生成脈絡,深入討論攝影書的可能走向,並著手製作樣書;後者則邀請來自荷蘭、專精於攝影書與攝影展覽的圖像設計師Teun van der Heijden及Sandra van der Doelen夫婦共同主持,與會學員必須事先準備好完整的攝影書製作計畫,並於工作坊中進一步實踐。

此次於空總舉辦的屬於前者,一共歷時八天。成員們從影像為起點,串連攝影本身所能透露的訊息,包括拍攝的內容、風格、色彩等,再拼湊其他非影像的素材,包括文獻、地圖、詩,甚或是附有瑣碎字句的字條,後藤由美再從這些線索中,協助他們想像、建構可行的故事藍圖。

在編排照片的階段,敘事的推行像是一首緩慢的序曲,經由影像逐步拉開序幕;透過與後藤由美反覆的討論與辯證,創作者們練習掌握製書過程中的每項要素,並為每個細節賦予意義:紙張材質、紋路、吸墨性,以及書本翻閱的方式、裝訂的樣貌、封面材質的選擇等,這些物質上的繁複層次,亦為攝影書帶來更為多重的涵義堆疊、擴增與轉化。

本文透過與後藤由美的訪談,試圖挖掘其接觸攝影書、於日本推行工作坊的契機,並一窺她對攝影書的見解與美學觀,以及如何透過手工書,讓讀者與書籍製作者一同走過製書的歷程與思路的流轉,繼而關注在這世界上所發生的種種議題。


後藤由美認為製作攝影書,除了照片的編排,包含紙材的選擇、裝訂的方式等,都須考量想要傳達的訊息,將當事人的內心風景具體化。圖/攝影之聲提供

請您先與我們分享製書工作坊的源起?

後藤由美(以下簡稱後藤):我正式展開攝影相關活動的時間是在1994年。我先生是專業的攝影師,雖然我並沒有受過正式的攝影訓練,但在協助他的過程中,我了解到許多攝影的技巧,因此在攝影方面的知識,可以說都是自學的。

在這樣的過程中,我發現懂得攝影與懂得呈現是兩回事。我先生擅長攝影,但他無法全面而完整地向他人呈現作品,偏偏那些照片都與社會議題有關,如果沒有機會好好地展示,這些照片就失去了意義。我於是開始協助他以各種方式展現他所拍攝的成果,這就是我最初接觸攝影書與策展的原因。

在這段邊做邊學的期間,我也發現,除了我先生以外,其他攝影師也有同樣的問題:他們不懂得如何展示自己的創作。我因此也開始協助其他的攝影師。雖然我並非專業的影像從業人員,但在與攝影師合作,一同編輯照片、策劃展覽的過程當中,我也逐漸累積了豐厚的經驗;直到目前為止,我協助完成的作品數量相當多,當中涉及的主題都與社會議題有關,不但必須向社會傳達,也必須受到記錄與保存。然而,當我和攝影師們透過攝影作品,試圖向觀眾傳遞訊息時,我們都感受到一定程度的侷限性,認為那些照片所承載的訊息,並未被充分地表現出來。我們試著以不同的展示方式與媒介改善這樣的情況,包括調整展覽的形式、尋求照片曝光的其他管道等等,但仍舊感到力有未逮。

直到2013年我去了荷蘭海牙,因緣際會遇到了揚.洛希爾(Jan Rosseel)。當時他正就讀於海牙皇家藝術學院,完成了他的畢業作品《Belgian Autumn》。雖然當時以攝影書呈現畢業成果的作法已經屢見不鮮,但卻很少人討論到攝影書可能的製作方式與表現形式,而揚對此是有些想法的。他與我討論攝影書的製作方向,創作出來的成品也令我非常感動。

揚在《Belgian Autumn》中記錄的是1980年代於比利時發生的數起超市強盜殺人事件。在這一連串的事件當中,一共有28人罹難,其中一名罹難者即是揚的父親。為了製作這本攝影書,揚必須做足相關調查,而他父親便是他最容易取得的資訊之一。這本攝影書涵蓋他調查到的相關資料,以及依據調查所拍攝的新作品。雖然事件發生在80年代,創作者無法回到那個時空進行拍攝,但他還是以調查的結果按圖索驥,於各個場景重新攝影。我先前一直在思考,有沒有其他方式,能使照片傳遞出更全面的訊息,揚的作法正好為我的疑慮提供了可能的解答。當我看到這本書時,我就知道這是我想要的。

幸運的是,揚當時也有造訪日本的打算。我們便決定一起舉辦工作坊,也就是後來在2014年第一次舉行的製書工作坊「Photobook as Object」。這個工作坊於每年5月在日本東京舉行,去年則辦在拉脫維亞,那次參與的學生有100位左右。另外在2015年開始舉辦的工作坊「Masterclass」,則是邀請揚攝影書的圖像設計師Teun van der Heijden,帶領學員更細緻地深入攝影書的製作。

在我開設的這幾屆工作坊中,第一年只有日本人參加,後來陸續有許多外籍人士共同參與,包括來自秘魯、香港或中國等地的學員。這一次在臺灣舉辦的工作坊中,也有一位臺灣人先前曾參與過在日本舉行的「Masterclass」。我很期待這次參加的學員,未來也有機會到日本一起上課。透過跨國交流的過程,攝影、攝影書的圈子就會越來越大。

後藤由美於空總開設製書工作坊,帶領台灣的攝影創作者從分享照片的生成脈絡開始,深入思考攝影書的走向,並著手製作樣書。圖/攝影之聲提供

2014年的工作坊命名為「Photobook as Object」,這樣的名稱是否有什麼涵義?在英文的語言體系中,「object」除了「目標」的意思之外,也有「客體」、「物件」之意,這與您對攝影書的觀點有關嗎?

後藤:「Object」這個詞彙牽涉的是「觸知」,也就是透過觸摸而產生的感受與理解。透過撫觸物件,去觸碰到內心更深的層次,質感本身不僅是物質上的,更有精神層面上的觸動。

我舉個例子。有一本攝影書以一位在大阪空襲中失去一條腿的婆婆為主軸,從她近期的照片中,我們可以看到她褲管底下未被布料遮蓋的義肢,而在她的小學畢業照上,則會注意到照片底部的摺痕——在失去左腿以後,有很長一段時間,她會將照片裡其他人露出腳的部分摺起來,或是將自己露出腳的部分塗黑。她不願意承認,也不想讓人注意到自己的殘缺。作者透過攝影書的照片編排,以及皺褶與污痕的保留,使讀者在觸及影像的同時,彷彿也與當事人共同走過這段漫長的心路轉折。這就是我所謂的觸知。

創作者在製作攝影書時刻意保留了照片底部的摺痕,使讀者在觸及影像的同時,可以更領會到當事人的心路轉折。此即後藤由美所謂的「觸知」。圖為小原一真(OBARA Kazuma )以大阪空襲為背景的攝影書《Silent Histories》。圖 © 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很多時候,當我們討論起二戰災情,我們談到的大多是多少棟房屋遭受毀損、多少人死亡、多少人成了孤兒,但這些大量的數字,都是由無數個個體組成的,而那一個個體在戰爭中所經歷與承受的一切,就是我想經由攝影書表現出來的。

像是攝影書封面所選用的粗糙材質、內頁不一的縫線、特殊的紙材等,應該都和您所說的觸知有關,這些安排都會呼應到敘事者的內心狀態?

後藤:是的。與其說這些設計是出於技術層次的考量,倒不如說是為了讓當事人的內心風景具體化。封面的材質也有它所要傳達的訊息,例如,採用布料製作書封,就是為了暗示戰後身體殘缺、無法外出就職的人,在家中從事的洋裁工作。

我們剛才談到「Photobook as Object」,最初是基於和揚的認識與合作而開展的。對於攝影與攝影書的製作手法,您和揚的看法一致嗎?

後藤:我們的理念其實並不完全相同,畢竟我們一起工作的時間,就只有一年一次的工作坊而已。當然,在認識揚的時候,我對他的攝影書確實有所共鳴,但在帶領工作坊的時候,兩人在乎的地方難免會有衝突。相較起來,我比較在乎敘事性,包括創作者為什麼要選擇這個敘事手法、這個手法後續如何發展等等,這一類的環節。我也在乎明確性,創作者必須精準地掌握想要傳達的概念,而不能只是模糊的感覺或印象;也就是說,創作者在製作攝影書的時候,要能夠確切而有說服力地指出書中每個細節的用意何在。我也會繼續追問創作者,為什麼要有這樣的安排?這些細節的鋪排能夠達成什麼,或者能做到什麼?創作者必須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表達的東西。

在工作坊中,學員須對製書的每項要素進行反覆討論與辯證,以釐清自己想要表達的東西,紮實呈現其內在狀態。圖/攝影之聲提供

您談到敘事性,然而坊間也有許多純粹聚焦於照片編排,或以抽象形式表現攝影作品的攝影書。為什麼您如此強調攝影書中的敘事性?您曾在過去的訪談中提到,照片無法完全透露事件的脈絡,而事件本身往往非常複雜,這是您特別重視敘事性的原因嗎?

後藤:如果只想要做出一本攝影書,其實是非常簡單的。拍照很容易,為照片排序也不難,如果要複雜一點,大可用照片再排出一個圖形,輕而易舉。但這樣的作品,誰想看呢?一本攝影書並不是一定要有一個故事或敘事線,但它勢必要有一個明確的概念,即便是抽象的攝影作品也是如此——甚至,我們更可以說,正因為它是抽象的作品,清晰的概念才更為重要,如此一來,創作者能夠避免自己在毫無頭緒的狀況下,進行盲目的拍攝。

而相對於照片,敘事本身確實比較複雜,讀者無法單從表象理解事件的前因後果。因此,我們所要做的,便是將更深、更繁複的層次視覺化,呈現給讀者。創作者不一定要透過非常直接的方式表達,它甚至可以是抽象化的表現,但對於想要傳遞給讀者的概念,創作者自己心裡一定要有數。即使讀者看到成品還是感到困惑,創作者仍能篤定地向人們說明,書中每一項細節的存在,都有它的意義——作品即使抽象,它也是紮實的,並具體呈現了作者內在的狀態。

您製作的攝影書,有很大一部分與家族、歷史、檔案等題材有關,您個人對這樣的主題特別感興趣嗎?在選材上是否因此受到影響?

後藤:我確實對社會、政治、歷史等層面的議題感興趣,這也是我特別關注家族史的原因,因為無論再大的議題,它都是由許多個人所組成的。以一位曾參與工作坊的日裔秘魯人為例,他以攝影書記錄他的家族歷史,但放到社會脈絡中來看,他談的其實就是移民的歷史。

在涉入這些議題的時候,我也會提醒學員,他們對議題所做的研究,在他們的創作中至少要佔八成的比例。為了讓訊息有更全面的傳達,攝影書的製作也不必限於單一的素材,除了影像之外,文獻或筆記等能夠協助敘事完整表現的物件,都可以盡量運用。

我之所以重視研究,是因為創作者在調查相關資料的時候,自然會與人有所接觸,可能是向人們詢問資訊,也可能是為了瞭解事件背景而與人們進行訪談。透過過程中無數次出其不意的邂逅與巧遇,創作者才能獲取到屬於他自己的情報,也才能拍到屬於他自己的照片。這種獨一無二的探訪軌跡,便奠定了其作品的原創性。

我必須強調的是,這並不是天賦異稟的人才辦得到的事。這是每個人都能夠做到的——每個個體都有他自身的獨特性。

後藤由美對家族史特別感興趣,在相關議題的探索中,她提醒學員應重視研究,以獨一無二的探訪軌跡奠定作品的原創性。圖/攝影之聲提供

您在訪談一開始時曾經提到,您接觸攝影的契機與您先生身為影像創作者有關。那麼您也對影像創作有興趣嗎?除了製作攝影書之外,您是否也嘗試影像創作?

後藤:雖然我對攝影感興趣,但在創作這一方面,我個人並不熱中。當然,我也還是會像其他人一樣隨手拍照、上傳到Instagram之類的,只是我並沒有特別投入到影像創作的領域。其實在和大家合作、討論如何呈現攝影作品的時候,我就已經感覺自己是其中的一份子,有充分的參與感了。

您教導學員們製作攝影書,扮演的角色既像是一位編輯,又像是一位策展人。對您而言,製作攝影書或是策劃展覽,這兩者之間有何異同?

後藤:對我來說,這兩件事是一樣的。「Reminders Photography Stronghold」這個空間也有展演用途,在舉辦展覽時,我們不會很單純地只展示攝影作品,而是以主題化、脈絡化的方式展呈。觀眾觀展時也感受得到主題的存在,並能和該主題進行互動。以這個層面來說,規劃一檔展覽和製作一本攝影書,對我而言是同一件事:它們都有主題、有脈絡、有組織,也在乎受眾。

對後藤由美來說,製作攝影書和策劃攝影展這兩件事是一樣的,都有主題、有脈絡,也在乎受眾,並且都是為了——亦即她以「Reminders」為空間命名的原因——喚醒人們的記憶。圖/攝影之聲提供

您提到在2012年創辦的複合式攝影藝術空間「Reminders Photography Stronghold」,這個空間以「Reminders」為名,是取其「協助記憶」的意涵嗎?您想將它打造為什麼樣的空間?

後藤:「Reminders」確實是取其「幫助記憶」之意。人們其實是健忘的,而影像除了協助記得的人們繼續記得之外,也能使遺忘的人們重新記起。「Reminders Photography Stronghold」的成立便是希望喚醒人們的記憶,想起一些曾獲關注,卻因時過境遷而漸被淡忘的事情。因此,除了舉辦展覽之外,我們也闢有圖書室,收藏大量書籍。空間的二樓則是我們的居所,同時也提供藝術家、作家們住宿,大家一同起居、一同生活,也一起關注社會議題,激起更多的想法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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