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我父親從農村北上來臺北打拼，舉家搬遷到被眷村包圍的六張犁，對普遍偏藍的都會生活感到滿腔憤慨；幼時的我看著電視機裡正襟危坐的李四端，耳邊是父親激憤的旁白與政治解析。那年正值臺灣解嚴前後，政治風起雲湧，我父親說，中華民國是個極權的國家，我們住在一個不自由的島嶼。那年我五歲，此言在心中造成龐大的震撼。
當時的我，舉頭所見的人們均自由地起床，自由地上學，自由地選擇想吃的食物，自由地行走，自由地呼吸，看著白雲、自由地在腦中做著各種白日夢，簡直可謂自由的美麗新世界；在很多年之後，我才知道，所謂自由，是一相對的存在概念，一抽象的認知模式；因為其之抽象與模糊，人們花了巨大的精力，搬運石頭、搭磚砌瓦，製作各種紀念碑，嘗試使它具體化，以聳立於世，永垂青史。
2019年5月18日，我來到韓國光州，展開為期42日的亞洲文化殿堂（Asia Cultural Center，簡稱ACC）駐村計畫。在這段時間，我身居地底深處，與龐大的民主紀念碑一同永垂不朽。
亞洲文化殿堂的開放廣場及大型電子屏幕。圖／張碩尹攝影
ACC為一巨大的建築結構體，其佔地16萬平方公尺（約為八個臺北市立美術館），號稱全亞洲最大的文化中心，其以舊全羅南道廳與周遭政府用地改建，由韓裔美籍建築師桂成宇（Kyu Sung Woo）操刀，被定位為紀念館、市民廣場與城市公園；因所在地為光州事件1發生地，建築師強調：一切的事物應以民主為最高點往下「反向發展」，並將建築體往下挖掘興建，簡而言之，便是將市中心挖了一個巨洞，從此以後，時光倒流，人類重新以穴而居。
首次抵達ACC的我走出地鐵站，跨過水泥結構的大門，沿著漫長的緩坡一路走下，迎面而來的是一弧狀廣場，左側是長達數十公尺的電子屏幕，右邊是一字排開的ACC兒童博物館（ACC Children）、ACC文化交流部門（ACC Culture Exchange）、ACC創作部門（ACC Creation）、ACC檔案與研究部門（ACC Archive & Research）與ACC劇場（ACC Theater），各部門建築體蜿蜒成型，構成巨大的圓弧表面，開放式廣場點綴著五顏六色的帳篷，巨大花圃裡，熱帶植物生長在鋼筋水泥之間；在這地底世界行走，頭上灑下電子螢幕光芒，心中有種時光旅行的奇特感覺，似乎，在那遙不可及又觸手可得的未來世界當中，人類已建立了一科技烏托邦，在那，與自然共存的大同世界以花圃和空中花園為形式，並以掃地阿姨日夜修剪、施肥、噴灑農藥而達成完美和諧。
ACC檔案與研究部門（ACC Archive & Research）藏有豐富的亞洲音樂、影像、表演藝術，臺灣區藏有陳界仁、許家維錄像作品，與《藝術觀點ACT》雜誌。圖／張碩尹攝影
初來乍到ACC，主辦方便安排我去參觀「光州事件紀念館」（May 18 Memorial）。紀念館為舊全羅南道政府大樓，日治風格的磚造建築複合鋼筋結構，呈現現代與古樸交錯的視覺趣味。館內共分多層，從光州歷史背景開宗明義，一直到韓戰前後複雜的國際情勢、冷戰關係、強人政治、到民主化運動。
光州所處之地為全羅道，地處偏鄉，經濟發展較慢，同時民風強悍，農民鼓譟、起義頻繁，知名者如1860年創立的「東學」，農民領袖崔濟愚結合儒、佛、道三教之說，外加巫術信仰，教旨講求人人平等，反對封建主義，頗有前社會主義味道；崔濟愚帶領農民種田祭拜兼練兵，成為能夠顛覆朝廷的農民力量，東學黨叛亂多年，朝鮮李氏鎮壓不果，於是奏請清廷出兵相助，此舉給了日本口實，引發了甲午戰爭。東學黨的故事讓我想到臺灣南部的一貫道，結合多教信仰跟地方勢力，搞宗教儀式又搞社會運動，只可惜臺灣農村凋零，如今叛亂需考慮代步車蓄電能力。
類似於臺灣的省籍情結，韓國則有道籍情結。韓國不僅南北對立，也有東西對抗，韓國西側為古稱湖南地區的光州與全羅道，東側則為古稱嶺南地區的釜山、大邱與慶尚道，全羅道與慶尚道的對立，遠自新羅聯唐消滅百濟，到近代強人朴正熙主政之後大量晉用大邱慶北人士，並側重在慶尚道地區發展工業，造成全羅道居民的相對剝奪感；相對貧窮、政治思想進步的全羅道，與相對富裕、政治保守的慶尚道，兩相對立之下，成為日後光州事件的導火線。
我在展間中遊走，漫步在光州事件複雜的關係網絡當中，其中多個人物、事件的發生相互交疊、彼此有關；展間陳設以文件、文物、口述歷史為主，融合媒體科技、環狀投影、立體呈像，並搭配大型裝置，製造出事件當時黑暗、混亂的焦躁感。最後一間展間是挑高的水泥屋，木頭天花板灑下道道陽光、映照著成百雙懸在高空的白色布鞋，耳邊傳來悠揚的古典樂聲，各種感官經驗交相脅迫大腦神經，從中蹭出幾道人類普世同理心的淚痕。
藝術村、基金會、美術館，全世界各地大大小小成千上萬的駐村單位如同漂流銀河中的繁星；當你搭上飛機、踏入異地、走進不同機構大門，你抵達的，是一個個具體而微又自成一格的平行世界，其公轉自轉，在國家政策、市場經濟、與跨國金錢流動之間運行，其微小存在與周遭宇宙拉扯、產生磁場、創造生存法則的地心引力；你在其中遊走、摸索、合作、對抗、找尋生路，並進行一段在迷霧中摸索而行的卡夫卡式旅程。
初次抵達ACC的我，走進了門廳稍顯陰暗的ACC創作部門（ACC Creation）。我坐在稍顯狹隘的辦公室內，啜飲即溶咖啡，眼前成排的辦公桌上堆疊著檔案夾、文具組、公仔與團購的海綿蛋糕，辦公室內塞著十人上下的藝術行政，臉上粉底遮蓋長期加班所遺留的淡淡粉刺，空氣中飄散著公立美術館辦公室特有的凝著氣氛。
創作部門的業務，除接待國際藝術家駐村之外，也包括器材之維護與租借、工作坊管理、與展覽工程之執行，職掌範圍之大，約是國立臺灣美術館加臺北國際藝術村兼營阿通伯器材行；ACC創作部門備有prototype工作坊、木工工作坊、電焊工作坊、3D列印工作坊、攝影器材室；prototype工作坊類似於自創實驗室（fab labs），基本功能為提供prototyping所需的工具與器材，從基本的電鑽、各式電子零件、電焊機，到較昂貴的設備如雷射切割機、CNC切割機等一應俱全；木工工作坊則包括切割床、各式電鋸與打磨機；3D列印工作坊則有3D掃描機（手持式與支架式）、各式3D列印機（線圈式、粉末式、光固化式）；攝影工作室則包括各式燈具、軌道、腳架、水平機跟專業單眼攝影機。
ACC創作部門藝術家工作室。圖／張碩尹攝影
總體來說，ACC投資了可觀成本，建立如此規模龐大的工作坊。但對使用者來說，此事卻好比老實人尋斧，華麗硬體設施如同河神賜予的金斧頭，僅管乍看頗具說服力，未必代表使起來便能虎虎生風；ACC工作坊儘管工具齊全，卻面臨人力短缺的問題，技術人員不僅需一人管理數十台機械的操作、維修與租借，還需處理主管單位的繁複文書作業，因此，每台機具供使用的時間，往往與技術人員有空時間成正相關；此外，在使用工作坊前，藝術家還需上所謂的「安全教育課程」，其為時三小時，內容包括翻閱幾十頁厚實的講義，並在安全教育影帶中觀賞電鋸劃過手指、釘槍打入大腿、鐵鎚敲打五臟六腑等血肉模糊、紛飛的畫面，並且，課程時間安排為單位表定、而非依照每個藝術家的工作需求，筆者的駐村從5月中開始，「安全教育課程」則安排在6月初，因此工作期程停擺足足兩週的時間；除此之外，大至使用3D列印機，小至借用0.5mm鑽頭，一切器材之使用，均須在兩天前提出申請，如此繁雜的文書要求、無限期的等待，成為藝術家哭笑不得的工作狀態。
光州是個清爽、安靜的城市。早晨的地鐵站總是有幾個阿桑在掃地，在一塵不染的車廂上，年輕人低頭沉溺於手機裡的虛擬世界，老一輩的阿伯則抬頭挺胸、對所有不幸與其目光交對之人投射出熱切的雙眼；鬧區錦南路被潮流服飾、手作咖啡跟手機飾品店所佔據，路上是如織的青少年，男的頂著捲髮、鬢角剃高的鍋蓋頭，女的則一律黑長髮、厚重粉底加上一抹豔麗口紅，粉紅色髮捲在瀏海上隨風飄逸；夜晚，廣場上點起各色燈光，民歌歌手在台上唱著抗議歌曲，一邊酒醉的上班族沿著人行道攙攙而行。此情此景，很難想像在30年前政府坦克曾隆隆壓過錦南路，廣場上擠滿黑壓壓抗議人群，機關槍掃過全羅南道廳，民兵倒下，肝腦塗地。
光州事件是光州的幽魂。這個城市的繁榮表象下有一種悲傷、肅殺的氣氛；如此的感覺偶爾顯露在老建物上殘留的彈孔、地鐵站所堆放的成排防毒面具、悄然無聲的公共場所，與老一輩的那張緊繃面孔，似乎，威權時代、軍隊、抗議歌手、死去的民兵仍活在這個城市的某個角落，在不經意間從生活細節中滲透而出。
ACC也許就像光州事件一般，矛盾地反映了社會的集體記憶與選擇性遺忘。ACC的成立，標記光州事件對韓國民主化歷程的重要性，也代表歷史對光州市民的平反。但文化殿堂之不接地氣，也往往成為當地人多所詬病之處。
在駐村期間，時常耳聞當地藝文人士對ACC的批評，內容不外乎其展覽項目大多是將國外藝術家引進光州，當地藝術家少有機會在館內展演，或是ACC營運上借重首爾的藝文團隊，而少聘用當地人才，又或是ACC的菁英傾向、展廳的大而無當、館內餐廳與咖啡廳之缺無，種種原因均將當地人拒斥於門外；如此，政府政策、單位營運方向、圈內人耳語與在地剝奪感相互催化，ACC作為以文化再造城市的雄心壯舉，似乎又再一次地，像是強加到全羅道這片土地上的中央政府意志。
這次的駐村計畫以「ACT藝術節」（ACT Festival）為最終成果呈現，展期共七日（2019年6月22日至28日），與新媒體藝術節「國際電子藝術研討會」（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lectronic Art，ISEA）共同舉行。
ACT藝術節以「食物駭客」（Food Hack）為題，著重的議題包括食品的生產與消費和其與生物科技的關聯性；ISEA則以「城市之光」（City of Light）為題，著重在電腦圖像、投影、數據視覺化與計算機美學（Computational Aesthetics）。兩檔共同舉行的展覽擴及ACC四大展廳，集結幾十組韓國與國際藝術家，展覽規模類同於小型雙年展；為配置為數眾多的藝術家，策展團隊使用了大量木作與隔間，儘管讓每個作品有獨立展示空間，卻也讓展間稍顯擁擠，影響整體觀展經驗。
展品中有不少讓人耳目一新的佳作，如韓國藝術家Yaloo所製作的光雕投影（projection mapping），以海帶做為元素、混合電玩與網路文化的視覺語言，讓觀者置身於既現實又虛幻的次元世界；展間一頭可見喪禮花圈突兀地豎立在走道，其為英國團體FRAUD（Audrey Samson & Francisco Gallardo），FRAUD探討數位時代下資訊的生產與消亡，質問使用者是否有銷毀自身數據、「被網路世界遺忘」的權力，並以「數據死亡」為題，製作想像「數據喪禮」的系列表演與裝置作品。
也有些作品牽涉複雜的程式編寫與繁複製作流程，如Johnny DiBlasi的大型懸吊式數位網絡，或Carlos Castellanos & Bello Bello的人／植物溝通系統，在技術層面頗有科技突破之野心，在最後呈現上則稍嫌虎頭蛇尾。
新媒體藝術節則是一場華麗炫目的電腦展、同人誌大會、與創客聯誼大賽，這裡集結了各大專院校師生和與商業絕緣的藝術家們，以三四年前最新、最炫的科技，在傾頹的工作室內利用批改學生作業的課餘時間所做出的驚人傑作。走在ACC的展間，我想像著一個被科技完全掌控的未來世界，那裡是否有操控一切、掌握人類生殺大權的天網？或是在核輻射的廢墟當中行走著的機械骨骸？或是，未來世界將會是一場永無休止的新媒體藝術節，在其中，科技其實從未往前邁進，所謂的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大數據不過是黑暗展間中以投影機和LED燈所創造的幻境，在這場電腦與人腦的永恆騙局之中，活在虛實共存的虛幻裡。
ACT藝術節。圖／張碩尹提供
在光州駐村的這段時光當中，我常常想到當年從農村來到臺北的父親，當年父親的一席話，似乎仍銘刻在整體社會的意識深處，從此以後，不論政黨再怎麼輪替，臺灣都仍將是個不自由的島嶼，不論未來世界如何燦爛，島民將永遠回首過去，對古代帝王與歷史偉人感到緬懷。
ACC既稱為「亞洲文化殿堂」，地點又設定在韓國民主化重要事件發生地，其本身便是韓國國族主義的投射；對我來說，ACC的存在是多重的，它讓人目瞪口呆、刮目相看，同時又自相矛盾、讓人摸不著頭緒並偶爾稍顯荒謬；在硬體上，ACC具備世界一流的資源，其建築結合地景、歷史建築、開放廣場、親民設施，不僅有美學上的創新，也巧妙反應光州特殊的歷史背景；除此之外，ACC每個部門也各具特色，ACC創作部門有金錢買得到的最好的配備，ACC兒童博物館之寬闊、明亮讓歐洲所有的兒童館都相形失色，ACC圖書館藏有廣泛又細緻的亞洲藝術文獻，ACC劇場設計之前衛世上少見；但弔詭的是，ACC 實際上不被當地民眾所使用，其所在地點位於光州最精華的鬧區，周圍流行服飾店、咖啡店林立，從早到晚車水馬龍，照理來講應人潮洶湧，但一旦跨入ACC大門，就像掉入冰冷的異次元世界，每檔展覽除了開幕時湧現小撮人潮，其餘展期總是上演三個導覽人員追著一個觀眾跑的奇怪場景。
如此矛盾性也反映在ACC的展覽運作上，初來乍到的我曾對於韓國展館的行政細膩度刮目相看，在展覽前兩個月，承辦人便跟藝術家確定展覽規劃圖，期間，策展團隊開了多次的佈展會議確認所有細節，展前一個月，每個展覽者都收到一份厚實的木工圖與施工藍圖；但弔詭的是，儘管有最詳盡的時程規劃、最充分的討論，本展覽卻面臨嚴重的施工延宕，導致藝術家進場時間嚴重壓縮，時程的壓縮造成連夜趕工的狀況持續發生，疲憊之下，月前辛苦製作的計畫表、施工圖、佈展會議討論的細節被拋諸腦後，最後，一檔展覽還是就這樣急就章地完成了。
在ACC，我接觸的絕大多數行政人員都對藝術有高度熱誠，並有韓國特有的堅強工作韌性與敬業精神，儘管如此，年輕藝術工作者面臨的是公部門普遍人力短缺、工時過長、與繁複文書作業的要求；每個展覽光鮮亮麗的開幕晚會，背後都是體制裡狹處逢生的辛苦成果。
韓國經歷傳統儒家君王政治薰陶、殖民歷史、冷戰結構，一直到近代的民主化轉型，如此政治格局改變在短短的一兩個世代之間發生，也許，ACC所反應的，便是此歷史背景下的社會慾望與焦慮；其宏偉的建築、寬闊的廣場，讓人想起中正紀念堂，只是每年約聘的藝術行政取代了閱兵交接，兩者相同的，都是將「民主」此抽象概念崇高化、紀念碑化的慾望，從這個層面來說，也許ACC的建築體本身就已是韓國魂的完美展現，而展覽品質、參展人數、設備之更新等瑣事，都已是其次的問題。
ACC的矛盾存在，也關係到我們對民主的想像，究竟「民主」該如何再現？是該如古代帝王宮殿群，宏偉卻滿是肅殺之氣？又或是菁英式的美術館，國際好評不斷卻被在地人視為禁區？又或是舊工廠轉型文創園區，成為網紅打卡聖地、卻被藝術圈鄙夷唾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