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懿珊（a.k.a.賴火旺教授）在「CREATORS創作／研發支持計畫」裡的計畫，是關於規範在網路空間中「（對被迫害者的）集體圍觀與網路暴力的數位刑具實驗。這讓我馬上聯想到了一個她與我的共同經驗――靠北藝術。
我們都曾經獲得靠北藝術使用者的「認證」。有不少藝術工作者已經看淡這個平台的批評能量，而把它當作一個成就解鎖的徽章，但施懿珊看得更宏觀。在與施懿珊的一對一集體治療裡，她說自己以賴火旺教授的身分，穿梭在不同地域網路空間中與認識網路匿名機制的經驗裡，有一些亟需被討論的技術倫理，以及匿名機制的批評公信力問題。
作為一位曾經被匿名靠北又研究網路匿名機制的藝術家，你是怎麼看待靠北藝術的？
在對網路匿名機制的研究跟關注裡，不同的政治體跟匿名工具的屬性其實有蠻大的落差。
匿名機制原意是為了緩解實體世界裡的權力不對等而誕生，但是臺灣因為這幾年社群平台上的靠北社團蓬勃發展 ，而且創平台的門檻很低，好像隨便都可以成立匿名的品牌，這種匿名機制因而被濫用了。本來匿名機制的門檻相對來說比較高，但這幾年的匿名爆料，就只是為了讓你社會性死亡， 並沒有脫離本來認知的權力不對等，或是成為圈子內話語不足時讓議題發酵的輿論，讓權力不對等的訊息被揭露。
像是我在大學兼課的過程裡，也跟當時的學生，聊到他們在學校裡遇到一些有爭議的事情，他們都會選擇上PPT、Dcard或是靠北社群爆料。基於技術倫理以及輿論運用的倫理上，我會嘗試勸說他們，如果要讓議題的公平性站在你這邊的話，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重視。
如果我是創建匿名靠北平台的人，我會架設另外一個審查匿名發言的機制。在沒有任何安全機制跟匿名規範的運作裡，很容易擦槍走火。如果在一個政治體或社會裡面，建構一個有效的公共論述領域，那網路匿名就不會永遠都是報復性的工具。
Facebook上的匿名靠北粉絲專頁「靠北藝術」封面（翻攝自電腦螢幕）。圖／陳晞攝影
另外，有多少人在圍觀這場匿名靠北的施暴？因觸及與圍觀引起輿論加成而造成受暴者的社會性死亡，是否應該要被處罰？現在我在「CREATORS計畫」裡面要實驗的，是關於處理網路暴力的數位刑具或數位監獄，靠北藝術的例子，就會比較接近計畫裡列舉的旁觀者與圍觀者暴力。
那麼在國外類似匿名靠北的平台裡，有哪些地方不同於Facebook上的靠北粉專？
我曾使用過蠻多中國的職業匿名平台，也算是有體驗到他們這幾年來的轉變。例如「知乎」或是「脉脉」，登入的時候會需要認證身分，不得不用真實身分參與匿名平台。以脉脉來說，這個讓職業工作者可以被認證的社交平台，其匿名功能跟知乎不一樣的地方，是匿名之後依然會顯示你的工作屬性，但這樣的方法基本上在臺灣不適用，因為你在臺灣發聲的話，圈子小的情況下很容易就被發現了。
在兩年前，這些網站的匿名功能非常受到重視，很多真正引起輿論效應的回答都是匿名的。但這也造成很多人覺得匿名的公信力，好像大過你實體認證的身分，也讓越來越多匿名回答出現。因此這些網路平台依舊有個試圖遏止亂爆料的查核與澄清的機制。
透過自身的經驗，施懿珊認為網路世界中的匿名機制若能在建構一個有效的公共論述領域的前提下，將不僅止於報復性工具而已。圖／施懿珊提供
在這些匿名平台之上，中國前幾年開始設置的網路法庭，主要是為了用來審查所有與網路有關的法規，除此之外也很快速地審理網路上遞交訊息的頻道，可以讓所有訊息直接進入到網路法庭的操作與約束。舉例來說，當你是被爆料的人，當匿名爆料的訊息掛上去之後，就會有當事人澄清的功能，一旦經過系統認證，那爆料貼文就會被貼上「實名澄清」，而進入到這個程序之後，就可直接連通到網路法庭，必要時，平台就可依法提供匿名身分給網路法庭，藉此去遏止超量的匿名爆料。
但後來，中國網路匿名機制的權力與公信力被削弱很多，也是因為在脉脉上發生了一件匿名機制漏洞的事件：有一個集團的人出來爆料說，他揭露了一個匿名機制的漏洞，被爆料的公司其實可以知道是誰爆料的，結果那個工程師因此被懲罰了。原來去匿名爆料的人以為很安全，殊不知這個匿名的面具是可以隨時被揭開的。
研究這些匿名機制，是否跟你早期的創作有關？
在2009年的「軟抗爭」街頭藝術行動，有點類似以匿名的身體駭入社會的街頭行動。但其實，這個計畫並沒有很適當地轉化到美術館的白盒子裡被展示，在「軟抗爭」中，我其實是比較傾向採取全匿名，但團隊還是覺得需要有自我揭露的部分。
從2010年個展之後我受到了一些衝擊，因為我對當時的生態很不滿意。周遭的同儕藝術家聊天全都是誰的作品賣、誰搭上誰，我其實想聊內容，但大家關注的不一樣，因此對那種狀況感到不太舒適。
後來我就去中國架設幾個論壇。2014年吧 ，我也算是以半匿名的方式，用網路身分存活很久。我透過火旺教授替自己做網路的續命。「三一八學運」佔領立法院之後，我也跟著加入運動，在抗爭過程中，也有很多心境的變化。當時本來有一些契機到中國工作，但那時的我自問：既然在網路社會上做這麼多抵抗，那我為什麼還要去？而那時候也質疑自己，為何對藝術圈生態產生這麼大的心結。我在不甘什麼？ 沒被看見才華嗎？我到底為何而創作？經費不足真的是限制我計畫的主因嗎？
在這之後，心態就調整為對補助沒有這麼重的得失心。很有趣的是，也許現在的評審結構跟氛圍有點變化，儘管還是一如既往地提案，但是被接納度有慢慢提升。真正的實體發表，是從2018年才開始有投計畫，在這之前有九年的時間是停擺的。這九年來，申請補助都沒拿到，到2018年之後，我才在慢慢參與展覽跟申請補助的過程中，反省之前逃避處理展演轉化的自己。
除了跟創作有關之外，也跟我自己在Facebook上的「受害」經驗有關：2014年的時候，許多媒體都在討論中國政府有意識地組織網軍與資訊戰，當時整個輿論的偏差讓我覺得很失控，因此我就批判了一下輿論對中國網際網路生態的誤解， 沒想到我收到一堆匿名的陌生訊息批評我，甚至要我「在藝術圈混不下去」。後來我報案，警察循著IP發現，居然是跟我完全沒有關係的藝大學生。
其實當時的我是在釐清大家太依賴Facebook機制的這件事情。網友攻擊的內容不外乎就是「中國根本沒什麼自由度，你怎麼會覺得他們的網際網路結構更好？」但其實我根本沒有說他們的更好，我講的是Facebook的監控資本主義，我們以為我們在Facebook是有選擇的，但早就是被控制的那一方，近年來很多紀錄片與研究，也越來越頻繁地在反省這件事情。
身為藝術媒體工作者與藝術評論工作者，其實我覺得匿名靠北的蓬勃，某種程度上也是因為批評的能量沒有出口。作為一位拿到計畫補助的藝術家，你又怎麼看待批評？
其實我覺得藝術圈的批判生態，在2007年左右時還蠻健全的，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大家都只講好話。評論是討論，對藝術家來說幫助其實也很大。因為我期待藝術評論跟藝術家是良性互動，今天藝術評論者批評了我，明天我用創作回應他的批評，我覺得生態才會流轉活絡。
不過這或許也跟我休息九年的身分跟心態變化有關。例如在看其他藝術家展出時，那個心境的變化就很明顯：在以前有心結的時候，去看美術館的展出作品時，都會拿自己跟展出者比較。現在在靠北藝術上的那些人，其實很像我十年前的心態。但如今我會蠻期待看到藝術評論對我的計畫有什麼樣的回應。
靠北藝術上的意見其實八成都蠻像是個人情緒的發洩，而沒有所謂的看法，搞不好時間稍微久一點就沒有人回應了。這讓我覺得，好像關於數位行動，我們一直沒有思考到「後果 」。想要在靠北藝術這個看似沒有後果要承擔的平台上肆意發言，匿名就成了尋私仇的報復性方法，或是意圖使人「社死」的現場。
技術物的倫理定位，可能在基礎教育上就需要被討論。例如在學校裡的軟體課裡，我都會花一堂課的時間，跟學生講網際網路技術有哪些倫理規範，而不是只有著作權的規範。我會跟他們說：「你要謹慎使用手上的技術物跟技術工具，因為它隨時有可能成為用來報復的工具。」
遭遇匿名靠北的負面能量該如何消解？它對我來說是一個系統性或結構性的問題，如果機構能有一個公平議論的平台，或是一個發展輿論的機會，對我來說會是重要的關鍵，因為它才有辦法去處理跟消解這些意見，並且讓這個環境更能容得下批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