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ATORS創作／研發支持計畫」（簡稱「CREATORS計畫」）以「CREATORS 五週年：將來形狀」扣題，舉辦三場圓桌系列討論會。最後一場「旁觀他人創作：觀察顧問的田野」於2022年9月3日於舉行。本場由「2018 CREATORS創作／研發支持計畫」統籌暨關渡美術館策展人侯昱寬主持，邀請導演兼策展人鴻鴻、策展人兼藝評家周伶芝、社群經營者兼CREATORS陪伴觀察員孫以臻，與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王聖閎作為與會嘉賓，聚焦於隨創作支持系統興起伴隨而生的各式創作陪伴者、創作顧問、戲劇構作、觀察員等新角色，探討其角色定位、工作方式、與創作者的關係等各種面向，以及是否有哪些新的可能性。

侯昱寬：想請各位談談當前的創作陪伴機制，過往的創作其實是非常作者論的，可以由個人獨立完成的，無論是表演藝術的導演或視覺藝術的創作者，可能都是一個單方面主控權很強的意志。為什麼當下的創作會覺得需要陪伴，這樣的陪伴工作又是如何進行，陪伴觀察員又是什麼樣的角色？

周伶芝：如果是從表演藝術來看，我們都以為「陪伴顧問」一詞好像是這十年才出現，雖然臺灣較少有像這樣的職位，但其實它無所不在。這個角色可能是基於表演藝術有共同的創作關係，在劇場裡面大部分都是以導演或劇作家作為一個主角去看這個創作作品，可是劇場終究是在一個空間裡的總體藝術，所以如何在各創作部門間的協調，不會是只停留在導演一個人身上，而是共同協作的關係。陪伴者不是一個完全外來的新概念，是一群人共同創作的時候彼此在創作概念上協作、協商、協調的關係；不同的對話關係，形成劇場內一種集體的美學。

我認為今日顧問或陪伴角色的出現，其實有個明顯的轉變，就是專業的機構化分工愈來愈清楚。能發現在劇場美學上有個清楚的轉向，不再是以編舞家、導演或劇本創作為主，劇場的形式或美學也出現愈來愈多實驗性的實踐。而這些角色在實驗這些形式或美學時，需要去突破原有的分工模式，這之間有個美學的轉向，讓我們在這樣的寫作關係裡去突破框架或意識形態，去進行過程中的溝通。

從機構或藝術節的角度來說，這一個姑且名之為顧問或陪伴的角色，很像中介或協商者，怎麼樣去思考這個多邊關係、怎麼樣去思考在不同的類型間為機構找到適合的創作者，並且去為創作者找到適合的創作語彙。以我過去的工作經驗來看，與其稱之為「陪伴」，或許更應該稱之為某種「合法的干擾者」。我覺得這個對於陪伴來說是一個有趣且曖昧的位置，這個陪伴不見得是在陪伴創作者，也不見得是在為機構服務，反而更像是在這樣一個中介角色裡試著尋找藝術的社會性、公共性。

陪伴者、觀察員這樣的角色到底是在什麼樣的脈絡下出現的？又可以為實驗階段的創作者帶來何種影響？圖©C-LAB

鴻鴻：機構作為出錢的老闆，或者是補助的單位，需要一個專業的人可以代替它去監督、審核這個過程有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不管補助計畫或委託創作案，一個專業者的角色對他們來說是可以比較被信賴的，由機構出發的角度，我覺得這種權力關係還是存在的。另一種是團隊自己本身需要的，他（們）會去邀請一些創作顧問來陪伴，這個其實就跟專業化有關，對每個環節的專業度都有更高度要求時，這樣的需求就會出現。尤其在現在，跨界混種的創作實踐愈來愈多的時候，可能真的需要一個旁觀者的眼睛，從一個比較抽離的觀點來看待現在孕育這個創作到底能不能成形，這可能需要有一定的相關經驗，但並非是身處於團隊中的人，可以有一雙代替觀眾的眼睛在過程中給予建議。

孫以臻：我想，一種是創作者在過程中會想要找人講講話，這樣的陪伴可能有心理層面的安撫作用；另一方面是在當代藝術裡面有愈來愈多跨越不同學科的創作計畫正在發生，此時就必須要不同專業的人加進現場來一起創作，這個時候當然就會有不同學科間溝通上的障礙、盲點，或甚至是溝通不了的地方，因此對於觀察員的陪伴或需求也會愈來愈強烈。此外，觀察員的需求並不是近期才出現，但這樣的需求時程愈來愈往前提，整個生態或創作團隊想要做的事情是把這個角色錨定出來，透過不斷地邀請人去擔任這個角色，讓那個人也去摸索作為一個觀察員他自己的定位在哪裡。

王聖閎：我本身是藝評人出身，觀察到這幾年視覺藝術圈也慢慢地將藝評角色轉變為觀察員，透過觀察員的角色到底要做什麼的討論，藉著像是「CREATORS計畫」的過程也讓這個討論逐漸成形，跟上表演藝術圈已行之有年的討論。

「CREATORS計畫」包括整個C-LAB的機構，最核心的命題其實是因為整個臺灣社會都很瘋狂地在做各種有績效的文化展演跟慶典，追求成果計畫亮點、可以核銷的關鍵績效指標。現在是否還有一塊淨土可以大膽地宣稱過程導向，可以宣稱不以成果為目的，允許創作最終沒有可以看的到或驗收的東西，而是很多實驗失敗的狀態。如果說要面對這種績效主義和稽核社會的壓力，我知道像C-LAB面對的這類壓力非常龐大，最後還是要做展覽、還是要面對外界的考核。所以要提出一些東西，所以我們勢必得在文化實驗上，某種程度對抗這個根深蒂固的可視化邏輯，那文化實驗到底要去揭露什麼？我認為這裡頭創作顧問和觀察員的角色非常關鍵。文化實驗跟文化展演最大的不同是文化實驗不是在展示，而是要去找到可以被存蓄起來的創作力量。幫助創作的思考力量找到一個被收束、沉澱，以及最重要的是可以被持存的狀態，在這樣的情況底下，才不會好像創作有了一點小小的成果就把這個力量撒出去。我們的大環境好像就是在做這件事，有一點點成果了趕快去申請補助、趕快去寫計畫書，我覺得C-LAB在做的事情就是跟這樣一種可視化邏輯在對抗。

周伶芝：在「CREATORS計畫」的參與經驗中，我們會發現這些計畫反而要去逼向某種失敗的邊緣的狀態，這個失敗不是說這個計畫是不值得被付諸實現，反而是說在某一種規格或補助機制底下，這個失敗有沒有可能重新思考或拋出問題。我覺得書寫是幫創作者從過程中提出問題，以及將方法的形構過程呈現出來，幫我們在書寫、閱讀跟編輯的過程中有機會跟這些「CREATORS計畫」的作者們，一起去思考在過程中拋出來的某些難題。

所謂的陪伴或觀察介於機構或創作者中間，因為我等於是機構請來的，我會去思考的並不是創作團隊能達到什麼樣的階段，反而是要如何跟機構合作出一套實驗的模式，讓這些入選的團隊有機會在這樣的空間裡面去做實驗。（…）但在機構發出邀請前，機構是不是要先讓自己的社會跟美學責任達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去提供一個比較好的環境，讓這些團隊可以在這裡知道有什麼樣交流平台與方法構作的可能性。現在（觀察員）真的就是一個既是干擾者，又要保持一點距離，並帶入一種反身性的批判；保持某種距離跟空間才可以去重新質疑，而不會落入某種科層化的官僚思想，我覺得那種狀態是很容易被詬病的，而且容易被定型的，構作其實就是在做這種一不小心就踩到界線的實驗。

參與2022年「CREATORS計畫」的藝術家李勇志（左）、宋佳芸（中），與擔任陪伴觀察員的孫以臻（右）於「剝離：尋常痕跡技術操作」展覽座談現場。圖／陳晞攝影

孫以臻：因為我自己所參與的角色並不涉及書寫，我比較可以分享的事情是在自己擔任策展人角色與觀察員角色兩者之間的轉換。在擔任策展人時，跟創作計畫的陪伴關係會比較有一些試著要去引導的方向，但當角色換成觀察員的時候，那個時間感跟節奏感應該是我在「CREATORS計畫」中最喜歡的地方，那個時間感不會讓你覺得要跟這個藝術家要在某個時間點完成某個事情，所以我最常跟創作者聊完之後有一個共識是「沒關係不用急，慢慢來」，走一步算一步，慢慢把作品摸索出來。但我現在回頭看這件事情，當時是因為我們沒有這個展演的壓力，沒有說哪個時間點一定要做完什麼事情；在這個過程中，機構設計了觀察員的角色，實際上是用一個長時間的尺度去將生態裡面一種比較慢的合作和協作關係再建立起來。

王聖閎：他（觀察員）可能有三個現場：一個是跟著團隊走進創作、摸索正在發生的第一現場；第二個是在這樣地機制底下，在開放工作室的場合中跟進駐團隊互動的第二現場；以及最後讀者閱讀到他們所生產文章的第三現場。這三個現場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我覺得觀察顧問需要很敏銳的覺察，甚至要有一種自我揭露，就是在一個什麼樣的場合看到創作上的難度跟困境，或是實驗上的挑戰，他是在哪一個場景去觸及到這件事，而這件事情有沒有可能透過書寫去慢慢形構出一種文化氣息？寫作有可能去把這個文化氣息去勾勒、建構起來，讓外界的讀者認識在這個機制底下正在形成一種截然不同的創作生產關係，而這個創作生產關係跟我們在一般文化展演裡頭看到的速度感是完全不一樣的。另外，有沒有可能寫作本身就是在成就這件事情？寫作本身就是一個讓一切慢下來的剎車器，而這個剎車器允許我們某個程度上感受到創作過程的不可見性？但是寫作畢竟還是有一些揭露，我們知道在創作上的糾結跟意涵，某個程度上也是適度地想要跟外界進行溝通對話，讓這兩者之間有所拉扯。

鴻鴻：其實討論到觀察員或觀察員的書寫，就讓我想到在討論戲劇顧問或戲劇構作的功能不是對內而是對外的，這個角色是要去溝通創作者和觀眾閱聽這一段過程，讓大家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脈絡去理解這個作品或計畫正在發生的事情；中間有多少可能性是經過考慮，決定捨棄或怎麼樣變化，這個過程有點像是把藝術集體創作當中很多不可見的奧秘記錄下來、傳達出來，其實也是擴張創作的一種方式。這樣的一個紀錄可能跟創作一樣有價值，因為任何一個作品就是個單一個作品，尤其像表演藝術，可能演完就沒了。但能留存下來的東西經過大家反覆審視、理解創作過程中的思考方式，讓觀眾不只是當作消費者去欣賞一個作品，而是去理解這個作品何以生成、動機是什麼、在過程當中經由多少考量變成現在的樣子。

「CREATORS 五週年：將來形狀」扣題，舉辦三場圓桌系列討論會。最後一場「旁觀他人創作：觀察顧問的田野」於2022年9月3日於舉行。圖©C-LAB

侯昱寬：在這個角色被定義下來時，是否也會帶來一些反思跟困境？

王聖閎：我想的是寫作者、評論者本身的困境，就是說在這樣一個機制當中，某些身分被混淆了，某些在過去可能是被分工的角色，因為機制本身的設計使得他必須要被重新洗牌，身分與視角的轉換上是不是會有一些掙扎。

在過去評論人的角色跟觀察員的角色可能應該要被拆開來，觀察員被認為應該要是個能夠同理創作者的角色，要感同這個創作者的艱難和裡頭很多複雜的細節，甚至需要把很多複雜的細節給呈現出來。可是評論者可以很事後諸葛，就完全是以結果論，評論者好像不應該介入，否則可能產生倫理上的混淆。現在好像來到了一個很奇怪的轉換點，這個過渡期是我們重新試著想像觀察者與評論者的角色有可能重疊，或是他們的生產關係能有一個新的想像。我覺得在這樣的過渡期裡如何不斷地去提示寫作者的位置，重點還是我們前面提到的反身性的問題，要怎麼不斷提示寫作者在什麼樣的觀察位置下去展開，這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鴻鴻：其實聖閎談到觀察員跟評論的矛盾在我自己身上也經歷過，因為我以前也寫評論，但是也擔任很多觀察員或類似的角色，的確有時候自己都會有點立場上面的混淆。作為觀察員不管是不是得保持一個距離，我是站在創作者這邊的，可是我們理想中的評論是要冷靜、客觀甚至冷酷無情的去審視創作。這中間當然是有立場的相對性，就我個人來說會盡量在置身於其中一個身分時，不跳到另一個身分假裝客觀，清楚地表達自己在發言時候的立場是什麼，讓閱聽人能夠理解。但我覺得還是會出現矛盾，例如有時候我會想要嚴厲批評我參與的創作時，又覺得自己沒有立場講這些東西，有種背叛的感覺，但同時又覺得難道我不能表達真實的感受嗎？我認為，的確是會有這種困境存在。

周伶芝：藝術書寫的類別是不是這麼明確地劃分為「觀察」跟「評論」兩種形式？從觀察到評論中間過度地帶是什麼？是不是有一個書寫的新可能，這個新可能又會是什麼？今日，觀察員這個角色如果是由機構來邀請，機構可能對此有期待，期待觀察員如何透過書寫來記錄，但這類的紀錄難道沒有評論的價值嗎？我覺得這跟我自己當過一些戲劇創作顧問有些類似，就是這些創作在深層發展的時候――姑且稱之為文件好了――有可能是一些田野調查或身體訓練，這些不必然是跟創作相關，但在實驗過程中，這些文件和材料的處理是不是有另一種被閱讀的可能。

這個角色不管是在書寫、提供建議或問題的辯論中，自身也在實驗某種美學跟藝術上的概念，我覺得這個角色跟書寫都有一個立基於歷史跟美學上的責任，是基於過去我們熟悉的形式在轉捩點中採取了哪些策略跟位置，如何去面對這個生態跟結構之間的呼應，這中間一定會有許多拉扯，但這個反身性的思考決定了在某些時候用「介入」去改變某些創作的質地。所謂改變創作的質地也不是為了去改變藝術家，而是這個創作有沒有一些被打開來的可能性；藝術如果是一種感知形式的集體創作，那其中還有什麼空間是可以跟觀眾溝通的？就像前面提到的戲劇顧問，這個角色其實非常多重，可能是個書寫回顧的人，也可能是個整理在深層過程裡面所有文件材料的重新閱讀者，可以不必然站在創作的角度，又或是站在藝術脈絡的角度，也有可能是站在機構跟創作者間協商的人，這樣的協商並不完全是以某一邊的利益為主，反而是讓他意識到保持這個距離是為誰而保持，而這距離的拿捏還是回到我們自我設定關於美學責任或歷史書寫是怎麼從過去的研發或既定的語彙裡面，去尋找某一種藝術持續面對未來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