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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圈養的澳門藝文,那些看見與不需被看見的慾望

在政府贊助的圈養框架之中,不論是藝術家、表演者還是創作人,沒有了危機感,文化的想像力全然集中在申請表上的空白填充處。圖/思崎井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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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日期2021.07.28
撰文 思崎井
澳門藝文產業藝文補助

也難怪整個澳門的藝文圈都隱形於眾多華文化之中。

不被看見的澳門文化本來就沒有所謂要討好誰,我想先說一個轉捩點,就是那個龐大資助系統的誕生,2014年起,每年以億澳門元作預算的文創基金相關項目開始了常態申請,政府開始更明瞭無形之手直接或間接伸入市場的重要,這也是長期以來引人詬病的政策,真正的推手由市場導向轉為以資助金額的多寡來衡量。

市場規模的大小,往往是每個發展藝術文化的地區最常遇上的問題。以藝術為例,一般所理解不管藝術品有多崇高,商業市場的價格反映了它自身的市場價值,所謂藝術無價,但大都有標價。其中的買賣宛如工廠生產線,在一個健康的生產循環中,政府作為市場的看守者,應該是以政策去保護市場,做一個好的文化推手,鼓勵各式各樣的品味,保護創作不受打擾,而不是統一工廠,各人的競爭事實上是為了在獨裁制度下多瓜分些補助。

在政府贊助的圈養框架之中,不論是藝術家、表演者還是創作人,沒有了危機感,文化的想像力全然集中在申請表上的空白填充處;在澳門,每當我們在討論藝文領域發生的任何議題時,也難怪主流聲音首先會把藝文工作者貼上「這規模一定拿了很多錢」的標籤,因為任何創作也並不是在尋找自己的觀眾,而是誰能更聽話、精通世故,只要把意識形態做得更好,在圈養中就能拿到更多,惡性循環,因為觀眾早被排拒在體制之外,我也毋需要討好觀眾,作為一個既得利益者,壟斷主流發言權就是保證自己有更多工作的權利,有能力去討好審批的那些少數人才是得到更多褔利的關鍵,獲得更加完整的生計保障。

「地少人多」一直是澳門長期引用的藉口,文化設施在城市的佔比亦因此不太被市民放在討論的優先次序之中。圖/思崎井攝影

澳門關於文化資助的名目眾多,澳門基金會、文創基金、文化局主辦的常態及其轄下不同單元的補助等,都大同小異。其中以文化局設立相關藝文的常態補助為例,主要分為年度及單項計畫資助,前者需要在前一年某個特定時間,把明年(或之後數年)所要完成的項目都詳細敘述,審批者再以項目的評分批出每個計畫的預算百分比,只要是寫在計畫之中,不能無故取消或修改,否則要面對冗長的文書解釋,或會影響來年繼續申請補助的分配。所以有輿論認為名氣大、有人脈關係網、出色的遊說,有時更能得到資源;單項申請則最少需要兩個月前提出。另外,根據文化產業基金數據統計,2017至2019年,總資助額高達1億4,000多萬澳門元,其中單一公司無償資助總額可以高達900萬澳門元,如此數字在國際上也算罕見,但「這些公司似乎都不是活躍於我們的時空中,無須向外界宣傳,也無須面對本地客戶」。

藝術的補助不等於經營生意,前者根本不能用成本效益、市場去衝量,但創意工業可以,兩者根本不能混為一談。在文化政策混亂的澳門,商業模式和藝術成效掛勾,主宰文化活動補助的部門沒有和藝術家建立良好的溝通機制,用消極被動的資助方式做文化資源的發放,一錘定音,決定藝術活動來年的生死;而另一個擁有巨大資源的文創基金,理應像一個投資銀行,去慎選值得投資的公司去資助其內容,了解什麼產業環境才能維持穩定的生意,什麼產品有好的故事。邏輯上應與藝術不同,但實際我看不出有什麼界線在領域之間區分。

以上制度都體現政權對文化的看法,就是數字的量化,當政府涉入文化生產,就必定使用量化的數據去衡量創作者的方案,沒有人能保證藝術的靈光乍現能有市場,但只要在申請表中打造一座富麗堂皇的宮殿,就自然能讓人膜拜,一切都跟隨指引做事,看似一絲不苟但官僚感覺明顯。

澳門市政署管理市政事務,同時掌握城市美學的話語權,在價低者得的外包招標制度下,節慶裝飾的美學與質感常引人詬病。圖/思崎井攝影

本來不存在的文化,催生了不存在的制度,也讓很多本來不存在的利益滋生。可能在澳門,藝術與社會間毫無關係。

這座城市的競爭並不在於自我創意的提昇,而是花不完的錢就在眾人面前,有本事就把它全拿光,文化資源浪費的確是最大的隱憂。

高額的藝術贊助資金,催生了很多在這之前沒有的事物――職業化,職業化讓創作者更加離不開被圈養的狀態。以往在澳門要當一個全職藝術家不太可能,很多所謂資深的藝文工作者背後,都有另一份穩定的收入,白天可能是個公務員,和那些同事一起談論結婚、房貸和休假規劃,他們有固定的生活規律,相同的生涯規劃,差不多的朋友圈子,藝術工作則視為興趣,在下班後做點什麼來平衡一下生活。和一般認知的藝術家生活形態的捉摸不定不太一樣,有人說,藝術家不愛上班,因為生活變得機械化後會讓創造力僵化而衰竭,長期待在制度中蒼白而枯朽,我們何其幸運,藝術文化只是我們平時消遣娛樂的其中一部份。

澳門的藝術家都入世,觀看世俗裡的浪漫遐想。

他們當然知道,自己的手能變出一個屬於自己當主宰的世界,但離不開現實,要生活、要吃喝拉撒,以往的業餘生涯一去不返,所以當文化變成一種承包工程下的產業,就如同潘朵拉的盒子被打開了,剎那變成服務於世俗的娛樂事業,體會優先於文化,質疑、追尋通通失靈,排山倒海的任務壓得渾身不對勁,因為你只能不斷地被說服:沒有了這些文化節慶,你的表演、藝術品只是一堆道具。

市場太小是原罪,但諷刺的是在疫情前,澳門每年就接待了3,000萬外來人到訪,誰還敢說我們市場小。頃刻,城市在瘋狂蓋賭場之餘,同時也在進行昂貴而華麗的文化工程,兩者被捆綁在一起,都需要大量人力資源,一樣渴望創造符號以便進行各種儀式,所以我必然想到用建築工程來比喻文化工程,大膽肯定澳門對藝文的標準,娛樂事業和藝文創作中間已經劃上了等號;因為計畫、外包制度、招標等都一模一樣的流程,才會引起戀愛.電影館的價低者得外判風波,輿論認為文化工程需要有另一套更客觀的看待標準。

澳門政府推行的「負責任博企」計畫鼓勵博企對社會的資源投放,雖然常被質疑為賭牌續期的重要因素,但無疑能讓澳門藝文活動更加活躍。圖/思崎井攝影

每道光線、每扇窗戶、每張臉孔、每個刻度、每個符號、每次的演出、每一張賭桌、每一個藝術節慶,都是為了收買遊人的靈魂,只要能勾住來者的心,就是一個成功的文化工程。這樣才能實現城市的一端是用來消費,另一端是為了滌淨心靈的承諾,好讓遊人有氣力再繼續消費。即使在法國,被喻為藝文創作之都,也經歷過文化補助的種種爭議,最具影響的藝術成就都不是在體制內誕生,如今還能讓所有文藝青年所推崇的新浪潮電影,就是為了抵抗體制,發展到最後也是中止於政權文化政策的伸手,短暫而燦爛。

如果金錢的助養是藝文工作者失智的表演,那麼文化政策的落後就是那薄薄的入場門票。

制度是把雙刃劍,如果被利用就成萬惡的根源,但公平的規則、良好的機制才能鼓勵藝文的成長。當代哲學家勞思光曾就一個成熟獨立及能自足運作的文化系統,提出「三層建構」的觀點,最低層由我們的生活及習俗組成,簡樸、部落式的;第二層是制度,某種程度能發展出主宰,讓表現自覺提高;最上層是價值規範的意識層,比如獨立思考、自足及國族等,我可以看成是現今流行所指的身分認同。所以通常大多數的極權國家,很喜歡高舉文化,因為控制了文化,大部份民眾只能霧裡看花,任由被指定的親政府或其特定社團去經營文化,控制來自地方的其他反向失控的想像力,受資助者的創作無時無刻都在自我審查。顯然,澳門由低層的發育不良,至上面的斷層,再由政權去作出所有文化定調,都明白掌握了話語權就能讓不聽話的人餓死,觀念層和制度層都在同一個價值及判斷標準,獨立思考變成了零星的價值,早被排拒於主流,被主流所唾棄,好的思考根本沒能在意識結構之中集成,更遑論創作。

一般而言,面對洋洋灑灑的金錢收買,往往會讓藝文工作者陷入一種困局,雖然經濟上可以依靠金主脫困,但創作的高度所涉指的問題非關金錢,做出好的作品很需要不卑不亢地讓自己看見社會的不公義,否則在制度中遊走只淪為例行儀式,缺乏中心思想,但我看不見想抗議的人,人也不知不覺遺落了很多該有的野心。

本來不存在的文化,催生了不存在的制度,也讓很多本來不存在的利益滋生。可能在澳門,藝術與社會間毫無關係。

澳門在2005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此後在文化資源分配上便向此傾斜。遠處發光物為聖保祿教堂遺址。圖/思崎井攝影

這座城市缺乏對文化的渴望,關於藝術文化的相關論述更是少之有少。這情況最初與前殖民管理者有關,可以試著把時間推前到葡國政權還在澳門行使之時,藝文活動一直分庭抗禮,葡語系和中文語系互不干擾――所謂中西交融的完美示範,這個澳門主旋律一直沿用至今,但諷刺的是,維繫兩種截然不同文化的根本是互不認識、互不理解,所以互不排斥――前者無論在地理位置或階級都位於權力中心以內,由政府主導的藝文活動所面向的都不是當時佔超過九成的華人社區,後者的零星藝文活動通常都是由民間所推動,業餘的藝文工作欠缺公共設施配套,沒有規劃及分佈不均。草根的文化活動雖然能見雛形,但階級讓兩者形成了只限於一個圈的框框,如同擺在美術館的作品,放進去的就是藝術,屋外的通通不是。在澳門深耕多年的藝文工作者莫兆忠早在《空間》一書已經點出這個問題所在,他以藝術表演場所作為引子,以城市藝文空間去評論包括建築、街區、文化及生活習俗,他直指文化公共設施的不足,文化策政的落後,在權移交後情況也延續了這個傳統,讓市民與文化藝術產生強大的隔閡。

如果要崇拜藝術,就必定要進入指定的場域,歷史流到此刻,為什麼澳門人仍不去爭取應有的文化話語權,間接拒絕各種權利,對周圍的事不發出疑問、去追根究柢?或者可以歸究於在地對公共參與的漠不關心,澳門從來沒有經歷過什麼危機,雖然不是真正的平靜,但在這座城市,我聽不見多元社會應有的眾聲喧嘩,處處是決心隨波逐流的人,對身分認同極其模糊,以平靜過活主義來挾持彼此。政權過渡前被淡化的國族認同,經歷十月革命後的葡國,宗主國由極權走向共和,殖民地紛紛受惠,民主政制從天降下,澳門出現華文世界中首個由直選產生的議席,但通通沒能讓人民覺得自己是土地的主人,四、五百年走來,澳門做過世界中心,也經歷邊緣,面向過現代化,從最貧窮到世界最富有,但仍然單純、保守、自私,活得更像一個通常定義下的中產階級。我沒有理由打擾那些人認真地過生活,澳門演得更像「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所指,他們不甘做社會進步的受害者,要做既得利益者,所以才選擇了這片土地。

有了光線才有影子,有人的地方才能有文化產生,《十日談》裡中的哲學詩人古意朵.卡法澄第(Guido Cavalcanti),總是拒絕與其他一眾的富家子弟玩樂,所以他常被嫉妒排擠,宛如澳門目前的寫照,當然澳門人並不是那個思想已經超越同儕的卡法澄第。

藝文工作者成為那些沒有拒絕玩樂的人,雖然存在著種種的不合理,但只要願意加入就能輕易得到他們的舞台,在澳門過度而不透明的文化保護下,眾人可以跳過市場機制,忽視全球化,不用跟島內外的人競爭,形成了一種畸形的生態,另類的文化孤島,嚴重拖慢了本該和社會同步發展的文化步伐,此舉亦合理化了種種不合理:藝術不一定要站於政權對面,藝術的本質就是誇誇其談,利潤成本與危機質量脫勾,只做大眾作品,所謂的市場無非是為了符合金主的口味,擴充規模就是為了跨入中國的珠三角地區。處處舞台下,即使還沒準備好的作品,只要硬著頭皮就能獲得掌聲,不需要用商業交易來增加聲譽,不需要考慮成本就能源源生產。誠然,迄今為止,澳門長期獨佔最大文化預算的人,或者並不怎麼為人所認識及認同,雖遭外界詬病,但從來不用為你及自己負責。

與澳門一河之隔的珠海市橫琴,正規劃「粵港澳文化創意產業園」,加上受澳門政府資助澳珠聯營的設計中心,加速中國與澳門的文化融合。圖由澳門蓮花口岸眺望橫琴。圖/思崎井攝影

他們代表了體制,所有人都只代表體制,沒有聲音去質疑政權由上而下的政策,通過金錢去誤認世界創意工業,對文化教育更是嚴重誤判,以致所謂文創被大量粗製濫造,完全迥異於藝術的獨立自主,結果什麼行業都等著被披上了文創的大衣,陸續出現「文創魚蛋」、「文創功夫」等笑話出現,在沒有公民監督的制度下,笑完了,補助還是跑進了他們的口袋,作為生意,在討好審批者方面顯然非常成功,如果有人能將他們自身所代表的觀念整合,再把它獨立作分析,就能輕易看到過程中的文化危機,是觀念和制度所引起的問題,當然這些都不是一時三刻能改善,也難怪澳門只能坐在冷氣辦公室去討論文化,沒有產業何來文化產業提升,本來澳門就幾乎不用課稅,減免文化稅也難實行,文化設施更是土地問題,牽涉另一種政治角力……用金錢換取勞動變成唯一快捷可行方案。總有些人在體制之外,真正需要金錢去維持生活的藝術家最終也不能堅持,因為創作時間本來就很長,不能再自命清高,索性一起跳進這個品味不會起衝突的花圃中,一起當其中的快樂園丁就好。

藝術是我們抱怨的證據,藝術家都以為自己是自由的……但一旦有了錢,價值就會消失,說穿了,澳門其實並沒有任何藝術家,僅有的證據也隨之煙消雲散。

那麼文化的想像力是不是真能憑空想像出來?非關經濟和金錢狀況,而是你與制度的距離所決定,要站得遠才能思考我是誰?什麼是我們的文化形象?現實的澳門,是金光燦爛的,那些賭場折射的鈔票光芒早就沖毁了人們對理想的幻想,也沖壞了制度,剛剛我們就接受了城市安排給我們的面貌,習慣了四下呼吸的空氣,享受了一場美味盛宴……一座城市的文化缺失,誰會花心思去在意。

住慣了澳門,誰能不變成紈褲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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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日期2021.07.28
撰文 思崎井
澳門藝文產業藝文補助
Author 作者
思崎井全職笨蛋,兼職平面設計師,在 SomethingMoon 做設計,有時做策劃、出版及畫畫。寫字時會叫自己做思崎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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