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哈格林（John Hagelin），出自朗達．拜恩（Rhonda Byrne）的《秘密》（The Secret）2006
――傑琪．王（Jackie Wang）〈書呆子和警察的故事》（This is a Story About Nerds and Cops），出自《監獄資本主義》（Carceral Capitalism）2018
上面兩段引文令我們有種微妙的混搭感：新紀元運動中的暢銷書《秘密》，遇上了對於監控與演算法的恐懼。3這一混搭裡，除了諾斯特拉達姆士（譯者注：Nostradamus，16世紀法國籍猶太裔預言家）式預言的還魂，還定義了我們姑且稱為「決定論光譜」的兩個極端，或是標注了動力因圖譜上的兩個取樣點。換言之，這兩段引文在還原現實的時候，依據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取態。
《秘密》說，人的思維構建物質世界。在這個由歐普拉（譯者注：Oprah Gail Winfrey，美國著名電視脫口秀主持人、投資家、慈善家及演員，美國最具影響力的非洲裔名人之一，入選《時代》百大人物次數最多者）背書的笛卡兒式自我想像中，創造的機制，即帶來改變的驅動力，便是「思想」（mind）――這就像是某種變異版新教中的無形職業規範，好比說，只要我足夠專注，我就能創造宇宙。4如果我連續一年每天都夢想能得到全新的廚房地板，毋庸置疑，我就能得到全新的廚房地板。
但除了這種純粹目的性導向的彰顯，《秘密》還同時堅信功能性批判（functional critique）的不可能性；它指出，如果一個人產生「負面」想法，負面的事情就會發生（也就是說，批判或強烈反對實際上會導致被批判或反對的事物實現）。按照這一定理，如果一棵樹在無人之境自行倒下，大概就是因為有人正在抗議濫伐林木，而這種抗議就是造成樹倒的本因。更嚴重的是，在這點上，《秘密》有著法西斯主義5的一面：它將歷史性的創傷歸咎於被壓迫，甚至被更殘忍地對待的那一方；雖然並沒有直接說明，但它卻暗示了任何惡行的受害者，不管在什麼情況，都應該怨他自己並未足夠虔誠地想像出一個不同的現實。
這只是光譜的一端。第二條引言則站在另一端，舉了當下關於數據使用的例子。在該範例中，我們可以看到演算法、人工智能，以及當代運算技術和傳播網路背後的世界觀。這一陣營主要被數學應用和假設所佔據，它們與真相之間有著某種特定的關係，亦即看似中立的數據──數據不會騙人，只會反應鐵的事實──這種經驗主義是當前時代的典型特徵（但並不只發生在我們的時代）。大體上，我將這種經驗主義歸於數世紀來透過不斷將「自然」和「其他」分類歸納而建立的，根深蒂固的社會科學認知。6
拜倫．彼得斯，《純粹的差異》，2017，影像截圖。圖／作者提供
犯罪預警是數據學廣泛應用在商業分析預測領域之後的新興分支。試想網路購物的自動推薦、精準廣告投放背後的演算法，或地震餘震的預測科學，其背後的技術現在也能用於對付犯罪。如傑琪．王文中所示，美國最近引入此類技術時，正值執法部門遭遇合法性危機（人們紛紛批評警方宣揚種族主義、暴力執法，而這一指責也算恰如其分）。與此同時，這類數據軟體帶來的誤判也促進了企業的商業成功（如本例中的 PredPol7）。雖然這些系統在宣傳時標榜中立，傑琪．王卻一針見血地指出：「使用警方此前收集的犯罪記錄信息來決定未來巡邏地點，只不過是讓警察回到他們此前巡邏過的貧困街區。而他們原本的選擇是基於直覺和偏見的。」8
將帶有種族偏見的訊息輸入本應是客觀的、由數據說話的系統，不僅會產生自證預言效應，還會印證凱特．克勞佛（Kate Crawford）的觀點：貿然進行分析，本身就冒著強化偏見的巨大風險，對於全新的、極端複雜或涉及人工智能9的系統來說尤其如此。誠然，在科學和種族化的歷史中，就充斥著以看似絕對可靠的事實而合理化的死亡、暴力與排擠事件。而處在當下的我們，也不妨想像一下史蒂芬．史匹柏電影《關鍵報告》中那種令人極度不安的情境：「預防犯罪科」由幾個「先知」組成，而後者並不能洞察一切，只能算是朗達．拜恩大作《秘密》的忠實實踐者。
我舉這些例子，並不是為了引起讀者對新紀元文化或某些演算法特殊用途的注意，而是希望更廣泛地審視當代因果關係理論中的基礎觀點。我關注的，是「誰在決定誰」。
在決定論光譜的一端，《秘密》雖然看似某種自救的勵志雞湯，然而剝去它的神秘主義外衣後，它所宣揚的因果關係實是歷史否認和極端自由主義10的特殊混合體，讓人不禁想到近期主流政治裡極右勢力的抬頭。而在另一端，數據分析能讓假象變成真相，在這種技術決定論下，工具――而不是人――的作用被放大，甚至得以左右事實。退後一步審視全局，可以發現兩種並行的模式：一方面是某種「人類缺位的進步」（progress without people）11，另一方面則是以人類的自主性高低所決定的持續性秩序結構。後者正是繼承了將治安維持需求合理化的初始先驗邏輯。
這些決定論各有不同，又弔詭地相互兼容。當今現實中個人主義越來越強，法西斯主義再次抬頭，運算技術愈發先進，而這些決定論的思維以各種型態存在其中。這令人想到克莉絲汀．戴爾菲（Christine Delphy）所說的「獨特的普遍現象」（un universalisme si particulier），即基於某一特殊情境做出的一系列假設，被套用在其他情境上並控制了所有情境。12當我們生活在某個「獨特的普遍現象」中時，其他存在方式只有在被納入這一普遍現象後，才會得到允許甚至鼓勵。這種「獨特的普遍現象」一日不在社會壓力下褪去普遍性，保留獨特性，便是一種對社會想像的削弱。
為了進一步探討因果關係、社會及技術，我想談一談數學。確切來說，我想談一個至少從上世紀60年代起就被不時提及的名詞──「反種族主義數學」。13我最早接觸這個詞是在倫敦教數學的時候。那時，一位朋友及同事，萊斯利．斯卡菲（Leslie Scafe），已在思索南非在後種族隔離時期知識生產的問題。到90年代，他更是對這種教育身體力行。問題看似簡單，實踐起來卻很棘手：在剔除白人至上主義以後，哪些知識是該被傳承的，而哪些又應從新的社會形態中產生？作為數學教育者，萊斯利和他的同事圍繞數字、量化，以及教育學的本質提出了這些問題。
無論從歷史還是當代的實踐和理論中，都能找到若干「反種族主義數學」的解讀方向。其中最直接的可能就是教育。如將保羅．弗雷爾（Paulo Frère）《被壓迫者的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之實踐和民族數學放在一起看，或許會導致一輪課程修訂。修訂後的數學課程在技術層面基本上不會改變，而在應用方面，則會加入對諸如種族不平等、監禁率或階級結構等問題的考量。在這個假想的數學課堂上，除了技術層面的知識，還會在數學語境講授對靈性、殖民史及世界大國的理解。比如，為什麼歐洲在13世紀前沒有運用／發明／發現「零」，而印度早在笈多王朝就已開始運用「零」？源自伊斯蘭黃金時代的「al-gabr」（阿拉伯語的「平衡」或「斷骨重接」），與當代英語中的「代數」――「algebra」有著怎樣的聯繫？或者，當代「演算法」的概念與波斯數學家花拉子米的「演算法」有何異同（英語中的「算法」一詞「algorithm」本來就源自花拉子米的名字「Muḥammad ibn Mūsā al-Khwārizmī」）？在這一探究過程中，數學的本體被置於特定的歷史和文化脈絡中。聯繫到因果關係或決定論，這樣做要麼可以推動數學在不同歷史和地理環境下成為更中立的普世存在（數學版的「世界音樂」），要麼可以證明某些邏輯運算的特殊性與人類社會有關。14我想論及的主要是後者，即數學的推理性潛力。
上述這一虛擬教學版本質疑了數學語言本身的構成，它檢視的是特定的運算與邏輯，而正是這些運算與邏輯規定了我們在使用一套工具時能（或不能）做到什麼。和文字語言一樣，數學的語句和運算也可能被誤用，甚至調轉，從而被納入社會優先領域中，這些領域本不屬於資本主義經濟學的博弈、模型及霧化邏輯（atomizing logics）範疇，也並非應用科學的主要用途。在這一思考中，我受到了多人的啟發，包括納迪姆．巴赫肖夫（Nadim Bakhshov）對「另類數學」（alternative mathematics）的呼籲15，黛安．M．尼爾森（Diane M. Nelson）在《誰有價值：後種族滅絕時代的生死數學題》（Who Counts: The Mathematics of Death and Life after Genocide）中的人類學研究，以及瑪麗安娜．卡瓦爾．萊亞爾．費雷拉（Mariana Kawall Leal Ferreira）的文章〈當 1+1≠2：在巴西中央打造數學〉（When 1+1≠2: Making Mathematics in Central Brazil）。遊走在這些文本之間的，是一個共通的思想實驗：假設我有 10 件_______，而我送出其中 3 件，則我還剩多少件？
最不假思索的反應或許是將這個問題當成「10-3=？」來處理。如果我不再擁有那 3 件，則我當然還剩 7 件，即 10-3=7。我們來看另一種情況，如果我生活於某種互助互惠的關係之中，而在這裡，產品、想法、關懷和抗爭的私有性並不是默認的穩定形態，那麼我也許不會把給出的「3 件」_______視為「減少」。如此，我們就可將該計算描述為「將 3 件_______提供給本來無關的人」。這樣的話，我們實為做了一道增值性減法，或可寫作：10-3=13。
很顯然，一旦我們決定以這種方式拓寬基本的數學或邏輯運算，就可以有無限種方式去重寫或解讀這個虛擬情景。譬如，我們可以認為，上述兩種可能性，是將金融債務模型（減值性減法，適用於基於稀缺性與信用的經濟學，即以財產定義人際關係的邏輯）逆轉為其他模型，類似弗雷德．莫頓（Fred Moten）和斯特凡諾．哈尼（Stefano Harney）所說的「永遠無法完成清算的相互債務」，即一筆沒有債主的債。16從這個角度出發，數學也許並不需要精確關係來進行定量演算，而是需要某種拓撲學的存在，含括並超越社會的質化面向。
這並不是認定10-3有時候不等於7。徹底捨棄「標準」減法，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忽略一些可運算性，而且可能導致一種粗暴的全盤不確定狀態，甚至是數學上的「無架構暴政」。17倒不如說 10-3「也」等於 13。一個相似的歷史案例是，巴西中央區的迪亞瓦朗姆學校（Diauarum School）學員文侯若．素亞（Wenhoron Suyá），曾對費雷拉的類似提問如是作答：「我知道你希望我在這裡用減號而不是加號，但我不明白，為什麼你們總是把給出看作損失？」18
在此聲明，這個例子是為了展示數學在某一時間點所起的作用：一個暫時性的翻轉比起原本默認的數學邏輯還來得更有道理。在這樣的情況下，一種與我們認識中不同的實用主義，成為了數學思想的基礎；我們用減號「-」來表示增值性減法，而不是將其視為一種應該讓素亞避免的邏輯錯誤。我將它描述為一個例子，是因為我們可能會接著想到，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可以用「+」取代「-」，並把這種標準邏輯推廣到更多的互動社會情境中。但如果這麼做，我們又會抹殺另一種可能性，即其他邏輯也可存在，並成為其它公理的基礎，或成為另一套假設下的另一種數學。
在一個 10-3=13 的世界裡，地圖展示的不是疆域，沒有任何一種發明或語言能先存於社會。從這個起始點，我們可以向自己繼承的這個獨特的普遍現象去索要更多，去發展它，讓它更開放，除非它在錯誤的方向上走得太遠，並製造出一堆我們不會收拾的爛攤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