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為慶祝山形市建成一百週年，首屆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Yamagat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簡稱山形影展）由導演小川紳介與其他紀錄片工作者共同創辦，並以雙年展的形式舉行至今。作為亞洲地區少數的紀錄片盛會之一，山形影展30年來持續面向世界，徵集並展映各式作品，站穩了自身在影展界的重要地位。
2019年，我來到這座位於日本東北的小城，只為親睹風采――從電影中觀看世界，在人群間交換話語，感受影展的面貌及其所能到達的地方。
山形的10月氣溫微涼，入秋的楓葉剛要開始轉紅，正是舒適時節。地廣人稀的市區裡，性質各異的展館被賦予了新意義，除了電影院之外，在走路可到達的範圍內，從市民會館到美術館，都化身為放映場所。是以影展期間的大街小巷，經常可見身掛證照的參展人士四處趕場，偶有目光接觸，不免會心一笑。在這樣的氛圍之中，整個城市因此更加活躍，人們幾乎不可能不注意到「有事情正在發生」。
為響應與支持活動，沿街許多店家會張貼影展海報，並提供免費的文宣品供民眾索取，密密麻麻的表單上寫滿了節目與活動資訊。今年照慣例除了「國際競賽」（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與「亞洲千波萬波」（New Asia Currents）兩大競賽，也有相當大量的影片單元，包括地域或時代性強烈的「現實與現實主義：伊朗60至80年代」（Reality and Realism: Iran 60s–80s）、「失憶症：被遺忘的大洋洲『群島』」（AM/NESIA: Forgotten “Archipelagos” of Oceania）、「春季之響，火藥之味：來自印度東北部的紀錄片」（Rustle of Spring, Whiff of Gunpowder: Documentaries from Northeast India）、「現實的創造性論述：戰時日本紀錄片之反思」（The Creative Treatment of Grierson in Wartime Japan），也有特殊專題如收錄日本作品的「日本觀點」（Perspectives Japan）、以臺日合辦的災難紀錄片為主軸的「與災難共存」（Cinema with Us）、關於電影的電影「雙重之影2」（Double Shadows 2）、回顧影展歷史與地緣關係的「山形與電影」（Yamagata and Film）等大小單元。另一方面，相關的周邊活動數量也十分驚人，諸如市集、粗剪工作坊、影評工作坊、家庭影像放映、舞踏演出、結合紀錄片內容的食物饗宴，甚至是戶外的芬蘭桑拿體驗……族繁不及備載，圍繞著影展的多重面向同步進行。與其說山形影展是一個電影放映活動，不如說它是個以紀錄片拓展眾人視野的藝術中心。根據官方公佈的數據，今年放映的影片總數為176部，在八天內共吸引了2萬2858人參與活動，而初次參與者的數量更是創下歷屆新高。
於影展期間作為放映場所之一的山形美術館。圖／黃令華攝影；侯伯彥提供
山形影展提供大量的文宣品供觀眾索取，也售有刊物和專書。圖／侯伯彥攝影
相應於如此大量的節目資訊，山形影展一項顯著的特點即是豐富多元的文宣品，從免費的手繪DM、影片酷卡、影展快報，到販售形式的刊物、專書、影評集，應有盡有。大部分的特殊節目單元也會結合影片內容，推出精心製作的研究專刊，在會場更可見到地圖、報導和其他創意形式的展覽供人參觀，顯見主辦方的用心。這樣的安排不但避免了眾多節目淪為雜燴式的大拜拜，更讓影展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展現其多樣的面向與層次，試圖拉近觀眾與影展之間的距離。
然而，與臺灣影展常見的傳播方式不同，山形影展並未提供資訊詳盡的紙本手冊，容易索取的節目表單資訊又相對簡潔，若透過官方網站查詢，每部電影也僅有劇照和簡短的影片簡介，觀眾對節目的選擇依據因而偏少，在事前較難有充足的準備。此外，山形影展在社群網站如Facebook、Instagram及Twitter上的運作，多採轉發貼文為主，較無資訊彙整的功用。本次活動期間就曾遇上颱風襲來，晚場放映臨時停止，網站卻沒有在第一時間做出任何公告，反而得仰賴參與者的口耳相傳，才能獲取相關訊息的狀況，可見資訊流通平台並未有效發揮作用。
影展現場的海報與文宣品擺設，一旁的觀眾正拿著節目表單確認場次。圖／侯伯彥攝影
「我在山形出生、長大，一直以來都知道山形影展，但學生時期的我總認為紀錄片是困難且嚴肅的，因此從未以觀眾的身分參與。」影展內部的工作人員遠藤徹回憶起自己和影展的機緣，認為自己是幸運的，即使這項工作很辛苦，需要一定的熱忱，卻充滿了創造力，並能讓他藉此更加認識自己的家鄉。「搬離山形後，我開始聽到關於影展的讚譽，甚至是在捷克唸書時，只要提到自己來自山形，其他人也都知道這裡有一項著名的影展，我才逐漸去認識它。」
為推廣紀錄片，山形影展亦設立山形紀錄片圖書館，開放人們借閱影片於館內觀看。圖／侯伯彥攝影
遠藤徹在影展籌備前期擔任選片委員會委員，之後負責影片報名事項（「亞洲千波萬波」與「國際競賽」皆從2018年9月開放報名，前者截止於2019年5月，後者截止於4月）。另外，他的工作內容還包括與高校學生組成的志工團隊合作，在影展外策劃紀錄片放映。他坦言，山形影展雖受到外界肯定，但也會面臨客群菁英化的質疑，認為影展本身並不面向大眾。因此，團隊實際上所做的並不只關乎影展，更核心的任務是讓人們對紀錄片的概念更加熟悉、開放。他們為此推動了多項計畫，比如為山形市與其他地方的紀錄片放映活動提供諮詢、協助搭建當地人民與紀錄片發行商的橋梁，又或是設立保存歷屆山形影展資料的山形紀錄片圖書館，歡迎所有人借閱影片在館內觀看，更或者是每個月舉辦兩次放映活動等，都是為了讓人們有更多接觸、理解紀錄片的機會。
談到影展的現行規模，遠藤徹認為，現階段的單元數量太多，在同一時間有這麼多項選擇，對觀眾而言不一定是好事。當然，從不同角度出發，就會有不同的觀點，每一種做法，也有各自的優劣之處，這些都端看影展的選擇。不過回歸到實際執行的層面，關鍵還是在於，影展方其實沒有足夠的預算和人力來應付現行規模。「通常要擴大影展規模是容易的，因為每個策展人都會想做自己的單元，因此要縮小規模反而更加困難。即使影展歷年來的影片總數有減少，但場地越來越多，負擔仍然很大。」
山形影展的組織架構之中並沒有總策展人的職位，而是分成東京和山形兩個主要辦公室，這兩個辦公室各有負責人，在節目規劃上也有所分工：東京負責非競賽單元與「亞洲千波萬波」，而山形負責「國際競賽」；該競賽單元一共有十位選片委員，其中有五位來自東京、五位來自山形。這樣的組織架構自影展創始之初即持續至今，主要的原因便是山形市的影視人才和資源，並不足以應付大型規模的影展。1989至2005年間，山形影展曾由市政府組織，有官方資源得以運用；2007年轉為非營利組織（NPO）後，運作上雖有較大自由，但也得從私人公司或其他地方尋求贊助，資金來源因此相對不穩定。
山形影展在舉辦期間需要大量人力，主要的組成來源則是志工。影展以對外徵集的方式招募志工，有興趣者都能前來參與，通常有三百位左右的名額，其中約有一半來自山形，另一半則來自東京和其他城市。志工依據工作需求分成不同組別，因應場館數量逐年增加，今年光是戲院的外場執行就有超過一百人，外賓接待則在五、六十人上下。作為志工回饋，影展方除了會提供活動期間的All Pass通行證，也有代步交通券和餐券，顯示出影展與在地商家緊密的合作關係。
志工為山形影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光是戲院的現場執行需求就超過百人。圖／侯伯彥攝影
有趣的是，有不少影展志工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回來協助。比如資深的口譯川口隆夫，負責應對即時狀況繁多的頒獎典禮，二十年來擔任了十屆影展志工，本身則是舞踏表演的藝術家，於本次影展中也有精彩演出。另一位在東京任教的志工岡田尚文則出生於山形，曾赴法國唸書，回國後便以志工身分前來幫忙，至今總共參與過五屆影展；身為接待志工，他需要在影展期間陪同、引導影人，加以採訪並撰稿，光是這一屆就被安排到四組導演。他說，出於研究電影史的興趣，再加上有機會使用自己擅長的法語，這項工作並不會造成他太大的負擔；但他也坦言團隊內部的確存在一些問題，比如由於擅長某項語言，便被指派無酬處理應由專業人士負責的翻譯工作；或者到了影展規模越來越大的現在，工作人員之間的聯繫往往需要經過轉述，當志工遇上了突發狀況，反而不知道該找誰負責。
另一項隱憂是，雖然影展志工的回流率偏高，其豐富的經驗有利於整體運作，但就長遠來看，影展單位仍需新血，尤其是年輕一輩的族群支持。因此，影展自2017年起便從高中校園徵集志工，其中也的確有些人今年願意回來協助，甚至自發性地組織高校學生的放映活動。
影展進入尾聲，參與者在頒獎典禮後的惜別酒會大合照。圖 © 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赤沼明男攝影
身為參與者，我在山形影展率先感受到的，便是對電影工作者的尊重。這份尊重不僅顯現在典禮儀式的細節，也表現在不同層面上，擴及到每場電影、觀眾與電影工作者彼此之間的關係，最終形成一個以「人」為核心的策展，因而在影展結束後，參與者能夠帶走的不僅僅只是觀影經驗，人與人之間的對話、思考和交流所觸發的，都將持續在回憶和思緒中發酵。
來自各地的創作者帶著自己的作品，飄洋過海來到山形向觀眾展映，如同一塊塊的鏡子碎片，從中映照並拼湊出當代世界的樣貌。創作者是以什麼樣的態度，面對、選擇與回應這個世界？這一類戲裡戲外可能會有的疑惑，在影展現場都有獲得解答的機會，於注重對話的氣氛之中，機緣自然會將人們聚集起來。以主要放映場地的中央公民館為例，六百人大廳的映後交流結束後，影人會被引導至另外的開放空間，和有興趣的觀眾繼續進行對話，甚或延展出新的故事。比如在《在光影中漫步：羅比穆勒》（Living the Light – Robby Müller, 2018）的映後座談之後，有觀眾向導演克萊兒．皮傑曼（Claire Pijman）秀出身為知名攝影師的被攝者的簽名，表示他們曾經一起共事，對導演來說簡直是出乎意料的驚喜；又或者《In Our Paradise》（2019）導演Claudia Marshall與觀眾持續不斷地交流，亦吸引了其他部紀錄片的導演加入對談，詢問她的攝影機何以能與被攝者如此靠近。
影展期間的每晚至深夜，經過一整天的奔波趕場，人們會聚集在香味庵，一邊享用山形的鄉土料理，一邊和身邊的人暢所欲言。通常店內總是早早客滿，晚到的大夥索性不畏寒風地站在門口談天，而大門始終為所有人敞開，不論你是影展觀眾、紀錄片工作者或是當地居民，在這裡一律平等，沒有身分上的區別，只要繳交低廉的入場費，喝的是一樣的酒、吃的也是一樣的食物。正如山形影展始終強調人與人的交流，這項重要的傳統，足以消弭觀眾與影像創作者在影廳可能仍存在的權力關係，讓他們在這個場域彼此相識並交換意見，言談中不再有藩籬，或許也更能接近作品的真實想法。
山形影展對亞洲、甚至對世界都是重要的。根據調查，前來觀展的群眾有超過五成是來自山形以外的地方，雖然這可能代表本地市民不一定對影展那麼有興趣，但是換個角度來說，這也意味著山形影展能夠吸引大量外地人前來觀光，有促進經濟的效用。推廣紀錄片一直以來都不是容易的事，即使影展票價低廉，可能也不會是大部分觀眾的首選，因此，從教育紮根就顯得非常重要，尤其必須建立起人們對影展歷史的認識，正如那些離開家鄉的工作者們，終究又回到熟悉的土地上付出，也是奠基於對家鄉影展歷史的重新接觸與理解。
迎向30週年的山形影展，閃耀著紀錄片工作者的光輝，許許多多的人們來了，他們聚集在此，對真實、對紀錄片、對世界提出探問，而後帶著勇氣與更多提問離開。走過艱辛的道路，山形影展仍處於現在進行式，它集結眾人之力，將自身打造為一個回應世界的備忘錄，並且持續成長茁壯、向前邁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