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以巨作《監控資本主義時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敲響讀者對當代科技寡頭的警鐘──但幾乎是為時已晚。自本世紀初，使用者的「行為剩餘」（behavioral surplus）便持續遭到科技巨頭竊占與掠奪，進入AI時代的當下，大型語言模型已成為攫取「行為剩餘」的終端加速器，在數位科技操控者們從攫取「行為剩餘」，轉向全面圈占知識權力的同時，公眾認知也面臨新的崩潰危機，過往，受操控的「檢索」造成認知偏誤，如今，不透明且無法檢驗的系統所生成的內容，更進一步形成認知剝奪。祖博夫筆下的「知識統治／認知霸權」（Epistemic Dominance）正導致民主潰堤。
由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舉辦、黃豆泥策劃與主持的系列講壇「文化前線Ⅱ：FEAR OF CRASHING OUT 世界崩於前，仍然動起來」，試圖在監控資本主義時代中，尋找重新取得能動性的未來可能，講壇分別從民間韌性訓練、工作與勞動、媒體，以及密碼龐克（CypherPunk）社群四個面向，探討「世界崩於前」的我們如何在所言所行、技術策略與社會關係上做出抉擇。
本文紀錄並反思第三場講座「在AI代理人戰爭前線撐媒體」。
──「我們現在應該要重新討論的是：新聞是什麼？」
我們如何獲取新聞？
戒嚴時期，媒體仍受到嚴格限制，從報禁體制下強勢的黨營、官營報紙，到1950年代陸續出現的《聯合報》、《中國時報》與《經濟日報》，以及1960年代後具有黨政軍後台的老三台──台視、中視與華視──所播出的新聞時段，資訊與意識形態皆受到嚴格控管。直至解嚴後，1988年報禁解除，1993年廣電媒體進一步開放，同時也面臨高度商業化的挑戰，政商媒體對市場的壟斷則形成另一種媒體難題。
自1990年代末期起，成長於數位化時代的我們便逐漸將目光轉向線上媒體，我們經歷了入口網站的新聞聚合、使用者自主選擇的RSS訂閱服務，以及關鍵字搜尋的年代；2006年，Facebook推出動態消息，日後逐漸成為社群媒體平台的霸主，歷經數次演算法的重要調整後，使用者過去主動點擊與手動造訪的習慣迅速遭到破壞，演算法推播取而代之。
2015年後，新聞媒體迎來黑暗的10年，以傳統廣告收入為主的商業模式遭到重創，內容農場與假消息更蠶食鯨吞了讀者的目光，近兩年接踵而來的，則是AI摘要（AI Overviews）的統治時代──在這個世界中，我們幾乎不再能被稱為新聞的讀者、擁有知識權力的公民，或新聞內容的生產者，我們僅剩下平台「使用者」的身分，更精確地說，我們已從行為剩餘的原料提供者，進一步成為思考剩餘的原料提供者，以及遭平台鎖定的消費者。套用祖博夫的形容，我們每日都在重複履行並續簽「21世紀浮士德契約」：「就算我們知道自己必須跟魔鬼交換的事物，終有一日會反過來破壞原有的生活，我們仍然無法從這種狀態中抽離。」1
「AI對媒體或內容產業有造成衝擊嗎？」──這是「在AI代理人戰爭前線撐媒體」座談開場時的提問。話才說出口，對在場的媒體從業分享者而言，便已近乎過時。眾人幾乎異口同聲地說：AI並未造成新的衝擊，原因在於媒體產業早已遭演算法重擊趴地。
如曾任《報導者》技術長、鏡傳媒技術長及《READr》前總編輯的簡信昌所言：「上一階段平台分潤戰本來就打輸了，現在又進入下一場戰爭，我們可以思考AI如何協助節省成本，但是否能幫助從META、Google手上重生，現在是看不到這個跡象。現在我們應該要重新討論的是：新聞是什麼？」
READr讀的網站頁面。圖片／簡信昌提供、圖片連結／https://www.readr.tw/
曾任無國界記者東亞分部計畫經理、現任中央廣播電臺副總臺長的劉嘉偉，回到媒體發展史中，談及「資訊提供」機制與質變：19世紀中葉興起的跨國新聞通訊社，主要服務於全球貿易與市場擴張，它們提供客觀資訊作為市場情報，也奠定了媒體中立、客觀與新聞自由等觀念。「然而，這個前提是，資訊是稀缺的。」如今資訊爆炸，人們對新聞媒體的依賴性不復往日，「需要推翻兩百年前的狀況，重新思考如何提供資訊、解釋資訊，將資訊放到是何的場域、脈絡中，對讀者來說更好理解。」
傳統媒體對於新聞報導有一套既定概念，簡信昌舉例，如《READr》曾經將2025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監督平台〉2提送新聞獎。這項專題報導結合資訊整合、資料視覺化與使用者互動等專業技術，面對當年立院預算刪減與凍結的混亂局勢，它是全臺最完整，也最能讓使用者一目了然的資訊報導平台之一，然而，這項專題在交送新聞獎評選時，卻被指為「不是新聞報導」。他認為，面對今日虛假資訊與AI幻覺的現實處境，「如何傳達正確有用的資訊」，以及「我們想要保留或想要保護的到底是什麼」，才是當前媒體人應當探問的。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監督平台頁面。圖片連結／https://watchmoney.ccw.org.tw/
──「我在乎的只是推動更多人面對現實。」
「客製化現實」，在臺灣更常談的「分眾」，如今已不限於透過演算法高效投放、促使片面訊息快速擴散， 更進一步透過「生成」內容介入使用者對現實的認知，調整其情緒與行為選擇，形成擴大群眾操控的結果──令使用者在回音室（Echo Chamber）中起舞3。
張潔平曾任於華文媒體《端傳媒》總編輯，後來創辦區塊鏈社群平台《Matters》與飛地書店，她的實踐從線上延伸至實體空間談及媒體面臨的挑戰，她表示：「從我做新聞到現在做公共空間，我在意的從來不是媒體產業的生死，讀者也沒有義務要去在意。我在意的是，人是否能持續面對現實。」在她眼中，AI改變的不是媒體產業，而是人與世界的關係，「人跟世界、我們跟我們熟悉的世界、遠方世界的關係，是透過不同的媒介作為中介。我們面對現實的能力正系統性地被降低，這並非是媒體從業人員不努力，而是因為現實本身已經碎裂，我們並不享有共同現實。」
長期見證了中國統治力量在不同階段對香港自由與自治的翻覆， 如今人身在臺灣的張潔平，對數位操控作戰的感受，也更貼近戰線前沿，「過往透過媒體建立起共同現實的基礎，從社群平台再到AI時代，是極權國家透過演算法、認知作戰、新聞審查，非常有針對性、系統性、長時間地發動的，足以改變很多人一生的觀念。」在地緣政治風險高升的當下，對她而言，關鍵在於如何避免因破碎且扭曲的現實而變得犬儒與冷感，重新取得我們面對現實的力量。
張潔平進一步解釋，從容許複雜性存在的實體公共空間，到穩定、可靠且共享的公共資訊平台，都是讓人有條件去面對現實而不致受傷的前提。央廣副總台長劉嘉偉亦分享，央廣除了提供內容，也扮演著實體空間建立與閱聽者之間的關係，在三、四十年間，持續與各國閱聽眾建立實體連結與互動；簡信昌則分享，在當代建立具有信基礎的網路社群極為困難，具有工程師背景的他也嘗試建立「個人可被驗證、個資卻不致洩漏的『數位憑證皮夾』」，重新打造如網路發展時代早期般彼此信賴的社群，並建立以事實為基礎的討論空間，也是打造眾人共享現實的途徑。
此外，「在緊急危難時刻，臺灣還是會很需要一個公共媒體、公共服務的平台」，劉嘉偉補充，2014年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半島後，燃起烏克蘭公共媒體改革的能量，民眾企求一個不受政治干預、以公眾服務為目標的媒體體系，並在2017年催生「烏克蘭國家公共廣播」（Suspilne Ukraine），這是一個整合全國電視、廣播與地方媒體網絡的公共媒體體系。2022年烏俄戰爭再次爆發後，Suspilne成為烏克蘭人民傳遞公共安全資訊、對抗俄羅斯認知作戰的神經中樞。
Suspilne Ukraine網站頁面。圖片連結／https://corp.suspilne.media/en/news/
──「體制內部的改革，是靈活而機動的游擊團隊。」
若將新聞媒體視為公共建設的基礎，我們便必須直面當代媒體的危機，以及數位轉型的方法與可能性。
根據政大新聞系劉昌德教授等學者於2023年共同發表的研究4，臺灣新聞媒體高度仰賴Google與Facebook等數位平台導流，Google的導流比例從2012年9%上升至2021年的50%，Facebook則維持在21至53%之間。紙本廣告收入銳減，網路廣告則有六至八成流向Google與Meta。澳洲於2021年通過《新聞媒體與數位平台強制議價法》（News Media Bargaining Code），其後遭平台反制，到了2026年，又推出營收強制徵收2.25%稅款的制度。臺灣以澳洲制度為藍本的《新聞媒體議價法令》，至今未取得共識，新聞媒體同時面對產業結構性困境與議價破局，如何推動數位轉型與能力提升，被視為攸關新聞產業命脈的關鍵課題。
講座坦率地談及各自多樣的嘗試，有的在民間媒體的夾縫中尋找破口，有的則在公共資源與公共媒體結合的游擊行動中，尋找重新取信於眾，以及續命的可行性。
簡信昌曾在鏡傳媒集團內推出《READr》，以資料新聞（Data Journalism）為主體，結合工程師、設計師與記者團隊，嘗試透過數位工程拓寬網路新聞媒體的敘事形式，並提升多媒體互動與數據分析的親近性；其後，他於2024年獲得Google臺灣新聞數位共榮基金支持5，推出去中心化的新聞合作社「Mesh」。之所以稱為合作社，是讓讀者（使用者）在平台上透過新聞選讀或新聞策展獲得點數，點數可用於贊助媒體，平台收益再回到內容產製端。簡信昌挖苦自己：「《READr》已經死了6（……）我自己也覺得『Mesh』是一個失敗的平台，回頭思考，重點是大家已經不看新聞，我們幾乎是無法選出一天的五則重要新聞了。」
黃豆泥則分享，2020年，由自由亞洲電台出資成立、面向華文年輕讀者的數位媒體《歪腦》，是一家以多元價值與年輕化報導為主，採小型團隊方式戰術生產的新型態媒體，內容包括圖文報導、影像與Podcast，2025年，在川普政府發布削減國際媒體署資源的行政命令後，《歪腦》的營運隨即中斷。
相較於這些經驗，曾任職數發部、台灣科學媒體協會、行政院青年諮詢委員會的雷雅淇則分享在大型集團內進行小規模游擊的經驗。她近期轉戰傳統媒體領域，在華視新媒體部擔任《我想問的是⋯》製作人，她分享自己的觀察與經驗，以公廣集團這類組織為例，各單位與管理部門帶有長期累積的職場文化與本位主義，加上個部門承擔沉重的KPI，跨部門整合極其困難，「要有突破性的作為或新的事情，都很難發生。我們就是小單位的游擊。」起初，《我想問的是⋯》團隊只有經理兼主持人陳信聰、雷雅淇，以及一名正職工作人員，在既有組織的結構邊緣運作，節目展現其成效後，團隊規模逐步擴大，到了《當和平被摧毀：台海防衛戰略》系列特別節目製作期間，團隊終於突破各部門之間的疆壘，整合華視新聞台、節目部、工程部與視覺設計部共同製作。
然而，就如同《READr》或《歪腦》，決定其能否續命的權力仍掌握在集團上層，遑論公廣集團又尤其容易受到政治因素影響，未來會如何發展，我們除了拭目以待，也許，身為使用者、讀者、觀眾與社群媒體內容產製者的我們，也應謹慎思考：每一次點擊（click）動作所形成的不只有點擊率，它同時也會被科技巨頭轉化為「行為剩餘」資產。即使逃脫「浮士德契約」顯然無望，我們仍可能在每次續約時，爭取一點就契約內容與變更條件進行議價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