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年底，一念之間的衝動下，我匆匆忙忙地趕在年齡限制前申請了德國的打工度假簽證，計畫著移居柏林的生活。
不知是否來自周遭的相似語境、年齡層間的共同意識，又或是上升至整座島嶼淺移默化的約定成俗，總感覺移居歐洲一詞，在普世價值間有著無法言說的定位。也許是被塑造成高貴、浪漫、精緻卻自由的形象，又同時存在著華而不實、幻象、自傲且封閉的質疑；在我所熟悉那多數人的討論間，大多時候，它很難站在一個中性的位置；無時無刻包裹著一層又一層與實質狀態相距甚遠的形容，我時常在想，那究竟是來自被時間與空間定義的想像，還是共同群體中自主激發的偏執？
抵達柏林後，我花了約一個月與城市磨合，多半圍繞在打點現實層面的瑣事。扎實地處理著生存需求，似乎也沒有多少額外的空隙能體驗與體會，直至隔年3月中，才緩緩開始過上一邊打工一邊創作的日常。
工作的地方是一間叫做COZYMAZU的臺灣餐廳，前陣子來旅遊時曾拜訪過幾次；COZYMAZU在柏林開業六年多，正好是當時宮廟文化在臺灣年輕族群間興起熱潮的時刻。店名的發想來自媽祖，店內的擺設也多半與此相關，似乎相較其他亞洲餐廳，多了點指向性的展示。
COZYMAZU店內裝飾著各種關於宗教的擺飾。圖／楊蕓瑄攝影
值班的喘息間，我喜歡與人閒談，享受那在職場中被情感黏著的狀態。忙進忙出的廚房與前台，有來自智利、西班牙、德國、法國、日本等地的夥伴，帶著不同程度的英語程度與口音，烹調著我所熟習的家鄉口味，有時是流利的德語桌邊服務，有時是帶著拉丁氣息的電話接聽。因為無比眷戀著這樣奇異的場景，也讓我暗自萌生了就此待下的打算。
老闆是在歐洲出生成長的臺灣人，是歐洲的第二代移民。在這段與COZYMAZU一同工作的時間裡，我們聊了許多；關於這家店、關於在歐洲的亞洲文化、關於何謂傳統與道地、關於身分認同⋯⋯；COZYMAZU在柏林所不經意展示的，似乎除了單純的臺灣料理外，更有著文化中最耐人玩味的面相。
在不同的地域環境與時空下，販賣以自身背景為基礎的產物，往往需背負群眾對於差異性的想像與期待，而當現實與期待無法相互貼合時，多少也必須承擔質疑，質疑卻又是一種對自身信仰的侵蝕。COZYMAZU作為一間來自歐洲二代移民的臺灣餐廳，展示的僅是一個故事，遙遠的記憶與鄉愁所投射出的味覺還原，已是傳統面貌的全部。它像是來自家鄉的回音，不疾不徐地融入在不同城市間。
而這樣的傳統，或許對於既定印象的投射有所差異，但又何嘗須將其拒於傳統之外？基於買賣的理由，在歐洲的非歐洲餐食，通常傾向粗暴與快速地複製顯而易見的異國情調，雖是立即性的淺層途徑，但對於來自相同地區的群眾，總會令人感到些許尷尬媚俗，而反之亦然。過度的期待讓人無法維持中立的視線，或許來自加速時代的急躁，或許來自不容質疑的既定印象，總之，好像多半的事物披上了商業外衣，那些思考與理解便多餘了起來。
廚房的領班是來自智利的專業廚師，背景主要是西餐的Vicente也在COZYMAZU待上好一段時間了，上班前下班後，有時間的話我們總會閒談幾句，他輕描淡寫地說著來柏林的理由，學習亞洲菜的契機，廚房工作的小技巧⋯⋯；在家料理時，我總會想起Vicente教會我的那些臺灣菜，炸得金黃的紅蔥頭、不膩口的燉煮肉燥、自製的甜口醬油膏、彷彿樓下巷口便當店令人念念不忘的控肉，好像在這樣的情況下，Vicente與老闆要比我這住在臺灣30年的老居民更傳統了點。
在柏林居住的日子，時常有些契機能向新認識的朋友介紹自己與家鄉，也似乎因之於臺灣的距離，讓我更能清晰地思考起在臺北居住的過往。或許是來自住家地段、或許是家庭背景，總覺得自己與那些典型的臺灣符號有著一段恍惚的隔閡。雖然典型一詞也不是太恰當的文化討論方式，因為那僅是多數存在所定義的代稱，但要說自己是屬於少數族群，好像也不太合適；簡而言之，若想要更準確地描述我所認為自己的文化背景，應該會是毫無顯著特點的。
這樣的自我認知，也連帶引想到在創作上的選擇；大多時候我傾向遠離不屬於自己的文化符號，且自詡能在一個中立的立場闡述所見事物，但隨著時間的累積，我逐漸開始感覺到一種無名的空洞，也許那是因自始至終對毫無顯著特點的初始漠視。
Dong Xuan Center內的假花超市。圖／楊蕓瑄攝影
身分一直是個迴盪在我左右無法消逝的情結，而我所想像中的臺灣群眾亦然，恰巧柏林的背景與氛圍又那麼稍稍地與這樣的情結對應了起來；象徵分裂的柏林圍牆拆除、東西德合併、統一後的德國將首都遷往柏林，至今不過三十餘年。成為首都後的柏林經歷了巨大的財政危機與都市重建，讓城市起初的狀態一直持續在破產與負債的膠著中。有趣的是，也因這樣的經濟危機，城市有了與其他地方都相當不同的發展；一句來自某任前市長口中的：「貧窮但性感」，成了柏林最好的觀光標語，低廉的價格與實惠的居住門檻，讓來自世界各地藝術家的湧入，多元文化與思想實驗塑造了城市的全新面貌。大量的新移民在柏林落腳，衍生複雜的文化景觀，也讓柏林成為了多數德國人心中最不喜歡的城市之一。
在柏林的非德國移民中，土耳其佔絕大多數，他們多半來自分裂時期西德所招募的外籍移工，而當時因政體狀態的不同，東德僅能尋求社會主義國家的協助，並與越南政府簽訂契約；南北越統一初期，因內部的動盪讓大量越南民眾選擇投身跨國移工的行列。而由2011年至今的敘利亞內戰及2022年起的俄烏戰爭等不幸事件，讓柏林在近年來收留了大量的難民，幸運的是，目前德國政府的積極處理與人民普遍對平等教育的抬升，給予新住民能在柏林有較為舒適的環境。
相較之下，德國統一初期來自東德的越南移民，並沒有那麼友善的際遇。統一後的德國讓越南政府與東德政府所簽訂的合約失效，越南民眾若想繼續生存在德國，僅能先以黑工的方式留下，在沒有保障的工作環境中，許多越南人民只能轉從事販賣私菸等非法行業，在有限的利益下進而衍生出結黨結派的黑幫衝突。而或許是因這樣的狀態所導致的治安問題，也可能單就種族與文化的迥異，使得當時甚至在德國爆發了繼二次世界大戰後最大的種族暴力事件。令人遺憾的是，即使是在有合法簽約的東德僱傭時期，來自越南的移工仍受到許多不平等的對待，甚至與當地居民強行隔離。
而同一時期西德所收留來自越南的難民，則有全然不同的際遇，一樣從統一初期的越南所逃離，但多半來自南越，來到當時的西德後他們普遍受到較為妥善的安置，並提供完整的語言教育以保障難民的就業權利，此事件如今亦仍被譽為德國社會史上最優良的民族融合範本。因際遇大不相同，也使得統一後德國境內來自南北越的人民產生嚴重的嫌隙與衝突。
如今柏林的街道四處林立著越南的小吃、花店、美甲店及雜貨店，柏林東部舊工廠聚落所改建的Dong Xuan Center聚集著大量從事成衣、家飾、食材、香料等批發貨物的越南與中東移民，他們互助且積極地生活著，雖還是偶爾能聽到些許來自德國人對移民的暗自埋怨，但好像這些紛紛擾擾已被很有默契地塵封為一個歷史事件，即使那僅是不到三十年前的過去。
柏林東部舊工廠聚落所改建的Dong Xuan Center聚集著大量從事成衣、家飾、食材、香料等批發貨物的越南與中東移民。圖／楊蕓瑄攝影
我時常在想，現今的柏林，又或是說，現今的歐洲社會，究竟是如何看待與自身脈絡迥異的文化背景？可能是從事職業的取向，我身邊總是多半聚集理念或思想相似的友人，他們對於不同背景的群眾有積極正面的想法，也容許任何面向與價值觀討論空間的存在。但實際上的社會氛圍又該如何嘗試介入與理解？在社會、文化、經濟價值相互綑綁的時代，衡量優與劣的基準往往由顯而易見的物質所判斷，而這樣的標準直至今日雖已有鬆綁的契機，但仍深植人心，僅是以不同形式的狀態顯示。
作為一個初次移居西方社會的臺灣人，或多或少都會在初期對異地的興奮感消退後，開始尋求一個來自家鄉的氛圍，它可以是一種風格、一種氣息、一種味覺，而在這樣試圖複製以獲得自我感官認同的過程中，也不免俗地希望獲得當地人的認可。這樣的「肯定」不僅是對表象事物的判決，也是對根源的承認。在意識到根源模糊的狀態下，「肯定」帶來的安適感，或許也順道成為了建立清晰自我形貌的助益。
柏林的街道上最常見的街邊小吃，並非旅遊雜誌或部落客推薦的咖哩香腸，而是kabab。土耳其語中kabab是烤肉的意思，如果是以臺人較熟悉的說法，它又像是我們在夜市常見的沙威瑪，但其實沙威瑪來自中東；而類似形式的還有希臘旋轉烤肉。
某次與室友拜訪住家附近的kabab攤販，他振振有詞地糾正我，kabab來自德國柏林，並不是土耳其料理。追溯kabab的歷史要回到二戰時期，當時西德人力短缺，聘用大量的土耳其裔工人，kabab便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從移民社區內誕生；戰爭結束後不少土耳其人民選擇繼續居留德國，開設大量的街邊小吃，低廉的價格、充足的份量、有別於一般歐洲風味的料理方式，讓kabab成為了熱門的新選擇。而為了更符合德國人的口味，kabab在烹調方式與醬料以及麵包體上做了許多改良，自此後便開始逐漸傳遍歐洲、甚至世界。
柏林街邊隨處可見的kapab小吃。圖／楊蕓瑄攝影
柏林的kabab小吃店幾乎都使用同樣的包裝。圖／楊蕓瑄攝影
這讓我回憶起日本名古屋的臺灣拉麵、臺灣的月亮蝦餅，這些背景各異的美食；好像移居到了當地，那些對於鄉愁的表現，結合了當下的生命經驗與體會，自然而然產生出的「新」，卻因身分與國籍、或那些無法改變的現實，必須讓「新」被以與過往絕對相同的定義綁架。
倘若一位來自土耳其的廚師，是否會對像是kabab這樣的食物感到嗤之以鼻呢？如今它已是世界上家喻戶曉的美味，但卻是以德化的狀態席捲全球；試想當人們來到土耳其遊歷，欲品嚐道地的土耳其烤肉，心中所期待的卻是來自柏林kabab的風味，也就是說，這個「新」的發明，在機緣巧合下取得了詮釋傳統的話語權，並顛覆了傳統，成為全然嶄新的印象，一個不存在於當地的印象。
總覺得世界上還有許多相似的故事，但對我而言更有趣的，或許是思考像是土耳其烤肉、沙威瑪、希臘旋轉烤肉，這樣不約而同卻極其相似的料理緣由；比如「餃」這樣將餡料包裹在麵皮內的手法，除了亞洲地區，同時也存在於歐洲與南美洲。或許方法的發明皆來自人類，而透過大致相似的身體組成、感官受器、情感表現，能得出的結論或多或少大致相似――一種人之常情。唯一的差異，僅是時間與空間；它們輕易地拉開了語言系統、文化組成，以及風俗信仰。
離開臺灣居住，無時無刻考量生活成本的我總習慣自己料理三餐。最近時常不自覺懷念起臺灣熱炒店常見的炒麵，雖然醬汁與氣味似乎能靠著當地的食材東拼西湊，但無論如何就是找不到記憶裡出現那鵝黃色的油麵，只好退了幾步，使用價格實惠的義大利麵條代替。
或許這就是一種獨享的傳統吧，延續的情感與記憶，雖不如實際存在般授與認可，但卻是僅屬於此時此地，我與柏林間無可取代的道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