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香港採訪反送中，有個日本記者在現場問我﹕「哪位是領袖？」
「沒有領袖。」我說。
「主辦人呢？」
「『一群愛香港的人』。」我答。我只是給他唸新聞稿而已。
他露出困惑的表情，手上的攝錄機搖擺不定。
我當然知道他想什麼，我也是傳媒人。通常記者採訪，第一件要知道的事，就是「誰是主辦人」。找到了主辦人，往下就好辦。問活動流程、問活動目的。有什麼突發事情也找他，攝影師也知道要拍誰。「一群愛香港的人？」問不了，也拍不了。困擾。
那時候還是抗爭初期，許多外國媒體還不習慣社會運動沒領袖。現在如果有記者還在現場問起：「誰是領袖」，是會被取笑的了。因為香港反送中運動是一個「無領袖運動」（leaderless movement），已經是公眾常識。上街遊行示威，香港人也習慣說：「沒有人指揮我，是我自己站出來的。我不為誰，我為香港。」
不過，在學術界，香港抗爭是否真的「無領袖」，其實還未有定論。也有好些人反對這看法。到底他們在想什麼呢？
他們說：所謂「無領袖運動」不是無領袖，只是這領袖是「軟領袖」（soft leader）。
其實「軟領袖」的說法，在香港抗爭前已經有，畢竟「無領袖運動」也不是新事。早在大約十年前的「阿拉伯之春」，埃及與突尼西亞等國家就已經有許多運動，被稱為「無領袖運動」。
這些「無領袖運動」之所以能夠出現，原因當然在於社交媒體。各種訊息即時流通，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貼文選擇自己的行動，而不用等領袖指揮，所以它被稱為「無領袖運動」。
但學者說：貼文的傳播率，並不是平等的吧？比如說某網紅隨便喊一句「香港加油」，可能已經有成千上萬的轉發；但寂寂無名的路人甲，就算提出石破天驚的見解，也可能只有他的三、兩個朋友點讚。而愈多人轉發的貼文愈多人看到、影響到愈多人的行動。所以，網紅鼓動民眾行動的能力，遠比路人甲要大。
學者的爭拗點就在這裡：他們說，雖然這些「無領袖運動」沒有「硬領袖」，就是以前那些站在高台發號施令的人；但還是有「軟領袖」，即網紅一類。雖然網紅不會直接下命令，但他們的影響力其實和傳統領袖差不多。這就是為什麼一些學者說，「無領袖運動」其實也是有領袖。
香港大埔隧道內張貼的各式文宣作品。圖／楊天帥提供
香港的反送中呢？也是所謂網紅做軟領袖嗎？
情況有點不一樣。不同有三。
第一，如果你有在社交媒體關注香港抗爭，你會發現，最多人轉載的不是網紅貼文，而是精心製作的文宣藝術品。比如說某月某日遊行，想動員民眾去的話，只用 text 打幾個字的效果非常有限，哪怕你是超級網紅也是一樣。你必須有海報，而且必須設計精美，網民才會轉載，訊息才會廣傳。又比如說，「和理非」的問題，也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者和「勇武」抗爭者的矛盾。多少人為此寫過多少文章，說兩者不應該對立，而應合作？也不是沒人轉載，只是很少、影響力亦不高。最多人轉載的是什麼？一張「和理非」和「勇武」抗爭者搭肩前行的海報，一張把「和」字和「勇」字結合成新造字「禾勇」的圖片。當一個女急救員被布袋彈射傷眼睛，網上傳得最快最多最廣的，也是這個名為「爆眼少女」的千百種插圖。香港大學最近搞了一個「文宣搜尋器」，裡面有超過7萬張視覺文宣作品，它們就是在社交媒體上廣泛流傳的貼文，深深影響運動本身。
7萬多件作品（而且還不是全部，而且還未算非視覺的，如音樂和短片）。這是一個嚇人的數字。一個城市、短短一年的運動，竟然可以生產最少7萬件相關作品，回顧歷史，這也是非常罕有。為什麼一場運動可以有這麼多作品？就源於這次香港抗爭的第二點特色：許多文宣創作不是針對運動整體的，不是呼叫「香港加油」、「光復香港時代革命」；而是針對抗爭入面的部份片段，比如說，七．二一（警察任由惡棍毆打抗爭者）、八．三一（警察封閉太子站，在站內毆打平民，懷疑有人死亡）、六．一二罷工、十．一遊行。有些文宣是「活動預告」，呼籲民眾參加某個活動，有些文宣則是「回顧」，回應已發生的事件。但無論哪一種，它們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快。非常非常的快。今天晚上警察才在街上踹了下跪的老人，明天這一幕的海報（而且還有很多款式）便傳遍香港。
能做到這個程度，一來是因為網路直播流行，進一步令資訊傳播時間縮短、內容增加。此外，與香港「流水式抗爭」（be water）的意念有很大關係。抗爭者利用 Telegram、Signal 等聯絡工具，組成流動性極強的創作團隊，一個人寫文案，第二個人畫草圖，第三個人負責在網路散布。其中一個被捕，另一個立即替補，而不用好像傳統團隊合作，「喔，今天負責人休息，請稍候，他明天上班會跟進。」
香港民主女神像製成產品發售，經濟利益回歸抗爭。圖／楊天帥提供
香港抗爭與過去的「無領袖抗爭」第三點不同是，文宣作品還不只流傳於社交媒體，也大批大批地張貼在公共空間。隧道、牆壁、政府總部的地面、連儂牆。這是因為香港反送中抗爭不是佔領運動。2014年的雨傘運動是佔領運動，它主要影響金鐘、銅鑼灣和旺角三個佔領區，而打遊擊戰的反送中運動所影響的範圍可說是全港18區。因為影響層面廣泛，抗爭者意識到有必要向更多人解釋他們的動機和目標，於是抗爭訊息的傳達不可以限於社交媒體，而要擴展到實體公共空間。很多人就在網上下載作品，自行印刷、大量張貼。於是，師奶、上班族、還未搞清楚香港發生什麼事的公公婆婆，出門時遇上這些作品，多望幾眼，抗爭的訊息便傳播給他們。這過程裡面網紅的角色很小。人們選擇什麼訊息來張貼，很大程度是取決於訊息是否吸引。最多人張貼的，當然，還是文宣作品。愈漂亮愈好。
這三個不同之處都指向一點，就是文宣藝術在這場抗爭的影響力，遠遠大於網紅。若問過去一年，哪個網紅發揮了強大的影響力，還真是一個都說不出來；但文宣藝術家？巴丟草、淋漓淋浪、SUGARFREE、Kit Man、香城、Cuson、阿塗、浪漫主義……
如果說往日「無抗爭運動」的「軟領袖」是網紅，在香港反送中，「軟領袖」就是文宣藝術家。
藝術家成為了社運領袖。仔細思忖，這還真是個不小的變化。對許多人來說（雖然這往往不是事實），藝術家給人的印象就是隨性、不受束縛、不合常理，即所謂「藝術家脾氣」。竟然做了領袖。這種變化，無論從政治的角度看，還是從藝術的角度看，都會觸發大量嶄新的、未曾討論過的問題。
首先是，藝術家有沒有這樣的自覺？
有些是有的。2020年9月，《立場新聞》訪問過藝術家含蓄。1他提到，自從港版《國安法》通過後，自己已經暫停創作遊行文宣。因為他覺得，如果有人看到他的文宣覺得要遊行，結果被捕、被監禁甚至被送中，他要負責任。
過去我聽說過很多社運領袖因為判斷錯誤而要負責任，但還沒有聽說過藝術家要為自己作品令人被捕而負責的。這樣的想法，反映含蓄多少意識到自己是個「軟領袖」。畫與不畫，不只是藝術決定，更成了政治決策。
但藝術家是否真應該負上這個責任？藝術家可不可以引用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說：「反正作者已死，我也死了，你們看了我的作品怎樣做與我無關。」還是應該要求藝術家以後也須必修政治課，像從政者一樣，好讓他們做好政治判斷？責任屬誰，這是個大問題。
其次又有策略性問題。2020年10月，我在東京為「我哋真係好撚鍾意___！」香港抗爭藝術展主持了一個講座，參與討論的藝術家有「文宣之神」Childe Abaddon （我擅自取的名號）2、香港民主女神像團隊代表和漫畫家柳廣成3。他們都有提到說，創作的主要動機是憤怒。憤怒絕對是藝術創作的上佳起點，但是不是政治行動的合理依據？這是個複雜的問題。當然唐納．川普（Donald TRUMP）不能因為憤怒就給金正恩丟核彈，但純粹依靠理性也搞不出政治行動。人們不是因為熟讀馬克思，做過三千次思辯，深明歷史唯物論的道理，才去上街喊「打倒資本主義」的。他們是因為憤怒，和愛。愛自己的地方，愛自己重視的人。近年政治學受「情感轉向」（affect turn）影響，已經愈來愈多學者關注情感的力量。而藝術家當起了社運領袖。若果想要達到社會變革的目標，他們該如何看待自己的情感？
左圖：文宣作品形色各種各樣，也有變做月餅的；右圖：Childe Abaddon編輯的文宣作品結集《納喊》，內容輯錄香港抗爭運動中產生的藝術創作、口號及文宣。圖／楊天帥提供
而這些問題，牽涉及的不僅限於「文宣藝術家」――不要以為你只做「純藝術」，不做文宣，這就與你無關。因為「文宣藝術家」和「藝術家」的界線非常模糊。很多做文宣的人（如剛才提到的柳廣成）起初出發點都不是政治，他們只是經歷了社會事件，產生一些想法和感情，透過創作表達出來。這和看到一朵荷花覺得漂亮所以畫出來差不多。只是，當這些作品廣傳，甚至被印刷出來張貼於路邊和隧道，它們才成為文宣，而藝術家也才成為「文宣藝術家」（無論本人是否同意）。我知道有些藝術家堅決拒絕文宣這個字，甚至覺得別人說他的作品是「文宣」屬於侮辱，而很多時候這心態不過是因為兩戰前後英美當權者將「文宣」污名化：我講得叫做「事實」，敵人講得就是「文宣」。這話題很有趣，但是另一件事，下次談。
時代讓香港人思考這些問題。這是香港的機會，也是香港的任務。而2020年7月開始，泰國的反政府抗爭打得很激烈，包括《華爾街日報》在內的好些大媒體都提到說，這場抗爭、還有很多世界各地的抗爭，都有參照香港模式的意味。如是，香港面對的這些問題，恐怕也會成為世界許多地方要面對的問題吧。時局的變化風高浪急，藝術也是一樣喔。你感覺到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