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期間，臺灣總督府法院有個通譯官叫片岡巖，長年記錄鄉野傳奇彙整而成《臺灣風俗誌》一書，其中，有段故事叫〈潭中的鬼哭〉，內容提到在新店溪的末流，位於名叫槓桿街的河岸，有間古寺叫寶藏巖，為乾隆年間泉州人郭治亨所建；寺廟下方有個石壁潭，岩壁下河水波濤洶湧；郭有一子，名為佛求，為寶藏巖寺中僧人；佛求有一女，九歲那年，死於臺北發生的一場地震，從此以後，鬼魂每夜在石壁潭上哭泣，哭聲迴盪山邊不絕於耳。1
數百年後，石壁潭下的河水不僅不再壯闊還濃稠停滯如同水溝，水面映照的是腳踏車道與花海的愛心型雕塑，古寺邊深邃的叢林則退位給停車場自動販賣機與惡狗；唯獨在東北強風穿過狹路所傳來的鬼哭神嚎，才讓人想起那個載浮載沉的哭泣女童。
2020年春天，我在寶藏巖國際藝術村進行三個月的駐村，在那段期間，我每天早上看著窗外跨越河面像是連結了陰陽兩界的福和橋；在週間，無數網美與登山協會阿伯在我住所前拍照留念；週末，河對面俗稱「賊仔市」的福和市場熱鬧滾滾，從新北市這頭烤香腸的繚繞煙霧中回眺，寶藏巖介於山水之間，像是個橋邊的山寨。
在清代，東有蟾蜍山、西有小觀音、腳下流淌著瑠公圳的公館是個隘口，為貨物前往艋岬前的集散地，繁榮的貿易讓官府在此設立「公館街」（意指官所）以處理漢番交易與佃租事務；小觀音山上，泉州移民搭建廟宇，用閩南話稱其為「巖仔」（意指山邊的寺廟），寶藏巖寺的祭祀者遍及新店溪與景美溪一帶，不僅信徒渡船來此拜佛，文人雅士也在此泛舟吟詩，留下詩句。
日治時期，因此地水質優良，寶藏巖開始有日軍駐紮，並留下至今仍可見的機槍堡；二戰後，撤退來臺的軍民在此搭屋造房，構築成具初期規模的違章聚落；到了1980年代的經濟起飛，來臺北工作的勞動人口在此落腳，寶藏巖人口暴增至兩百戶；從古至今，榮民、本省人、客家人、原住民、移工、學生、外籍新娘，各方天涯流落人在此匯集、融合，塑造了此地既國際又在地的文化景觀。2
總是吸引網美自拍的半樓廣場。圖／張碩尹攝影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中的藝術家居所與工作室，下方為「十字廣場」。圖／張碩尹攝影
寶藏巖儘管遺世獨立卻如一面鏡子般忠實地反映著山下的世界。它來自一場社會的實驗，其中包含了烏托邦的政治想像與社會理想，並攪和著地方勢力與市政方針，在街頭運動、公權力，與藝術家等多方角力下誕生。
據當地居民說，寶藏巖與政府的孽緣始自李登輝擔任臺北市市長期間，一天市長途經公館，抬頭瞥見盤據山頭的寶藏巖，恥於其貧民窟破敗樣貌心中動起了拆除之念。自此，寶藏巖展開了漫長的家園拉鋸戰；從李登輝規劃公園預定地、黃大洲與陳水扁拆遷不果、馬英九委託專業的都市改革組織（簡稱為OURs）規劃發展、最後2010年郝龍斌強力執行下落成了國際藝術村；耗時幾十年，歷經多任市長，寶藏巖在臺北市都市化路程上跌跌撞撞、坎坎坷坷，成了今日樣貌。
國際青年會所。圖／張碩尹攝影
現今寶藏巖的營運架構主要分為三個區塊：「寶藏家園」、「國際藝術村」與「國際青年會所」，其為2003年起OURs受臺北市文化局所委託規劃；起自「無殼蝸牛運動」，一路到十四、十五號公園的抗爭，OURs過去街頭運動的軌跡仍可在此看到蛛絲馬跡；在過去，以發展為主導的臺北市府秉持先發補償金隨後強制驅離、左手給糖右手巴掌的拆遷政策，有鑒於此方式往往導致弱勢族群流離失所，「寶藏家園」提出另一條都市發展思維：在不破壞鄰里網絡的前提下，將居民「就地安置」於原有居住地；「國際藝術村」與「國際青年會所」則嘗試將寶藏巖與國際旅客、文化工作者與藝術場景連結，從這個角度來看，寶藏巖成了1990年代起「藝術介入社區」想像之下的樣品屋，藝術家不但是文化生產者，從今以後，也肩負了活化蕭條社群與閒置空間的重責大任。
在駐村期間，我常在曾是葉偉立「小花園」的辦公室前抽煙，盯著曾堆滿奇石而現在雜草叢生的院子發呆，看著現實與記憶交錯在香菸的重重煙霧中。偶爾，山邊傳來的鬼哭像是在提醒世上的活人，這段曲折的現代化路程上臺灣人所共同失去的東西。
作為1980年代出生、1990年代成長的世代，我的童年在臺北南區度過。記憶中的臺北是個永遠處在戰爭狀態的都市，到處都是眷村、廢墟跟軍事基地；兒時的我常常牽著腳踏車沿著和平東路遊走，看著興建中的木柵線，一座座高架橋墩像是復活島的巨石，偶爾信義區陸軍保養廠開出坦克，噪音震耳欲聾，跨過建國南路之後是整片的眷村與違建，對一個本省小孩來說，那以磚塊與鐵皮堆疊而成的社區是個刺激的探險地，裡面到處是蔣公遺志、山東大饅頭與一臉兇惡的老兵。
隨著我年歲的增長，臺北也不斷演變，當我進入青少年期時，眷村被一個個剷平，軍營成了公園，違建成了大廈。
2000年初，大學時期的我踏入了寶藏巖，那渾沌、雜亂與破敗的存在還保存著過去臺北的樣貌。當時的我攀爬在蜿蜒的巷弄，燠熱夏日蚊子衝天，看著居民在雜草與垃圾交雜的廢墟中種菜、晾衣，對於人類驚人的生存能力感到佩服；發著幽冥光芒的靈骨塔後方，幾棟破屋前升起營火，火光照亮著葉偉立的工作室、劉和讓、李國民、吳中煒，與年輕人如臺大社會系的楊子頡、後來成為藝術家的陳泰樺等人，當時，他們將我所觀看的這一切稱之為「寶藏巖公社」。3
寶藏巖公社是個短暫又脆弱的存在，抗爭行動匆促而慘淡地收場。儘管本人不身處公社其中，也未參加佔領行動，至今卻仍記得當時的感覺，那塊地方儘管破爛，卻瀰漫著一股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的生命力，在那自成一格的開闊性與自由度之中，任何幼稚的行為、未周的思慮都能夠被包容與接受；反觀現在，身處現下政府與產業高度融合的藝文場景，當初那虛無飄渺的無為氣氛，包裝破爛、飄散反體制氣味的地下場景卻已不復存在。
2020年春天，當我再踏上寶藏巖的時候，過去半傾倒的屋舍已被不鏽鋼與木板強化，成為怡人的居住環境；晚上煮飯洗衣用的是臺灣古早的拼花瓷磚，早上開門即是新店溪山水與快速道路交纏的奇景；山邊警衛崗哨日夜執勤、打掃阿姨辛勤工作，整體環境已如同臺北市蛋黃區般一塵不染；長滿植被的水泥牆上茂密的植栽、山腳下居民密集栽培下生機蓬勃的菜園；坐在山城上的兩個咖啡廳「秋紅」與「尖蚪」中，讓人忘記了臺北城的喧囂與嘈雜。
自開村來十多年時光，山城已成為藝文場景中的一塊版圖，除每年舉行的寶藏巖光節、大小表演、藝術展覽在此發生外，也有回應此地特殊歷史的佳作，如2017年許峰瑞所策之「歲月違章――寶藏巖歷史重述展」，其以策展方式重新拆解過去，揉合出寶藏巖的時間、事件、記憶與生活的光譜。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每年徵選國際藝術家來此發展作品，相較於現下盛行以徵件主題主導藝術家創作走向的「策展式駐村」，總監李曉雯則強調國際藝術村的開放性，在不限定概念與形式的條件下，提供藝術家在此自由工作的特殊時空。
除短期駐村外，寶藏巖另有提供長期進駐的「微型聚落」，最久可達九年，進駐單位包括「差事劇團」、插畫工作室「三貓俱樂部」、利用電子廢料創作的「Kjohn的再生軍團」、從事暗房與攝影教學的「Mechanman Lab」等；整體來說，「微型聚落」不若短期駐村當代藝術氣息濃厚，而偏向社區藝術與文創、舉辦串連活動，保持開放的「微型聚落」也讓寶藏巖有了另一層的「親民性」，每到週末，為數眾多的民眾在多個工作室間串門子，讓人勾起過去鄉間的鄰里情懷；相較於短期駐村的「過客」，長期進駐者也與居民發展出深厚感情與合作關係，如從開村至今與居民共創生態農園的藝術家周靈芝。
寶藏巖「微型聚落」中，從事暗房與攝影教學的「Mechanman Lab」。圖／張碩尹攝影
寶村柑仔店。圖／張碩尹攝影
在硬體設備上，寶藏巖除了木工工作室之外，並無寬敞空間與專業機臺供創作者使用，山城地勢又限制了大型作品的進出與材料搬運，讓在這邊發生的計畫有了材質與物理空間的限制；由民宅修改、格局破碎的展演空間，對善於回應場地的藝術家是有趣的挑戰；對於習慣於超高解析度影像與美術館規格的藝術家來說，此地的影音配備則會讓人掉淚；辦公室裡的骨幹是小編制的行政與實習生，儘管年紀偏輕偶有經驗不足的情況，整體來說還是個有熱情、在有限資源下賣力完成工作的團隊，這樣環境雖然稍顯克難，很多時候還比在組織龐雜、通訊混亂的大型單位裡瞎子摸象強得多。
寶藏巖因其特殊屬性也面臨許多經營上的挑戰，狹窄巷弄增加展覽調配的困難度；潮濕漏水的房舍不僅難以維修還增加器材損壞率；蚊蟲飛舞、極端氣候條件導致遊客數量不穩；無法在各大網站提供網路訂位的「國際青年會所」則面臨住客率的低落。經過了多個年頭，「寶藏家園」的住戶也日漸凋零，在「寶村柑仔店」旁的棚子下總是坐著幾個聊天抬槓的阿伯與阿姨，在他們眼中，這個藝術家職場生涯短暫停留的山城，卻是婚喪喜慶、生老病死，世世代代在此刻劃生命的土地。他們的言談間，也透露著對未來的焦慮，眼看與市政府的12年居住合約將在明年到期，原住戶的去留與新住戶的到來，都將為社區帶來不確定因素。
源自於社會正義與文化參與的精神，寶藏巖是政治理想與藝術想像所創造出來的烏托邦，它抗拒都市化的侵蝕、經由眾人努力被保留下來，成為了臺灣人在現代化路程所遺留下的共同記憶，但同時，就如同許多散佈在臺北都會角落的歷史建物，它是一張被數位修復的老照片，在高解析度與彩度下細節盡失，成為對抗過去的「非記憶」。作為一個歷史聚落，寶藏巖缺乏對於過去的系統性整理，旅客在此走馬看花，到此一遊，卻往往不知所以；作為一個藝文單位，寶藏巖卡在美術館、替代空間與文化園區之間，不上不下，角色模糊，但也因為它的不確定性，提供了文化工作者相較自由的創作環境。寶藏巖的複雜存在讓經營者左支右絀，但它就如同臺灣社會的縮影，在大時代下連滾帶爬，卻在多舛的命運下保持堅韌的身段。
在駐村結束的那天，我提著行李最後一次眺望這個福和橋邊的山寨，似乎石壁潭邊傳來一道道無聲鬼哭，述說著已經沒有人聽到的古老故事，然後穿過重度污染的河水，在霾害嚴重的臺北天空消失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