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哲學的物轉向（material turn）自1990年代末以來，就開始預告了21世紀理論思維的幾個方向：新物質主義、思辨現實論、客體導向本體論 1。這些理論思潮在當代藝術的語境中逐漸產生影響力，首先來自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於2005年在卡爾斯魯厄藝術與媒體中心（ZKM Center for Art and Media Karlsruhe）策畫的「讓物件公共化：民主的氛圍」（Making Things Public: Atmospheres of Democracy），直到2012年由卡羅琳．克莉斯多夫－芭卡姬芙（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策畫的德國卡塞爾文件展（dOCUMENTA 13），藝術史家與藝評才在作品美學與展覽形式的實際展示中，展開奠基於當代藝術視野的「物」哲學思考，其特別體現在展覽論述與出版品中對於客體導向本體論（Object-oriented Ontology，O.O.O.）的指涉，並收錄思辨現實論哲學代表葛拉漢．哈曼（Graham HARMAN）的〈第三張桌子〉（The Third Table）一文；皮耶．雨格（Pierre HUYGHE）以蜂巢與一隻腿裹著粉紅色布帶的白狗組合成的著名裝置作品《無題》（Untilled），即是當年文件展中的論述焦點。若要說卡塞爾這座城市作為探索當代藝術與新唯物哲學的特殊基地或許也不為過 2，自2013年起，策展人蘇珊．普費弗（Susanne PFEFFER）在弗利德利希安農博物館陸續策畫了將思辨現實論與後網路藝術連結的「推測匿名物質」（Speculations on Anonymous Materials），以及2014年的「自然之後」（Nature after nature）與2015年的「非人物種」（inhuman）。從臺灣本地的脈絡看來，台北雙年展在2014年尼可拉．布西歐（Nicolas BOURRIAUD）回應新唯物哲學的「劇烈加速度」之後，也持續聚焦了環境運動（後自然）與氣候變遷（你我不住在同一個星球上）在這波思潮中的藝術型態；2014年，呂岱如亦曾策畫名為「物非物」一展，面對歐美藝術界的潮流，更具有在地生產脈絡的策展實踐，或許要屬由許家維與何子彥策畫的2019年亞洲雙年展「來自山與海的異人」。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由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在花蓮舉辦的「物導向本體論當代藝術工作坊」，集結創作者、部落藝術工作者，以及學院教師共同激盪；黃建宏在工作坊中發表的〈初談「物導向」〉一文為人類世的藝術前景提出幾個觀察，在談到「尋找與物的關係」，強調了「回返過去前現代的信仰與宗教，抑或朝向成為生態尖兵。這項思維的風波，隨後我們發現分別朝向了『萬物有靈』與『後人類』這兩個方向的發展，前者以各種宇宙論對於物進行再次的『生態系』化，而後者則以科學如何對於人類進行更為內部的改造，來強化一種未來式的論述。」這個結論很大程度地描繪了當代藝術創作狀態中與人類世議題交鋒的實踐光譜。然而，在新唯物思潮下的當代藝術發展裡重新談「物」，真的那麼新穎嗎？從藝術史中超現實主義發展之初對於原生藝術、日常物件的使用，到馬歇爾．杜象（Marcel DUCHAMP）所發展的現成物概念，甚而，藝評人邁克爾．弗雷德（Michael FRIED）在1967年所提出的「objecthood」及其與極簡主義的發展關係，或是2010年藝評人斯凡．呂提肯（Sven LÜTTICKEN）透過重新爬梳藝術史與「Thingness」的關聯性，進一步反批新物質主義潮流中拉圖對於批判理論的棄守，此些例子不約而同地闡明了「物」在現代藝術史發展以來不同階段中曾經扮演的角色。如何重新評估不同藝術史時刻對於物的看法，進而在當代藝術創作、乃至於評論實踐想像「尋找與物的關係」過程中，一併將對於美學的權衡與評斷納入更有生產性的論辯，是我欲在當代藝術的語境中理解新唯物哲學與人類世議題的探問。除此之外，更待深入闡明另一個議題則是，當我們在中文語境中思考藝術裡的「物」時，究竟我們指的是object（物件）？thing（物）？還是material（物質）？
延續前一段談到當代藝術裡朝向「萬物有靈」與「後人類」的兩個趨勢，這篇文章將聚焦以荷蘭烏特列支作為學術基地的當代哲學家、新物質主義學者羅西．布雷朵蒂（Rosi BRAIDOTTI）以及她於2020年夏天主持的線上課程「後人類匯流：理論和方法論」（Posthuman Convergences: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談到「後人類」，比較令人熟悉的論述大都奠基在唐娜．哈洛維（Donna HARAWAY）的「賽伯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中人類與機器的結合混生，亦或是凱瑟琳．海爾斯（N. Katherine HAYLES）的《後人類時代：虛擬身體的多重想像和建構》中連結控制論和訊息時代的科幻視角；甚至更多關於後人類的討論，也會連結到植入式科技裝置、提升人類效能的當代科技實踐（雖然，在布雷朵蒂的「後人類」論述中，卻是強烈反對將「矽谷思維」視為反省人本中心的唯一路徑）。布雷朵蒂將「後人類」思考視為一種導航工具：「我們如何不再是『人』？」，藉此面對我們身處的星球提出問題、憂慮，甚至是一絲希望。也是在這樣的研究關懷中，布雷朵蒂主張後人類研究勢必處於不同研究的匯流（convergence），一方面帶有「反人文主義」、「後人文主義」的精神，另一方面則是在「後人類中心主義」時代重新反省「人」的定位。
布雷朵蒂，1954年出生於義大利、成長於澳洲，在索邦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師承法國後結構主義哲學家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並受到女性主義思想家路思．伊瑞葛來（Luce IRIGARAY）的影響甚深。她於1996年提出「新物質主義」，亦是近二十年來在後世俗女性主義（Postsecular Feminism）與後人類思潮中的重要的當代思想家。布雷朵蒂自1988年起任教於荷蘭烏特列支大學，除了是烏特列支人文學院的創立元老，亦於日後設立了在歐盟頗具影響力的女性研究中心，而烏特列支大學也在新物質主義的論述生產上成為重要的據點，例如汪德徒鶯（Iris van der Tuin）及都彿英（Rick DOLPHIJN）合著的《新唯物論：訪談及製圖》（New Materialism: Interviews and Cartographies）（2012）。而「後人類」思想則是布雷朵蒂自2013年以來反覆透過不同專著建構其立論的主題，除了目前已有中文譯本的《後人類》（The Posthuman，河南大學出版社於2016年翻譯出版），還包括2018年的《後人類女性主義》（Posthuman Feminism）與《後人類辭典》（Posthuman Glossary），以及2019年的《後人類知識》（Posthuman Knowledge）。
曾經聽過布雷朵蒂演講的人，應該都會對於她極具渲染力、且充滿幽默與機智的演說方式印象深刻。這也是我在參加由她所企劃的夏季班之前，從不同演講影片中得到最強烈的印象，不論是她在界定何謂她所欲定義的「後人類」時，開玩笑地說，如果你能夠順利地唸出「post-anthropocentricism」（後人類中心主義），那你幾乎就可以成為此門學問的專家了；或是在強調以「人類世」作為主題研究的爆炸性增長時，使用迷因（memes）來形容這些層出不窮的新穎詞彙，例如：Chthulucene、Capitalocene、Anthropocene、Anthrobscene、Plastic-ene、Plantationocene、Mis-anthropocene。然而，在針對當代加速主義式的學術生產進行調侃之餘，布雷朵蒂認可了這些潮流顯現了在逃逸於以人類中心作為框架的論述能量，更近一步地，在她的理論體系中，重新強調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的傳統如何介入後人類相關研究的知識生產。亦即，若19世紀初始「人」的定義是以歐洲白人男性的意識型態為中心，而今「人文主義」的思想地位面臨多方挑戰，在後殖民、種族、女性、酷兒等論述的反省視野之下，布雷朵蒂會用她幽默又睿智的語氣說道：對於「人」陷入了大麻煩，我很遺憾，但我更想問的是，我是「人」的一分子嗎？「女人」一直以來都屬於「人」嗎？黑人、猶太人、酷兒、跨性別者呢？在她的質問中，另一個關鍵論點則是：自何時開始，「人」被視為一個可以概括所有身分的詞彙？彷彿那些排外的、劃分他者界線的醜惡歷史不曾發生過。事實上，我們（非歐美白人男性的不同群體）如何被納入「人」的進程是不同的，然而，若要深入這個糾結交錯的歷史問題，布雷朵蒂會說：「首先，我們必須先為自己斟上本日的第一杯琴湯尼。」
在新唯物思潮的眾多爭辯聲浪中（特別針對思辨現實論、客體導向本體論），一個常見的批評即是這些「物」哲學對於批判理論以及政治動能的忽視 3；意即，作為宣稱去人類中心的哲學，卻似乎在對於物的各種關係探討中，擴張了人的詮釋視野，而這個過程中引發不同面向的政治和倫理問題，卻無從透過其哲學本身解答；以拉圖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ANT）為例，即有諸多論者認為它缺乏實質性政治批評的社會學觀點，拉圖自己也曾為文提出「批判」在當代的無用 4。對此，布雷朵蒂以反覆援引17世紀荷蘭哲學家巴魯赫．史賓諾莎（Baruch SPINOZA）的倫理學與其肯定性倫理（affirmative ethics）作為回應，強調新唯物思潮必須重新肯認批判理論傳統的迫切性；同樣的意圖，亦反應在「後人類」研討課程的規劃中。
為期七天的線上課程「後人類匯流：理論和方法論」（Posthuman Convergences: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圖／陳琬尹提供
2020年，因為受到COVID-19的影響，以往在烏特列支大學舉辦的「後人類」夏季課程變更為期七天的線上模式進行。以教育學、文學與文化研究（「牙齒」在文學史的發展意象）、新物質女性主義與藝術（移民社群的繪畫工作坊）、數位與演算法文化（演算技術史裡的女性先鋒與大數據裡的異域）、法學理論與非人類（當代戰爭仿生武器的法理議題）、解殖與原住民知識論（都市規劃突圍與原住民自治議題）、後人類倫理（德勒茲、史賓諾莎與我們）為主題，進行探討。此外，布雷朵蒂在七日的課程中以「後人類批判思考」、「何謂後人類主體」、至「後人類知識生產的關鍵概念與方法」、「後人類倫理」等議題進行不同場次的主講（內容皆可參見其最新著作《後人類知識》）。課程期間，除了看見不同領域如何運用批判的後人類思考進行研究，令我印象深刻的，亦包括布雷朵蒂論述「後人類主體」的意圖，以及其對於當代知識分子與左翼處境的批判。作為一位女性主義者，布雷朵蒂特別關注「主體為何？」的問題，因為對她而言，如果我們不談主體，也就意味著迴避了性別、階級、種族等權力關係不均等的議題；這也是她對於思辨現實論、客體導向本體論，乃至於拉圖的「行動者網絡理論」的不滿之處 5，因為在這些論述中僅消除了以人為中心的思考，並未更積極地提出無人、非人之後的遠景。
「憂鬱是主導當代生活的情緒，只有極少數人不會在這個時代感到沮喪。」布雷朵蒂認為這是一個所有人都處於精疲力盡的時代，我們必須承認一切真的糟透了，理論疲乏、後勞動疲乏、民主疲乏……。然而，她倡議透過德勒茲回顧史賓諾莎的哲學語境，找到反轉「否定性」（negativity）的「肯定性」（affirmative）能量，應是知識分子在當代實踐的重要道路。特別呼應在地情境的是，布雷朵蒂也提及了LGBTQ運動與右翼勢力結盟在法國、荷蘭、德國的複雜處境。為了強化移民社群的宗教價值（伊斯蘭宗教為主）與民主意識的衝突，右翼政黨結合LGBTQ運動能量，策略性地突顯移民社群在西歐社會的「格格不入」；事實上，就在「後人類」夏季課程開始的前幾周，荷蘭正在肺炎疫情中迎來一年一度的同志遊行（Amsterdam Gay Pride），屬於右翼政黨的同志遊行主席卻在籌辦期間公開對於難民議題發表不正當言論而引起軒然大波，為阿姆斯特丹同志遊行在疫情之外蒙添另一個陰影。「後人類」夏日課程的線上結業儀式中，布雷朵蒂邀請哈洛維作為神秘嘉賓，哈洛維分享了她在移民社區擔任英語教師的近況，並且向學員們推薦了幾本兒童繪本和年度科幻小說，即便只是預錄好的影片，也足以讓參與的成員們在留言板或視訊框裡手舞足蹈地歡呼。
座立於東阿姆斯特丹的史賓諾莎紀念雕像。圖©FaceMePLS
2020年8月，結束了連線烏特列支的夏日哲學課，肺炎疫情仍持續在歐洲肆虐，口罩、消毒酒精、社交距離和虛擬連線早已成為讓人習慣的新日常。我走出家門，踏上單車往東阿姆斯特丹的方向騎去，那裡是阿姆斯特丹歷史悠久的猶太社區，也是猶太歷史博物館和紀念碑的所在地；猶記得在剛入學的運河導覽中，年輕的解說員告訴我們，在阿姆斯特丹你不會看到8號電車，因為二戰時期，就是8號電車路線將東阿姆斯特丹的猶太人大批送往荷蘭境內的集中營，因此在1942年之後官方即禁止以該編號標註電車。不過，我的目的地是座落在猶太反抗紀念碑不遠處的史賓諾莎紀念雕像，生活於17世紀阿姆斯特丹猶太社區的史賓諾莎即是在這裡被開除教籍、趕出教會，而後以著作《倫理學》成為一名影響深遠的思想家。奠基於德勒茲於1970年完成《史賓諾莎的實踐哲學》以及1970年代法國哲學對於史賓諾莎的相關評論與研究，布雷朵蒂也不僅一次在她的著作和演講中重申史賓諾莎的重要性，並進一步倡議在人類世所造成的種種悲劇中，「我們確實一同身處當代窘境，但『我們』並不一樣。」（We are in this together, but “we” are not the same.）。穿越城市，我抵達運河旁佇立的史賓諾莎紀念雕像，乍看像是一座撲克大偶，莊嚴與拙巧兼具，在雕塑家Nicolas DINGS的構思下，雕塑大袍的表面以花和鳥錯落裝點，作為這座城市多元包容的象徵。熱浪來襲，烈日下的阿姆斯特丹街頭人潮依舊，看似不受疫情影響。「國家的目的是自由」，讀著雕塑上刻著這句史賓諾莎的名言，我聯想起疫情爆發以來，歐洲許多宣稱官方防疫管制侵犯自由的遊行與宣言，不禁莞爾。或許，沒有什麼比一場全球化的病疫，更能迫使我們想像人類之外、人類之後的生存處境和結盟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