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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經濟」亞洲播種 如何拿回網絡擁有權——2018 香港平台合作主義聯盟大會

在貌似TED的分享會上,演講台上講者說道:「觀看歷史就知道,所有商業模式都已經死了!現在是分享經濟當道的年代。這是一個六百億的產業……」兩個創業的年輕人正苦惱如何說服他們的投資人,想出一個新創商業模式,逛到超市時主角靈光一閃:「如果我們每天都要做的就是『付錢買東西』,那我們能不能邀請所有人一起發展一個屬於他們的地方,讓他們買賣自己所需的東西?」

這是由兩日平台合作主義聯盟大會最後一場座談——來自澳洲的BCCM合作社(Business Council of Co-operatives and Mutuals)及相互保險公司的CEO梅麗娜・莫里森(Melina Morrison),在講談過程中播放的挪威《litt ditt coop》微電影廣告裡的台詞。所有人都愛便利又便宜的Uber和Airbnb,熱愛在Facebook、Instagram分享我們的生活、認同的事物,但你是否想過所謂「分享經濟」是分享誰的經濟,又是誰享受了分享經濟下的成果?

澳洲的BCCM合作社在大會中分享挪威的微電影廣告《litt ditt coop

2018年爆發Facebook資訊醜聞,在馬克・祖克伯(Mark Zuckerberg)蒼白如外星人臉龐後,我們已經明白在享受免費、快速的科技平台的同時,一舉一動也正在受到資訊監控,但有多少人自此之後跟臉書說了再見?難道這裡沒有一條道路,指引人們在享受科技、網絡、便利的同時,生活與經濟怎麼變得更好、更公平嗎?

草皮前還堆滿著颱風重創香港掃落一地的枝葉,來自世界各地的平台合作主義運動者在此齊聚一堂,在香港中文大學勞動光榮紀念碑前,面對仍炙熱的秋日陽光留下合影。

2018年9月28至29日,平台合作主義聯盟大會(Platform Cooperativism Consortium , PCC)首次在亞洲(香港中文大學)舉辦,題為「播種:亞洲的平台合作運動」。「平台合作運動」(platform cooperativism)始於2015年,紐約新學院(New York New School)文化和媒體副教授特雷伯爾・索爾玆(Trebor Scholz)與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媒體研究客席助理教授兼記者奈森・施耐德(Nathan Schneide)共同發起了第一屆平台合作主義大會:「平台合作主義——網絡.所有權.民主」。平台合作主義大會除了在紐約舉辦,也推向柏林、倫敦、布魯塞爾、巴塞隆納、托斯卡納等城市。

根據國際調查顯示,全球有85%的勞工並不覺得投入(engaged in)他們的工作。1作為一個停損點,顧問們教導企業管理者去灌輸員工一個幻象:「感覺他們也有擁有權」。這是大多數人希望在他們經濟生活中經歷的,對員工和消費者也都是2,就像臺灣著名的那句廣告詞:「全家就是你家」,這樣的邏輯被套用在許多企業的宣傳上。

與此同時,互聯網不只幫助了你的工作,也控制你的生活。報導指出2019年可能是號稱「共享經濟」的網路獨角獸Uber與Airbnb上市上櫃的「最後一年」,這兩間網路巨頭:Uber從2009 年創立以來,已經歷過18輪募資,共220億美元的風險投資; Airbnb則創立於 2008年,總募資額已經達到30億美元。3

在互聯網與智慧型手機的推波助瀾下,零工經濟(gig economy)正在全世界的勞動力崛起,無論好壞,這都是全球化下所產生最新的應變方式。可以被跨國外包的工作,透過「人類雲」(human cloud)來完成,公司在Upwork,Freelancer和Fiverr等平台上提供這些任務,讓世界任何地方工作的工人都可以「投標」來完成所提供的工作。4

剩下不能被離岸外包的職業,被大型線上平台像是Uber或Airbnb所壟斷,這些平台聲稱他們所提供的服務是「共享經濟」,事實上卻是一種隨選服務,平台開發者向使用者收取高額的服務費,借助眾人的力量,幫助這些大型線上平台成為新興全球化公司上市上櫃,同時讓它們規避了支付員工生產工具與基本福利等負擔。

索爾玆說,「平台合作主義挪用線上平台的技術核心,並將它放入合作社模型,這種模型使工人、所有者、社群和城市團結協作,並導向政治權力。平台合作社由參與其中、為平台創造價值的人集體所有,並且集體管理;『共享經濟』的企業平台榨取勞動者價值、利用用戶數據為股東牟利尋求投資回報,平台合作主義則強調為勞動者提供更體面的工資、收入保障和福利,以及良好的工作氛圍,且保護勞動者免於欺凌、杜絕過度監視並賦予勞動者有自願下線的權力。」

正因為是「播種」,其實本次的大會中能看到的「亞洲合作平台案例」並不多。在中國,早期有工業、農業、城市信用合作社,工業合作社主要為政府監管,目前能由人民自主發動主要為農業合作社,而中國最後一間城市合作社在2012年轉型為銀行走入歷史。在香港,早期在回歸前受英國統治時期還有一些農民、漁民的合作社,並受合作社條例所控制,在回歸後,這些關於合作社的條例已經極少被使用,大多數合作社的組織者會以成立非營利機構的方式實踐合作精神。5在台灣其實已有總數四千多家的合作社,其中兩千多間是早年由學校機關成立的消費合作社,而現今這些合作社面臨政府管理人力不足、法條陳舊、人力老化等問題。6

此時,要解決「零工經濟」問題、「共享經濟」的弊病,「合作社組織」也處於更新的交會點——平台合作運動正在一個重要的時刻。

There are Alternatives

不對未來撒謊是不可能的,人們可以隨意撒謊。(Not to lie about the future is impossible and one can lie about it at will.)

──納姆.賈波(Naum Gabo)

索爾玆曾為文引用韓炳哲的《倦怠社會》一書,他說道:「我們生活在傳說是以自由,實際卻是以成功導向的社會,任何事情都由『是的,我們可以』這樣的號召決定。最初是一種自由的感覺,但很快它伴隨著焦慮、自我剝削和抑鬱。」

舉動畫《瑞克與莫奇》(Rick and Morty)其中一集的角色「使命必達先生」(Mr. Meeseeks)為例更能簡單理解。使命必達先生的存在只為完成一個簡單的目標,他的口頭禪是「Can do!」,他們只為了完成他人的願望而存在,卻因為無法達成目的而暴走互相殘殺。今日我們有了更快的網絡,更進步的科技,知識的傳播變得更容易了,斜槓青年都能學會連續後空翻,但大多數人仍是使命必達先生,只能以完成他人的願望來終結自我。

1995年理查.巴布魯克(Richard Barbrook) 和安迪.卡麥隆( Andy Cameron)在《Mute》發表的(加州意識形態〉(The Californian Ideology)就已經揭示了當年加州矽谷新貴崛起時,高科技意識形態倡導者在掌握了技術,賺入大把鈔票下,否定了社區和社會進步的概念,當年文章呼籲人們重新討論什麼樣的超媒體適合我們的社會願景,如何創造我們想要使用的互動產品和線上服務,用以實現人們的共益與共善,合作平台主義在亞洲正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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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Gallup Report.“State of the Global Workplace”,2017.

2. Nathan Schneider .Everything for Everyone: The Radical Tradition That Is Shaping the Next Economy,2018.

3. Fortune.“2019 Could Be a Record-Breaking Year for IPOs, With Valuations Topping $100 Billion”.

4. Sarah O’Connor.“How to manage the gig economy’s growing global jobs market”.Financial Times.

5. 黃孫權、Trebor Scholz、Thomas Dönnebrink、Ela Kagel、Darren Sharp、Neal Gorenflo、 Maira Sutton等。《讓我們平台合作社吧!》,中國美院網絡社會研究所 ,2017。頁95。

6. DHL。〈台北拍腦會#2 全記錄:政府永遠就是在進步公民後面〉

(本文原刊載於2018年12月份發行之C-LAB電子報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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